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是反思的開始:一個樂於當產婆的婦產科醫師
從住院醫師訓練,到成為母親,再到幫人接生的產科醫師,漸漸體會到產科教科書中的「自然生產」一點兒也不自然,充滿父權體制對產婦的「控制」。2006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在生產指引中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restricted use of episiotomy),John Repke醫師說:「我們必需小心,不要誤入讓醫學中的任何一件事變成『常規』的陷阱[5]。」於2016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再度強調,有許多方法避免陰道生產嚴重裂傷,而非常規會陰切開的臨床指引。2006年至2012年,美國會陰切開的執行率從33%降至12%[6]。威廉產科學教科書也開始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當然,改變的不只這些,還包括生產的姿勢、常規靜脈注射等等,教科書上的臨床技術建議都有改變[7]。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英文全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簡稱WHO/UNICEF)提出的母嬰親善醫院倡議(Baby Friendly Hospital Initiatitve,簡稱BFHI英文全名)再版[8],強調生產方式影響日後母乳哺餵順利與否,所以在原本的十大措施之外提出第十一項母親友善(mother-friendly)生產措施,當中強調生產時能由母親選擇的人陪伴、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活動並可選擇自己喜歡的姿勢、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喝水和進食、避免不必要(常規)的醫療介入,提供非藥物的減痛方法等等。2015年從研究所畢業,思考模式改變之後,決定以「順勢生產」的實作,作為中年婦女二度就業的「逆襲」。2015年10月,協助好友小晨在家生產,是我實作的起點。
小晨落紅那天下午,我在台科大有個演講,結束演講回家準備兒子們的晚餐之後,我拎了幾罐啤酒進小晨家,在我到的十分鐘前小晨進了浴缸。拎著啤酒到浴室,開玩笑地問小晨要不要來一杯,聊沒幾句,小晨就進入產程最後階段說不出話來,寶寶作勢要出來了。探了探浴缸的水,覺得太熱了,問小晨有沒有要出來。小晨說她不想離開浴缸,那就要開始做水中分娩的準備了。因為過熱的水會消耗體力,確定小晨沒有要離開浴缸後,我開始將水溫調到接近體溫的溫度。隨著產程的進展,水中的血塊增加,還有一些排泄物。我想要保持水的清澈,一方面觀察寶寶的進展,一方面也預防寶寶出生後吸入。但是水這麼一進一出的,擔心擾動到小晨的平靜,在確定她不會被擾動後,我與助產老師美玲協助她度過陣痛的同時,也盡量維持水的清澈。這樣的時間,對在場的每個人來說,都是漫長卻又珍貴!大家同心等待寶寶的出生,當寶寶頭髮出現在水中飄動時,我指給先生阿火看,在小晨一直擔心自己失態叫太大聲的同時,阿火直說:「比我想像的好太多了!」
後來,小晨是在浴缸裡趴在邊緣生出寶寶的。當寶寶的頭順利娩出後,為了避免接觸到空氣開始呼吸,我低聲要小晨維持蹲姿不要站起來。再兩次收縮,寶寶就完全娩出了。攤開阿火之前準備好的大浴巾,助產老師美玲抱住寶寶交給她,初步擦乾後交到小晨懷裡。寶寶開始放聲大哭,活力滿滿,不用像在醫院那樣用吸球抽吸,也不用倒吊打屁股。我跟美玲老師還有阿火,扶起抱著寶寶的小晨,到床上去休息。「下一次,子宮再有強烈的收縮,就是胎盤要出來的時候喔!有這樣的感覺再跟我說。」一邊打理著小晨跟寶寶,一邊這麼跟小晨說。一段時間後,讓阿火幫寶寶斷臍。「好像在剪綵喔!」一旁攝影的鈺婷這麼說,整個房間充滿歡樂的氣氛。阿火斷了寶寶的臍帶後,就去開香檳,大夥兒一人一杯喝了起來。順產,本該如此歡樂。
小晨一直把寶寶抱在懷裡,擁抱孩子的催產素,讓子宮一直堅硬的收縮著,也讓人覺得在醫院產後,常規打一針子宮收縮劑的多餘。歡樂的氣氛中,沒人注意到胎盤其實早已娩出,連小晨自己都沒覺察,拿彎盆接的時候,預期還會有一陣血流出,卻是乾乾淨淨。在醫院產後立即拉下的胎盤,通常會伴隨至少200C.C.的血。胎盤娩出後,美玲老師提醒我檢查一下裂傷的情況。陰道是H型的,在不剪會陰的情況下,自然的裂傷,應該會順著H的兩隻腳裂,也就是會避開肛門。小晨的裂傷就是順著左側這支裂,1/4環形黏膜下第一層,腳不張開不去撐就會合回去的,要不要縫呢?內心掙扎著,也跟小晨與阿火討論,最後決定不縫,讓傷口自己癒合。對一個外科系的醫師來說,看到傷口不縫,根本就像把自己的手縫起來,但我忍住了。
首次的居家陪產經驗,讓我體認到「不做」比「做」有更大的擔當,「陪伴」比「監視」有更大的力量,「順勢」比「介入」有更大的耐心,「人性」比「科技」有更大的信任。大家常誤以為現在談「助產復興」,是一種不進步的想法。我想起很喜歡的日劇《仁醫》中,「回到那個年代去」,是南方仁開腦取出腫瘤的術後病人,抱著標本罐逃離醫院被南方仁逮到,跌入江戶時代前,對他說的話。江戶時代是怎樣的年代?在當代醫學訓練下,有一身外科好功夫的南方仁,回到江戶時代,施展得開來嗎?現代醫師如果離開醫院,跟一般平民百姓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是受西式醫學教育的我,第二胎計畫在家生產失敗後的自覺與反省。如果一個產科醫師,離開醫院就無法接生,那麼西式產科學的訓練,是否就得跟醫院綁在一起?而這樣訓練出來的醫師,真正了解「自然生產」的「自然」嗎?南方仁在第一集中就有這樣的感慨:
未來,你也許不敢相信,我現在正在江戶時代。在這個做手術被認為是殺人的世界,沒有好的工具、沒有藥,我在這裡盡情地做手術—很簡單的手術,雖然沒有失敗,但這樣的手術卻讓我一籌莫展。
原來一直以來,手術的成功並不是因為我醫術高超,而是別人給我的,藥物、技術、設備、知識,沒有了這些,我只是個庸醫,一個連減少疼痛縫針都不知道的庸醫。十四年的醫生生涯,我沒有意識到這些,沒有意識到自己如此無力,還以為是謙虛,像我這樣的庸醫,還想要選擇有把握的手術來做,想想都覺得荒唐……。
助產師與婦產科醫師的關係,近年來總是因為性別的關係,而落入意氣之爭,處於競爭的狀態。如本文開頭提到的,一開始兩者可是合作關係呢!「生產」這樣獨特的女性身體經驗,更須要由女人的位置來發聲、來提問,去質疑男性建立起的西式產科學,並非客觀中立。
Hrdy的《母性:解開母親、嬰兒與天擇之間的歷史糾葛》(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結合人類學、靈長類研究、演化生理學、昆蟲學、歷史學等龐大的科學研究成果,修正大家「母性天生」的想法。「我們女人並不是用甚麼人的肋骨作成的,而是多種不同演化遺留下來的綜合體,是10億年以上演化過程中留下來的成分組合,我曾靠腦內啡熬過分娩陣痛,就連這種物質也是人類與蚯蚓共有的分子形成的[9]。」我觀察到常常滿月大潮的夜晚,自然生產的產婦幾乎都是以破水為產兆來的。母親身體這個小宇宙裡的羊水,就跟潮汐一樣,與大自然連結著。當代醫學與科技,很多時候是干擾甚至是切斷這樣的連結的。如同Haraway在《猿猴‧賽博格和女人》一書所說的,「如何跨越那些分離我們的科學讓女人緊緊相繫?」,Haraway討論我們該如何設法在生產與再生產我們的生活時,不致全面仰賴控制與敵意的理論範疇和具體做法,提到生物社會的理論(biosocial theories)之所以把焦點放在生產,乃是基於一個根本的前提:以最表面的意思來說,人類是自己創造自己的,而工具中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越演越烈的科技支配,讓我們對自然建立起一種異化的關係。如果我們可以去關注勞動過程本身,並重新建構我們對自然、起源與過去的感受,我們可以從工具返回到身體,在生產與再生產的生物社會條件中去認識身體。「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女性主義學者重新取用了科學,以便為我們自己去發現,並定義什麼是「自然的」。我們手中握著一個人性的過去與未來。如此抱定特定旨趣對科學進行研究的取向,成若要認真看待科學論述的規則,但並不崇拜科學客觀性的物神[10]。我想,我們需要的是「性別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來修正科學知識,讓女人緊緊相繫,也讓人類重新取得與大自然的連結。
「性別創新」這個計畫是由史丹佛大學歷史學教授Londa Schiebinger所提出,科學研究若納入性別,會展現很不一樣的成果。Schiebinger建議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著手:在科學與工程界發展性別分析的實作方法,以及提供個案展現納入性別分析之後的創新成果。分析歷年來,追求性別平等的策略包括「修補女性人數(fix the numbers of women)」,著眼於提升女性的參與。「修補機構(fix the institutions)」改變研究機構中的結構,增進職場的性別平等。現在提倡「性別創新」著眼於「修補知識(fix the knowledge)」,要激發科技研究納入性別分析[11]。若要在生產技術改革上實踐性別創新,女醫師人數近年已增加;醫學機構中的性別平等,還需要有更多的努力。而「修補知識」這件事情,就需要從更多的實作經驗中去累積了。
2016年結束8年全職母親的生活,重回職場,診所院長答應我做溫柔生產,但體制內沒有助產師的位置,我不可能每個產婦都像小晨這樣將自己化身為產婆照顧,於是興起了發展「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的念頭,於2016年成立了好孕工作室,推行產前教育以及生產時助產師一對一的陪伴,到2018年成立好孕助產所,助產師的舞台才算架設完成。這一路建構的過程,2016年的丹麥行,給我非常大的啟發。那年與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施麗雯助理教授,一起到她的研究田野做訪談。在丹麥,助產師是接生的主力,生產場所無論選擇在醫院或是居家,都有完善以產婦為主體的照護方式。當生產出現「異常」狀況時,直接啟動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丹麥的助產學會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而婦產科醫學會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所有婦產科醫師在受訓過程中,都謹守著專業的界限,「醫師介入低風險的生產,只會帶來災難。」是在丹麥訪談的婦產科醫師,不斷跟我強調的。
5.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Gynecologists. ACOG Practice Bulletin. Episiotomy. Clinical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obstetrician-gynecologists. Number 71, April 2006. Obstet Gynecol 2006;107:957-62.
6.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 Practice Bulletin No. 165: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obstetric lacerations at vaginal delivery. Obstet Gynecol 2016;128:e1-e15.
7. Cunningham FG, Gant FN, Leveno KJ, et al. Williams Obstetrics, 23st Edition,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2009.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Baby-Friendly Hospital Initiative Revised, updated and expanded for integrated care, 2009.
9. Hrdy, Sarah Blaffer著,薛絢譯:母性:解開母親、嬰兒與天擇之間的歷史糾葛。臺北,新手父母出版,2004。
10. Haraway DJ著,張君玫譯:猿猴‧賽博格和女人。台北,群學,2010。
11. Gendered Innovation http://genderedinnovations. stanford.edu/ Accessed April 11, 2020
台灣醫學Formosan J Med 2020;24: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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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陪伴好友居家生產與接生,是阿萍醫師做溫柔生產的起點。
這五年來,從成立好孕工作室做產前教育,到成立台北市目前唯一的助產所,到協和婦女醫院建立起完整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好孕團隊仍然繼續前進,尋求讓生產更美好的各種可能性。
兩天四堂課,是這四年來的總整理。思考模式的轉換、創業的歷程、接生技術的典範轉移、兩百多個新家庭用充滿愛與美的方式誕生,都將與大家細細分享,邀請大家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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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每堂課40人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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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左營孔子廟內)
圖文不符之放張都蘭海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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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y的HealthyTalk 之前分享過倒立的好處,因為真的很棒,三不五時要來提醒大家,一天至少三分鐘,讓自己顛倒一下!我好喜歡倒立也很愛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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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y的倒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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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我也常去美麗華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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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有三家二輪戲院,分別是:永和戲院、福和戲院和美麗華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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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戲院距離我住的地方較遠,所以最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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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戲院國小時還會全班帶去看電影,例如《老師,斯卡也答》或是《陳益興老師》等。福和戲院有三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小時候電影分級制度不嚴格,我在福和戲院看了香港鬼片《猛鬼出籠》,從此對香港鬼片留下「好~恐~怖~」的陰影(男主角洗臉,洗一洗居然把臉皮洗掉了...);二,蔡明亮導演拍攝《不散》,來到福和戲院取景,我和山羊鬍是坐在戲院中的臨演之一;三,福和戲院看的《一本漫畫闖天涯2》(張衛健主演),是我記憶中唯一一次因為電影太難看而落荒而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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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美麗華戲院,陪伴我走過學生時期大量看片的年代(福和戲院以港台電影為主,美麗華以西洋片為主),高中時期的我、山羊鬍和另一名好友(River),常利用畫室練畫時間跑西門町或美麗華或MTV看電影(年輕時沒錢,午餐都吃蘋果麵包省錢看電影);美麗華一廳放兩片,換廳忘記要不要加收錢,隨時可以進場看片而且不用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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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麗華看過不少電影,有些片首輪看一次二輪再看一次,例如《屠夫的靈媒嬌妻》;也有電影爛到讓人印象深刻,例如《翻天覆地龍鳳配》;有些片讓人嚇得不敢亂喊名字,例如《腥風怒吼》;碰到喜歡的電影可以反覆觀賞,例如《紅粉聯盟》(但因為是兩片聯映,所以要撐過另一部沒那麼喜歡的電影時間);放映熱門片時,美麗華也是會塞滿觀眾,每次換場都要搶座位,要想搶到好位置,要不站在後方看片等換場,要不先去別廳看一小段,換場時再趕過來,印象中克林伊斯威特和梅姨合作的《麥迪遜之橋》就票房鼎盛,當時戲院擠滿福和國中的女學生,全場哭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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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的二輪戲院規則都大同小異,兩片聯映,通常是搭一部名氣較高的大片和一部名氣較小的作品,年輕時對雷利史考特導演不熟,也不認識吉娜戴維斯和蘇珊莎蘭登,以為《末路狂花》是沒啥名氣的B級片,一進戲院剛好接到電影結局,車子衝出大峽谷的畫面讓我和朋友有點嚇到,隨後,我在美麗華看了四次《末路狂花》,電影隔年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影片重新回到台北首輪,我和朋友又衝去捧首輪的場(沒記錯的話是日新戲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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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以前好愛電影,不用寫文章不用非要跟人分享什麼,就是看電影,讓自己溺在戲院中,跟著喜歡的作品又哭又笑,就算不喜歡的片,其實也不會太嫌棄;年紀大了之後,電影還是愛著,但因為部落格也因為臉書,總覺得看電影這件事,變得不那麼單純,也不那麼享受了(這樣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只要碰到喜歡的片,又會瞬間想起自己愛看電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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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王盛弘文章中提到美麗華有放過首輪片《割喉島》,這件事我也有印象,男主角當年有來台灣宣傳,電影在台灣的票房也不差,只是國外票房超慘,間接影響到吉娜戴維斯和導演雷尼哈林的好萊塢星途(兩人當時是夫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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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的文章中讀到自己的青春
當我再一次站在美麗華戲院前,視線所及,已沒有了高喊著看我啊看我的布告、劇照與海報,端詳它的原貌我才發現,這是一座蓋得不知該說是土樓還是城堡的建築,通體髹漆成赭紅色,外牆上管線紛陳宛如皮膚底靜脈浮凸而出。
馬戲團已經走了,而帳篷被棄置於原地日曝雨淋那般地,老了舊了,煢然獨立。
我慢緩緩地繞著這座建築走了一圈,心裡有話想找人說,又走一圈,我想告訴遇到的不管哪個誰,三十年前我常在這裡看電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有點滄桑有點驕傲,天方夜譚那般地,可以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說上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
是十八歲那年,九月中旬一個傍晚,大哥領我搭野雞車北上。怕被取締,車子停在一橋之隔的三重,那時候還是市,三重市,一批批乘客轉搭小巴接駁,過了淡水河,在北門落車,乘259路公車到永和,那時候還是市,永和市,哥哥以月租兩千元,住在竹林路91巷48號頂樓加蓋。
隔天,我尾隨大哥自中正橋頭永和豆漿,沿竹林路往東,這是鴻源百貨,那是網溪國小,韓國街,市公所,哥哥一一點名,還與他租住永和市場二樓公寓的同學一起用了午餐。
竹林路盡頭,隔著福和路與永貞路相啣,繼續走下去,不久後我們穿過一處機車腳踏車愛怎麼停就怎麼停的穿堂,在住商混合的販厝圍夾下,龐然矗立一幢建築。這是美麗華戲院,哥哥說,我常來這裡看電影。
這是第一回我到美麗華,我們看的是《金臂人》。當脫衣舞孃黛安‧蓮恩幾乎不著寸縷地挑逗觀眾時,我僵在座位上,竭力保持不動聲色。跟自己的哥哥看這種戲,太讓人不知所措了。
《金臂人》裡,小鎮青年麥特‧狄倫懷著擲骰子絕技,跳上巴士到紙醉金迷芝加哥闖天下。賭場雇用他時,要他清空口袋,將紙鈔、硬幣統統裝進信封,賭場說,我只是替你保管,幫你把回老家的錢留著。夥伴也告誡狄倫,這是個花花世界,很容易讓人迷失,你很快就會看到了。一句句台詞都像在對我耳提面命。
後來,整整將近一年的重考生活,每個周末我多在美麗華度過;這座戲院專映二輪影片,五十元一張票可以看上兩部,看完若還想換廳繼續,將折價若干。
那幾年真是窮啊,搭公車常要提早幾站下車,走長長的路只為省下一段票;還曾在市公所斜對面一爿小書店發現一家出版社,剛成立的吧,裝幀怎能這麼美,但售價無法負擔,再三猶豫之下選了一本馮至的《山水》開口與老闆娘打商量:這家叫大雁的出版社,以後出的書我都想逐一買下,可以給我比較好的折扣嗎?沒談成。
直到上了大學,還常因為沒錢吃飯,用餐時間我便窩在床上,睡過一頓中飯或晚飯。到了月底,小虎常常問我,還有錢嗎?說著,掏出紙鈔給我。小虎是我的同班同學,好朋友,我永遠記得他說過的:我的記性不好,我只記快樂的事。
有一回實在餓得慌,跑回竹林路,哥哥不在,我將兩隻書桌抽屜整個地倒在蘋果綠地磚上,卻只發現幾枚遺落在角落的硬幣。離去時,遇到住隔壁的游文文,也不知我的臉上就寫著餓啊好餓或怎麼地,她沒多說什麼,硬塞給我一張紙鈔。我說我會儘快還你。游文文回我,不急不急,我再跟你哥哥要就好。
其實跟游文文也不算熟,上台北後哥哥把他的住處讓給我,自己住到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後,一個公寓的客廳角落用塑膠拉門隔出來的,甚至不能稱之為房間的小隔間。我考上輔大搬進理二舍後,他才又回91巷頂加小屋子,課餘兼家教,打很多的工。
房東在頂樓隔了三個房間,除了我,還有一個讀復興商工的男孩永遠沒睡飽似地,話是沒聽他說過,但出入時甩門的勁道像剛被情人甩了狠狠洩憤一般,另一個較大的房間住著游文文,後來她的弟弟叫游俊義吧也來與她同住。投幣式公共電話擺在走廊上,很少有我的電話但常常是我接的電話,接了電話後,敲敲她的房門說電話喔。回房間,聽見她嘩啦嘩啦潺潺流水般的說話聲隔一扇門響著。
當我考上大學時,游文文送我一盒二十四色粉彩筆,我拿它畫了許多卡片送給朋友,用著用著我捨不得用完,還留著到現在。
游文文老家在宜蘭,搬離永和時我給過她聯絡地址吧,有個暑假她自東京寄來一張明信片,手撕畫是三隻猴子各遮住了眼睛、嘴巴、耳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這是我最後一回接到她的音信。社群媒體這樣發達的今日,可惜我還是找她不到。
既然窮,怎麼還有錢看電影?那你告訴我吧,能有比二輪電影院更省錢更容易消磨時間的地方嗎?沒有電影,要怎麼排遣重考生活,那像溺在蛋液裡濕淋淋的雞雛怎麼啄也啄不破蛋殼的苦悶。
美麗華不畫位,我愛挑放映室下方位子坐,當燈光熄滅,耳際響起咑咑咑咑機器規律運轉聲,旋即為音響掩去,礟口般小洞射出一束白光,雞雛啄破蛋殼,看見了天光,光裡有灰塵微粒彷彿海底浮游生物載浮載沉。
電影是光影藝術,不用五顏六彩它也是電影,靜默無聲它還是電影,唯獨不能沒有光,光的技術,光的魔術。
大江健三郎為他那帶著殘疾來到世上的孩子,就取名為「光」。他曾在受訪時解釋,孩子出生時他正在讀一名法國哲學家的書,書上記載了一個因紐特人的寓言:當天地草創,一片闃黑,一隻烏鴉啄食撒落地面的豆子,每每不得其喙。烏鴉心想,如果有光就好了。就在牠這麼起心動念之際,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哲學家說,當你全心全意地期盼,你所護持的心願就將得以實現。
看著日漸恢復健康的孩子,大江健三郎明白了:他的困難就是人類的問題,只要他還活著,就一定會朝設法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這也是薩依德所說:這是人的問題,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時間,就會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決的徵兆。
電影不自人生便自人性取材,就算故作跌宕起伏、顛沛流離,比較起來,人生還是艱難得多,人性更是複雜,投射在銀幕上的光影斷不能解決現實的困境,偶或有啟發,時或有暗示,多數時候卻連徵兆都未能夠顯影。人生大於電影,「就算沒有電影這狗屁,人生還是能繼續下去」,但是,它賜予了一段時光,一個半、兩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觀眾被應許、被庇護,讓我們忘記現實的磨難。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劇,同聲高歌的神曲,排著長長隊伍循序買票進場的電影,通關密語一般,讓我們指認彼此,啊,原來你也在這裡。沉積岩似地,流行文化每每標誌了時代的記憶,然而當我主要以透過電視螢幕,播放自購的DVD或藍光的方式來觀看電影,也許一整個夏季我與伍迪‧艾倫為伍,下一個季節卻對金棕櫚獲獎名片目不轉睛,電影於我就只能是時間的亂針繡,不再像初上台北看的那一些,在時間座標上扎根,變成了鄉愁。
《比利小英雄》、《飛進未來》便是我永誌不渝的玫瑰花苞,結在我出門遠行的十八歲。
十九世紀的北歐,年邁父親帶著稚子比利,搭上自瑞典開往丹麥的慢船,他們的眼光投向遠方,畫破重重烏雲的是陽光,穿越年深日久的陰翳的,是希望,或對希望的想像;二十世紀美國郊區,少年賈許對著祖塔遊戲機許下心願,一覺醒來願望成真,他成了個三十歲的成年男人。一個是空間上,對新天地的展望,一個是時間上,對未來的嚮往。
可是,離開這裡,離開現在,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嗎?
銀幕上演的,雖是虛構的故事,觀眾卻投入自己的真心。報業大亨查爾斯‧凱恩終生記掛著兒時雪橇上刻的Rosebud,而我,念念不忘初上台北,在美麗華看的《比利小英雄》與《飛進未來》,那是因為,我在這兩部電影裡看到了自己。
日後,每隔幾年我便播放《比利小英雄》重看一回。在惡魔的天空下,這一雙父子面臨一次又一次難堪的挫敗,一場比利以一枚錢幣換取對智弱同伴的一頓毒打,場面十分慘烈,讓人皺起眉頭想別開臉去。比利是想嘗嘗權力的滋味,或只是發洩長期以來遭受欺凌的憤恨?身在底層的他只能對比他更弱勢的同伴下手。還好,還好當比利有機會緩和被奴役的命運時,他作下決定,決定不當管理階層的打手。他收拾行李,離開地主家,他要創造自己的命運,奔向全新的未來。
未來是什麼呢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未來總是令人期待。
至於《飛進未來》,終於在藍光時代我得以重看(如果你年紀夠大,而且不健忘的話,你會記得,這期間我們經歷了BETA/VHS、VCD、DVD,一路收集的影片又一路捨棄),唉,不過是部典型好萊塢電影嘛,但我仍然好有興致地看著。看賈許無法招架女友蘇珊有進一步承諾的要求時,小孩子一般嚷嚷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蘇珊問:什麼,你結婚了?賈許回她:蘇珊,我只是個孩子,我還沒準備好面對這一切,我只有十三歲。蘇珊:誰不是呢,我心裡也有一個害怕的小孩。賈許只能虛弱地說道:我真的只有十三歲……
我不是賈許,沒有祖塔許願機,無法蟲洞裡旅行,奔向三十歲又回到十三歲,我只能往前。然而我畢竟擅長於回顧,回顧,卻也是為了前行。
有一天,我便興起舊地重遊的念頭。搭捷運到頂溪站,租一輛uBike,蔡榮祖不召自來:背著行囊我要去流浪,要到很高很遠的地方。踩著踏板,我輕快哼著:帶著一點點行囊,和一點點惆悵,將過去所有煩惱都遺忘。穿越福和路後,是永貞路,很快地左手邊迎來福和國中,右手邊老公寓包夾中,就是美麗華了。這幢建築,單獨看它像城堡,若與圈圍著它的公寓畫歸成一個整體,則像土樓。
五月天,日光被阻擋在外,陰影底一片清寂,老公寓群背對著它,家庭餐館在通道旁置備了大桌,將菜肴裝盤後端到客席,一名男人悠緩吸著紙菸,鐵欄杆上栓一條癩皮狗,三個小孩趴地上玩遊戲,全像被消音了似地,小孩、狗、男人、廚師,他們動作著但不發出一點聲響。
我放慢腳步沿著建築繞了兩圈,攔住一名婦人,滄海桑田似地問出其實已經清楚答案的問題:啊,以前這裡是座戲院呢,什麼時候關門的?
婦人仔細思索後回我:關很久了,沒落了,沒有觀眾,應該有,有七八年了吧。這些我都知道,我還知道,它在一九八一年開幕,有六個廳,專門放映二輪片,九五年《割喉島》是僅有的一次播放首輪電影,九七年同一棟建築成立了一家商場(被塗銷文字的看板還像一頂帽子戴在樓頂),旋即倒閉,新世紀一○年美麗華縮小規模成只有兩個廳,當年九月十六日歇業迄今。婦人還說,這裡打算都更,但沒有什麼具體進展。
我告訴婦人,三十年前我常來這裡看電影。攔住她與她攀談其實為的就是說這句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
沿著建築又繞了一圈,看到入口一扇門上有張告示,「本棟樓內已無有價物品,請勿再入內行竊」,這反倒激起我的好奇,上前一步,試探地推了推門,出乎意料的是,喀喀什麼東西一疊碎裂聲中,兩扇門微啟一縫,趁沒人注意,再用力一推,側身,一片影子般地我閃進室內。
停佇在釘著劇照的玻璃櫥窗前,透明玻璃上倒映一名少年的臉孔,他轉動眼珠子,這個看過了,那個也看過了,心裡嘀咕著,怎麼還不換片?可是不看電影,又還能到哪裡去呢?最後選定了兩部片子。
撕票後走進放映廳,一股腦地,爆米花、滷味,各種食物加上地毯、座椅長年吸附的氣味混攪成一團朝我湧來。我挑了放映室下方的位子坐。片刻後,燈暗,別著小美冰淇淋字樣的簾幕緩緩往舞台兩旁撤退,光束射出,耳際傳來咑咑咑咑放映機運轉的低頻聲響,我抬眼,看見光束中有微塵浮動。
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
國歌前奏響起,觀眾懶懶地站起了身,歪歪斜斜地,不知有多麼不願意。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有人低聲跟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銀幕上軍容壯盛,十大建設如萬花筒一朵朵綻放。也有觀眾並不起身,坐座位上逕自抓著爆米花吃。是越來越常看見有人不理會唱國歌時必須立正的規矩了,還聽說有個地方首長剛發布過行政命令,說在他轄下,電影放映前不必播放國歌。
國歌唱畢,觀眾落座。緊接著幾個廣告短片後,一部巴士開進銀幕,奔馳在高速公路上,一會兒後鏡頭切換到車廂裡,懸在座椅上方的電視螢幕無聲播放著豬哥亮歌廳秀,兩名少年比肩而坐,較稚嫩的那個因為暈車,頭埋在塑膠袋裡嘔吐,眼看著情況趨緩,卻又一個噁心,較年長的那個趕緊輕輕拍他的背。
巴士開下交流道,靠邊,乘客被催促落車,馬上地又被趕上一輛輛九人座小巴。小巴陸續駛出,上高架橋,橋下流水倒映七彩燈光,染得少年蒼白的臉頰一下子紅一下子綠,跌進染缸似地自己全作不得主。抵達對岸時,先看到的是高架橋旁一排老舊建築,牆上斑斑駁駁好大的字寫著中華商場。
眼前這座城市像個大工地,雜沓卻充滿生命力,少年的身體疲倦,但精神亢奮,新天地撲面而來,少年睜大眼睛張望著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