【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2萬的網紅朱學恒的阿宅萬事通事務所,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用民調判別民意走向,才能有正確的選舉方式。從科學角度,探究民意,才能夠掌握民意。 藍營每次都無法掌握民意,甚至還使出過蓋牌通通都不信的大家閉上眼相信我之術,最後不但大敗,而且還敗得比民調還慘。組頭都比政治人物相信科學呢! 請大家仔細思考吧。 民調以一個社會科學來講 它的科學性在哪裡 為什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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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干擾變數意思 在 靈魂的設定 - 菜菜子的人類圖筆記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 20210228 | 關於 #運動 和 #憂鬱
#憂鬱 不是用來消除的
#運動薦骨和情緒
沒什麼寫文章的2021,前兩個月,除了給學生上網課,我都在運動。
除了居家隔離期間必須在家獨自運動,其餘時間都是在健身房。
而就在今天,當我連續第三天運動,無法順著心情來決定自己不運動(因為不好意思去取消已經排定好的約,硬著頭皮來赴約),最終動完後,憂鬱似乎轉變成了 #空虛 。
我可能以為,我 #空根 的壓力,來自於遠離他人,便能夠完全釋放,甚至,在大家常說的「運動排解壓力」的常識中獲得實現。
如果不是身體自行移動,靠運動來度過這段低落期,那麼低落並不會遠離。
運動的某些時刻,因為有音樂的變數(健身房要放什麼音樂我無法控制,正如打這篇文章時竟然放抒情樂😆),我可以感受到心情的變化。暢快淋漓,不只是身體能量的淨空,也是情緒的釋洪。
然而,這不是每次運動的必然結果。
憂鬱的紓解,可以往創作出走,來自於對自己坦承。這無關他人,但有可能因為家族通道的運作,讓人前來關心,並且因誤解而責怪,不明白個體的憂鬱「是在哈囉」。
但這形成另一股壓力,一股我要對你「笑臉常開」的壓力。
因為「憂鬱」是一樁,如果我自己不能順應身體和自己的開放頭腦,就無法解開的懸案。
然而,這似乎又不代表要遠離人群。
居家隔離的期間,我多的是在家的時間。再也沒有多人能量場的干擾,而最終回到了家庭面要處理的功課。陳年記憶的老情緒翻攪而出,未必時時都能直面。
而撇除家庭,越是獨處的時間,越是無人接觸的時候,憂鬱就會更加無解。
當我不寫作,但就靠運動,想要消除憂鬱給我的「低潮感」時,感覺無功而返。
因為6-59,我好像隨時可以掛上面具,笑逐顏開,靠著外來能量場轉換心境。但個體憂鬱搭配家族,我感覺,我需要的是支持和陪伴,勝過對方給我不必要的指導或開解。
我不是要求他人明白個體人內在經歷的過程是什麼(拜託,我都不知道個體部分正在經歷些什麼),而是接受個體這樣讓人無解的詭異狀態,等到腦袋了解的雨過天晴來臨時,我會明白你給我的支持,就是最單純的 #陪伴 。
你從來沒有明白我什麼,但是我會感謝你給我的支持。「你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支持。沒有言語。因為不管那6-59的親密,或是個體的憂鬱從來不是語言能給到的安慰。
而最後我明白了,憂鬱雖然 #流過 了我,而我也難免偶爾以為 #我就是憂鬱本人;但那段我難以察覺的時間段,你的 #在 就是最棒的安排。而等到我終於開啟察覺,在寫作段結束後,釋放完憂鬱的能量,才認識到憂鬱存在於我,但不是我。他不來自於我之外,消除不了;但它也不是我。我只是一時誤以為我是它。
#當家族通道和個體通道共存
#菜菜子的人類圖筆記
干擾變數意思 在 朱學恒的阿宅萬事通事務所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用民調判別民意走向,才能有正確的選舉方式。從科學角度,探究民意,才能夠掌握民意。
藍營每次都無法掌握民意,甚至還使出過蓋牌通通都不信的大家閉上眼相信我之術,最後不但大敗,而且還敗得比民調還慘。組頭都比政治人物相信科學呢!
請大家仔細思考吧。
民調以一個社會科學來講
它的科學性在哪裡
為什麼現在我們會說
民進黨現在執政幾乎完全看民調來做事
當初你是怎麼樣接觸民調
民調 因為我念政治系
那我是1975年念政治系
正好是美國行為主義的革命
民調其實就是
可以這麼講就是近百年社會及行為科學的結晶
因為我當時在念大學的階段
正好接觸到這一個行為主義革命
我非常投入到這個裡面
因為一般對政治學的了解都是傳統政治學 對啊
我們講的政治學是科學政治學
也就是說是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
就量化的研究方面最出名的那當然就是
我們講說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研究
以前我們不叫民調
民調比較像說是市調啊民調這些東西
不過無論如何
我講比較簡單一點
民調作為一個科學它的根據是在於說
它有嚴謹的統計學的基礎
然後有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法的這些測量方法
那麼結合起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 人類學等等等等
這些所謂其實是一個科技整合的東西
民調作為一個目前這個
了解一般社會大眾的政治態度和行為
做一個科學工具來講那是非常成熟的
董事長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我們學電機的時候
物理有一個叫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行為科學呢在調查方面
有沒有類似這樣狀況
因為我先講我見過很多很惡質的民調方法
他根本沒做民調
他就是打給你
我告訴你喔 這個我們今天要做個民調
但我告訴你朱學恒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渣
請問你支不支持人渣來選立委
像這樣子的干擾行為
在民意調查裡面
這個董事長是專家你要怎麼去隔離
isolate這一類的變數
而不會導致民調變成是誰做就可以操縱
我題目設計就可以操作 這要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這很簡單
如果是蓄意要做假民調
那種就沒有什麼科學的可談
它不是科學 不是科學
所以假民調或劣質民調是很多的到處都是
如果你要講說憑什麼我要講我們這個是真正的民調
民調的過程裡面也會碰到很多
有些人故意惡作不表示真實態度
對不對 對
可是我用一個簡單的理論講
你可能也聽過大數法則
所謂的大數法則簡單講就是說
當你的樣本足夠大的時候
你的樣本所得到的一些估計值
比如說平均數
它會跟跟母體平均數會幾乎完全一致
那如果你的樣本夠大怎麼樣叫夠大呢
以目前來講其實100個樣本都相當大
100個就夠大啦
那我們都要求1000個以上的樣本數
比方說在我們說在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的情況底下
我們希望因為任何調查都會有誤差
我們希望你這個誤差不會太大就正負三
在正負三的這樣的一個誤差範圍之內
我們是可以接受
那樣本那隱含的說樣本會多大呢
就是1068
1068個隨機取樣的樣本得到的
那它的估計母體的這個誤差
我們大概就是正負三
我的意思就是說
談民調的精準度要先撇開所謂假民調
假民調沒辦法去談
就完全沒辦法就跟玄學一樣
他是故意做假民調根本沒做民調對不對
沒有做民調宣稱做假民調然後還有數字
那他絕對不會把他的樣本拿出來給你看
那但是正規的民調
一定是經由這樣的一個非常嚴謹的程序
得到的一個就是抽樣完之後他還會訪談
訪談之後呢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其實對政治不是那麼感興趣
我最近幾年才開始注意政治因為工作的關係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民進黨才把
民意調查或是數據化的政治科學
當成那麼重要的一個施政依據
而不相信自己能夠聆聽民眾的聲音
那這個事情我覺得最近很嚴重
就民調不跌
他根本不在乎你在那邊靠北什麼東西
他認為都假的
這個狀況演變我覺得可能跟您當年的民進黨也不一樣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我倒是可以提供你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跟經驗
理論是什麼
有一位非常...叫??一個德國人
他曾經講過一個好的政治人物
他必須具備一種能力
就是說能夠預期民意反應的能力
能夠預期民意反應的能力
不但是專制的君主也好或者是這個
民主國家的元首總統也好
都應該具有這種能力
因為這樣才能夠知道民心知道民意
民心之所向
但是這個
民調其實是可以補足這些政治人物的不足
因為天縱英明的這種政治領袖很少見
一般的這種很平庸的這些政治人物要怎麼樣去了解
影響民意在哪裡
你比方說好了 美國這麼大一個國家
美國總統怎麼了解美國選民的意向是什麼
當然是民調
除了民調還有什麼
那民調就是一定要很精準的民調
所以美國歷屆總統沒有一個不重視民調
所以重視民調不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在台灣才很奇怪
台灣在批什麼民調治國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這是一個威權心態很重的
或者是對民調不了解的人講出來的話
你當然講說這個市井小民
比方說菜市場 夜市啦
那是輿情應該去搜集應該去了解
但民調跟這個輿情沒有互相排斥 沒有互斥
民進黨對於民調的態度
特別是過去 我講過去這5年好了
我覺得是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跟更長遠的過去是不一樣的
小英當政之後我有一個感覺
民調高她就很高興 民調低她就怪民調
我最後簡單的問一個問題
以游盈隆老師過去5年的民調的經驗
你覺得2022年民進黨好不好選
當然不好選
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是一個很敏感的指標很好的指標
在測量政黨的社會支持
現在是最低的時候
民進黨次低的時候是在2018年的11月12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慘敗的時候
慘敗的時候就是23
現在選戰都還沒開始你就已經22點幾了
怎麼可能好 不可能好
所以你現在要收拾殘局嘛
民進黨政府要怎麼樣收拾殘局來避免2022全軍覆沒
或者是2022能夠勉強維持目前兩都四縣市的局面
可不可能不知道
那顯然是一場苦戰
直播日期:游盈隆6/30
直播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DJ45oO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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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happy310 (happy310)》之銘言:
: ※ [本文轉錄自 Master_D 看板]
: 作者: happy310 (happy310) 看板: Master_D
: 標題: [請益] 中介變數與干擾變數的檢測
: 時間: Sat Oct 18 11:33:10 2008
: 關於研究方法的部分想向各位先進請教!
: 目前我想檢測一個變數是當干擾變數還是中介變數亦或是兩者皆可,
: 因為真的不懂,
: 想請問這樣可以檢測嗎?
: 該要如何檢測?
: 我不知道怎麼找相關的文章,
: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直接做中介或直接做干擾,
: 我又該用何種方法才能檢測?
: 附註:我的x和y裡面都含有兩個以上的構面
除了統計方法的檢定可能有問題之外,
理論上有辦法講的通一個變數既是中介變數、又是干擾變數嗎?
我覺得不太容易耶
統計的檢定是follow理論的觀點與合理的假設推論而來,
如果理論上真的說的通某個變數M既能中介X跟Y的關係
(亦即,X會透過M進而影響Y),且在M的高、低不同的狀況下
X跟Y關係的強度又可能改變,
再來談看看統計的檢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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