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時光今年與尖端出版合作的作品─「年記」，共16本，自1960年至1975年，以「年記」為名，每一年選出當年的30張照片，邀請當年出生的作家創作。
朋友們持續傳來的閱讀及收藏好評，
為報時光在歷史資料探勘、轉化的路，
添了柴火，謝謝大家支持。
分享給大家「年記」系列，
由作家吳鈞堯撰寫的推薦。
過去的時光不會再回來，
而創作者的影像和文字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痕跡，
如果你還不大清楚，一起來了解
【2021-03-20/聯合報/D3版/聯副．周末書房】
關於歷史從我說開始
【吳鈞堯】
推薦書：1960-1975《年記》系列（尖端出版）
年記，為年代依序記錄，由報時光與尖端出版聯合企畫，以三十張老照片為引，勾勒舊時代。
「年記」與「年紀」發音同，實則前者大時代、後者小敘事，但沒有「小」的餵養，時代的「大」何處著床？故而出生年為軸，一九六○到一九七五，十六位作家，依照出生年一字排開，浩浩盪盪成為歷史敘事。
要出生在一九六五年的李進文書寫一九六五、要歐銀釧寫她的一九六○、讓馮翊綱記他的一九六四，除非他們帶著前世記憶投胎，否則只能發一聲「甚」，其餘無解。
「年紀」寫「年記」，是一種再認識。著名空間研究學者克瑞斯威爾（Tim Creswell）提到，「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又說，「地方不單只是有待觀察、研究和書寫的事物，地方本身就是我們觀看、研究和書寫方式的一環」。
時空得進入了，才能成為我們的時空，「認名」跟「命名」猶如「年紀」與「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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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出生年打開，允許我們帶著不同的成長背景與識見，每人派與照片，書寫三十則短文，再從濃縮中找到最緊要的關鍵詞，成為書名。年記系列成為非常「獨斷」的檢索，翻開扉頁，有一段文字精簡自作者的短序，有必要一一條列，因為它們是作者群的有趣註解，巧妙與霸道兼具。
毆銀釧《年記1960：時光的線條》，「依舊1960，香氣迎面」。
王淑芬《年記1961：誰在路上走著》，「人類矛盾與兩難，往往是自找的」。
楊翠《年記1962：一個時代的誕生》，「我與一則史詩級的美麗神話同時誕生」。
陳輝龍《年記1963：或許，不只三十個短篇》，「關於1963年，差不多要到1973年才知道原來如此」。
馮翊綱《年記1964：隨人解讀》，「梨園說書先生，將陽世百態述說」。
李進文《年記1965：捕魚和寫詩之間》，「我出生的那一天，時間最肥」。
嚴忠政《年記1966：交換日常》，「這一年，我們學習見面，練習摩擦」。
張萬康《年記1967：時空咖啡廳》，「我倒著生長，愉快的縮小兼重生」。
顏艾琳《年記1968：走慢的時光》，「據說1968年出生的人，在40歲會遇到改變成人生的重大事件」。
郝譽翔《年記1969：流動的夢境》，「1969，反抗與純真同在，樂觀與放縱並存，我心深嚮往之」。
李鼎《年記1970：原來是今日》，「我在50年之後遇見這30張毫無記憶的照片，好似重新檢視了自己過去所有『理所當然』的刪除」。
洪凌《年記1971：風靡宇宙的復刻版》，「天光破曉，滄青色光暈是萬年後的玄黃洪荒」。
張哲生《年記1972：記憶裡的前塵》，「令人回味無窮的國語卡通歌曲在25年後，引領我步上了漫漫的懷舊之路」。
徐國能《年記1973：與童年重逢之地》，「世界暫時失去了顏色和詩，但孕育了未來的無限驚喜」。
凌性傑《年記1974：飄浮的時光》，「天干地支裡，充滿了時間的暗示」。
李長青《年記1975：與這個世界》，「這是文學與我一種奇妙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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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姿態各異，觀點與出手方向，都是他們與世界的接軌。如此「任性」，肇因於歷史的讀與解，本來就沒有統一，甚至標準答案。任性出手，根源於規格的控管，嚴謹更勝防疫。字數最少的顏艾琳、郝譽翔，與最想多說的李鼎，很抱歉，都是七十頁篇幅。後記「這一年有什麼誕生了」，作者比台灣退出聯合國、蔣介石過世、王子麵生產、《八百壯士》首映、台視正式開播更要緊，列在第一順位。嚴謹中自由誕生，看似自在揮灑，對比書名與扉頁文字，實則個性盡現。
我在其中找到為文風格。
王淑芬、歐銀釧、顏艾琳抒情為尚，馮翊綱看圖說故事，不乏寫逸演出，洪凌的出場就預示了科幻風。以圖片勾勒筆意的，還能分出兩種，楊翠、張萬康、凌性傑借圖片說自身成長與感受，屬於主觀派；郝譽翔、張哲生系出同門，但客觀許多。陳輝龍寫就許多隱喻的小故事，李鼎則隱喻少、故事多，有一個大宗是散文詩，如李進文、嚴忠政、李長青、張哲生，張哲生偏白話運用、李長青則有意識地把古今詩人入文，這樣的「混搭」徐國能運用徹底，短文、短詩，連七言絕句都用上了。
凸顯作家個性的時代記錄，沒有總序、代序等「剪綵」儀式，系列訴諸美學要求，「以大面積留白並搭配簡潔的設計感╱內頁採用韓國進口厚磅美術紙╱書衣的設計、圖騰從日常中取材╱以雙色的撞色視覺感，展現時間與空間各自獨立又互相融合的概念」。
同時，為了避免作家「離圖」太遠，讀者難以跟上，書冊末頁條列照片拍攝年代跟史實記錄，閱讀年記時，讀者可以依照作家書寫，也可以前後對照，找到自己與歷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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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那個夏天，我一口氣讀完四十本金庸小說。沒有按照序號，而是有哪一部就租哪一部。年少讀武俠，我長了另一種滄桑，那是款霸氣，整個江湖都需要我。我到中華商場買了兩把木劍，一長一短，掛在身側，搭上二二一公車，車廂裡的乘客都顫慄，劍是其一、劍眉其二。我很習慣把眉毛皺成『劍眉』，眉心夾緊，尾梢自然跋扈」。
「人人行囊飽滿，商家的貨品越來越少，大肆採購後，回望中華商場，才警覺，張燈結綵似的海報早已消失，斑駁大樓前，人群密密麻麻，像螞蟻，為了過冬而覓食。隔許多年，才知道，從中華商場搬運出的，是每一個人對它的獨有回憶，那一身斑駁、那一臉灰槁，正是青春的側影」。
兩則短記不出自於上述作者手筆，而是閱讀「年記1967」，看到老照片，想起我跟中華商場的逢遇。記述於此，是年記系列透過它的規範與客觀，對我發出呼喚。
出版方把筆交付給十五位作者，讓他們做主，個性化不同的年頭，更有透過他們全境擴散的深意。這幾年《聯合報》分別以時代跟地方，多元思維留住歷史，懷舊之外，還有歷史感的培養，沒有拉滿的弓，就沒有飛揚的箭，無論朝天空向地心、朝悲傷或圖騰，任何一種飛行有目的，也有道長長的氣流。
「敲時間如竹，聽它走遠、聽它回來。來、去，有時依循五線譜，有時候是枝畫筆，以及原來如此」。
我寫它們，在自己年記的扉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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