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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章

今年春天， VERSE 來邀稿，希望我書寫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台北東區。四月底，我在疫情升溫前的、走過千萬遍的街區晃蕩，訪談、散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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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VERSE 6月號/2021 第6期）

My Town / 台北東區：並未沒落的城市之心

VERSE 官網全文：
👉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my-town-east-district

台北仁愛圓環上，醒目的日本潮牌店「BAPE STORE」，前身是「溫蒂漢堡」。學校中午放飯，如果沒帶便當，作為一介小學生，我最期待的，就是家人拎著溫蒂漢堡的提袋出現在校門口。

裡面沒有漢堡，那太普通了。我十之八九要求的，爸媽從善如流的，是義大利麵與烤馬鈴薯。現在想想，那真是不怎樣的義大利麵與烤馬鈴薯，麵都軟了，起司是人造的，在我幼小的心目中，那卻是堂堂正正的美食，伴隨一絲絲優越感。小學生的世界，真正樸實無華，不過是省略家裡的便當，就是不平凡的小確幸。

我念的學校，就是溫蒂漢堡後方的「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小學」，從幼稚園小班直至國中畢業，每天的活動範圍，就是家裡與學校之間，敦化南路一段至敦化南路二段來回的短短距離。

#水鄉澤國滄海桑田

敦化南路縱貫大安區，原先不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內，其修建者，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台灣重要黨外政治人物，高玉樹。他曾二度當選省轄市時的台北市市長，196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他也續任行政院官派台北市市長直至1972年。

台北市如今著名的林蔭大道，敦化南北路與仁愛路，以及連結二者的仁愛圓環，就是高玉樹任內的政績。他聘請本土藝術家顏水龍擔任顧問，拓寬仁愛路，修建仁愛圓環，而從敦化北路經仁愛圓環至仁愛路的L型路線，正是松山機場通達總統府，五十年前的國家門面。

這優雅氣派的L字型，正好切出了台北東區的左半側。

具體來說，台北東區究竟在哪裡？

仁愛路以北，市民大道以南，復興南路以東，延吉街以西，繪在地圖上的一個歪斜梯形，是台北東區的正身；忠孝東路與敦化南路是X軸與Y軸，劃分其四個象限。

你一定想像不到，台北東區原是一個大水池。仁愛路、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延吉街一帶，曾是作為灌溉水源的陂塘，十八世紀時，此湖邊聚落被命名為「大灣」，後被雅化為「大安」，亦即大安區的由來。日治時期仁愛圓環周邊是泥田，種植許多菱角；SOGO百貨台北忠孝館的基地，作為大灣之一部，原屬瑠公圳的灌溉轄區，後於1911年被排乾填土，成為農田，現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的財產，1983年設定五十年地上權給太平洋建設，就是後來的「太平洋崇光百貨」。

1980年代，台北西區已發展得飽和擁擠，中華商場的去留成為問題，鐵路地下化、捷運開挖箭在弦上；反觀東區，自從台北市於1967年升格為直轄市後，已是政府有意識帶動發展的區域，忠孝東路由西往東修築三段、四段、五段，像是牧羊一般，有效驅動人口至此。

1971年，全台唯一新型超市「頂好超級市場」在忠孝東路四段開幕，聲名大噪，生意風火；1987年，香港惠康併購台灣頂好企業，成為台灣第一間「頂好Wellcome超市」，頂好商圈已然繁華；1987年11月，太平洋崇光百貨開張大吉，日式服務開人眼界；1989年，第一間「誠品書店」在仁愛圓環開幕，1995年搬遷至「敦南金融大樓」，首創二十四小時營業書店。

東區崛起時，錢潮漲起時。1989年6月，台股衝破萬點；1989年8月，為抗議房價飛漲，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無殼蝸牛積極運動。

#東區沒落了嗎？

作家韓良露在其著作《台北說城人》中訴說，第一代年輕消費世代的文化從80年代台北東區孕育而生，她購物泡吧聊是非，青春狂飆，卻也摻雜滄桑，黯淡語境是為了鋪陳「東區沒落」—她以「孔雀收屏」形容東區在2000年代風華老去。

哪有老，哪有收屏。前輩揮灑年輕時，七年級生我才嗷嗷待哺，台北東區育我養我，是我家鄉，我從小到大享受此區的涵養與底蘊，吃喝玩樂，食衣住行，離不開東區的恩澤。

當然清楚，「東區沒落」這二年聲量大。上網一搜，報導多出現於2019年，檢討的重點不脫租金太高、其他商圈崛起、網購興盛。於是你看見了風水輪流轉：東區繁華後而黯淡的西門町，因捷運開通、翻新成功而再度活躍；比東區更東的信義計畫區，在政府刻意開發下，百貨、商樓拔地而起。東區有空店，服飾業者走得多，老餐廳撐不住，永福樓歇業時，唏噓遍野。

可大家怎麼就沒關心那些或歷久不衰、或摩拳擦掌的角色呢？

說起台北的酸菜白肉鍋，「圍爐」是必須被提起的名字。圍爐鮮少接受國內媒體採訪，這天，我卻與店主大聊特聊，只因我與二代老闆楊尚寧是兒時玩伴，我的父親是圍爐的股東。我從小吃圍爐長大，酸菜白肉鍋等於圍爐，圍爐等於酸菜白肉鍋。這事關人格養成。

圍爐開幕時，我九歲，1993年。楊尚寧稍長我二歲，講起自家餐廳，仍不時把「我們北方人」掛在嘴邊。她的爺爺來自中國東北吉林，曾任國大代表，把冬天醃白菜的習慣，續行於南方的台灣，媳婦學起來了，改良得精緻，用於宴客，當年在飯桌上鼓吹「開一間店吧」的友人們，包括我爸媽。圍爐不太做媒體行銷，是因為往年靠著爺爺、爸媽的人脈，就已建立堅強的顧客基礎，偏向高端的設定，與火鍋的供應模式，也讓圍爐挺過二十八年的時間沖刷。

紫銅鍋、相思木炭，和中國東北幾分相像，這在南方另起的爐灶，卻處處是文化融合。酸菜，是台灣大白菜在經年吹送冷氣的中央廚房自然發酵28天而成；白肉，必須選台灣豬子排部位的五花肉，切除軟骨，重石壓去八成油脂，片薄後，晶白透光如玉；醬料，必須有芝麻醬、韭菜花、豆腐乳，醋要加烏醋，至於白醋、紅油、辣椒，楊尚寧不加：「那是台灣口味。」江浙點心、私房炒菜，則是因應夏天淡季而生的菜色。

楊尚寧說，圍爐剛開時，台灣火鍋市場不若現今火熱，酸菜白肉鍋在當年是很特殊的存在。與東區一起走過三十年，圍爐生意始終穩定，老中青三代客人都有，不受東區景氣影響。

如果圍爐是老前輩，「SEASON Artisan Pâtissier」就是中生代了。由知名甜點主廚洪守成在2011年創立，SEASON起初落腳大直，2013年進駐仁愛圓環後巷，看準的就是方便的交通與市中心的集客力。這裡不是正東區，但就在東區邊上，保有生活感與悠閒調， SEASON與附近的畬室、某某、Fly Café等等店家，也形成甜點咖啡的一級街區。

洪守成甜點創作精神暢旺，他店裡不僅供應各式蛋糕甜食，也有精美趣味的盤式甜點。他不把SEASON設定為社區型甜點店，「因為社區需要的是麵包，不是蛋糕」，他希望客人是真正喜歡甜點的人士，從四面八方來。但他也提到，每當信義計畫區有新的百貨開幕，店內生意就會下滑二週，「百貨一直在稀釋我們的客人。」不過，百貨蜜月期也縮短許多，開幕熱潮過後，客人就回來了。

若論百貨坪效，東區仍是績效王。《食力》報導，忠孝與復興SOGO，二間百貨一年就能吸引三千二百萬人潮，相較於信義計畫區十四間百貨瓜分一年三千四百萬人潮，數字說明一切。新光三越因而插旗東區，正義國宅都更案的「Diamond Towers」，將含新光三越睽違七年的展店，預計2022年下半年開幕。

#老東區人的吃食提案

一區老不老，端看水活不活。我打開Google Maps，畫出東區界線，標記常去店家，呼吸喝水的日常躍然眼前：太多我喜歡造訪的好店了！其中不乏五年內開幕的年輕好手。

以汲飲式雞尾酒聞名的「Draft Land」；米其林主廚林泉引進的質感泰菜「Baan Taipei」；重新詮釋素食與豆製品的「上善豆家」；蔬食魅力全開的「小小樹食」；日本知名燒肉的台北分支「梵燒肉」；米其林主廚林明健的舒適法餐「Chou Chou」。以上僅舉數例。

在東區吃飯，絕對吃得滋潤。身為一個東區囡仔，我給各位提幾個東區覓食方案：

去「老友記」吃一盅臘腸滑雞飯、一碟芥蘭菜，再去敦化SOGO「COFFEE LOVER’s PLANET」喝咖啡；COFFEE LOVER’s PLANET的酪梨蔬菜三明治也很好吃，我時常去吃午餐，就著天光看書。如果不想吃老友記，頂好名店城也很近，直入地下室的「美景紅油抄手」或「頂好紫琳蒸餃館」，爭取排隊時間。再不然，大安路轉角的「頂好哨子麵」快速美味，記得加點蘿蔔乾、淋點烏醋，配碗綜合丸湯。

如果臨時起意想吃義大利麵，我就走進「Solo Pasta」。

如果外國友人來訪，「伍佰雞屋」是體驗台灣家常菜的好地方。我曾帶美國來的朋友先去吃伍佰雞屋，再去吃第二輪訂位的「MUME」。

如果是約會夜，我的首選是「赤綠」，店主小野龍哉手藝很好，創意活潑，台灣食材被他用得精神抖擻，又不失日式小料理的輕鬆自在，非常適合小酌。

如果可以，我想奉送我的東區地圖給各位，上頭來不及標記溫蒂漢堡，以及許許多多灰飛煙滅，但有當下這刻的尋常足跡，台北東區的生活底蘊，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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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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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給了我們很多的反思，當高雄迫切地找尋轉型的路，政府大手擎劃華麗的大建設，但同時也遭到不少市民對於財政負擔的批評、或是質疑面臨停滯甚至萎縮的高雄，難道蓋幾座大型建築就有可能完成城市轉型嗎？
　
我想，問題從來不是建設必須投入多少成本，而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遠高於投入成本的價值？
　
成功的轉型經驗，從來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是回歸到「人的需求」。
　
如何有效地吸引人的聚集、發展不易被取代的高產值服務業，而在既有的工業基礎上走向高值化、加強研發端，透過人與智力的聚集，才能解決高雄長期以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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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方程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土地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3. 在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糟了！是世界奇觀 —— 華麗的大建設＝城市轉型？
　
下班之後，搭上高雄輕軌，途經軟體科學園區站後，一座座外型搶眼的大型建築就在軌道左右拔地而起，先是靠海側出現雙圓弧波浪造型的高雄展覽館，接著右手邊的高樓群中，座落著一座層層樹叢點綴著玻璃帷幕的方盒建築，這是台灣最大的市立圖書館。
　
電車連續轉彎，通過新光碼頭由鋼架懸吊起來的觀景平台後，碼頭邊有個正在架設結構的大工地，各種形狀的鋼骨幾乎沒有一根是直的，這將是台灣最大的郵輪碼頭以及台灣港埠公司總部所在。
　
電車繼續向前，愛河灣出現在眼前，在夕陽的金光中，海水被渲染上褐橘到鮮黃一系列的顏色，波光中可以望見，對岸有兩座雙塔，一高一低，背靠而立，當列車駛近看得更清楚，其立面是一個個六角形蜂巢組成，再用不規則的直線連接起來，好似外星生物的作品。
　
這一座座爭奇鬥豔的建築在高雄內港沿岸開工到矗立，前後不過五六年左右的時間，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藍圖和野心：翻轉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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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英國東北，美國繡帶，德國魯爾與洛伊納等例子中都可看到，舊工業城市的轉型涉及了各級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透過打造產學研生態系，進行產業結構翻轉的漫長過程，其中動員的人力與資源均龐大無比，過程漫長崎嶇。
　
因此，不論是想在任期中做出突破的政客，或是殷殷期待的市民，都想要問：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在後工業城市轉型中，有一類廣被討論的方式，是透過引入文化資本完成的。
　

　
但在台灣，這樣的政策被簡化之後，往往變成「蓋一座文化場館」來完成城市轉型。這樣的簡化，或許有助於政府滿足於「做了一件大建設」的自我陶醉和公關光環，但能否達到原有的目標，卻極少人好好檢視。
　
是什麼原因使台灣人常常把問題簡化到這種程度呢？ 或許有個太過燦爛美好的例子，西班牙的畢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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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和過去的博物館長得不太類似，伸長自由曲線構成的扭曲結構，披上鈦金屬的外殼，在陽光下散發出銀亮的光澤。1997 年古根漢完工後，這座特殊的建築立刻一炮而紅，畢爾包的觀光客從 1994 年的 140 萬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380 萬人，同年畢爾包的人均 GDP 高出西班牙全國 20%。
　
時至今日，博物館帶給畢爾包當地的經濟貢獻已經超過 35 億美元（1050 億台幣）。博物館似乎也協助畢爾包走出了 80 年代重工業與港口衰退的陰霾，搭配城市一連串的工程，例如改善地鐵，引入新路面電車，新機場和博物館所在的畢爾包河沿岸景觀重造，讓畢爾包重新轉型為以大膽創意為城市特質的城市。從工業到文化，看似一條又乾淨，又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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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一：重新定義「大型地標」在城市中的角色。
　
城市中地標性建築過去並不少見，紐約中央車站，費城市政廳，都是歷史悠久的案例。19 世紀末，提倡「都市美化活動」的美國記者暨作家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Charles Mulford Robinson），認為城市中的公共建築「得達到高品味，高奢華的程度」，影響所及，當時美國大城市出現一系列以新古典風格為主的車站，如法院，市政廳等公共建築。但這些建築的重點並非突顯自己，而是融入整體城市美學中，並充滿足生活實用性（因此多半是運輸或行政建築）。
　
至於那些更大尺度，石破天驚的創新地標，則在建造之初並不一定就能獲得人氣力挺。例如巴黎鐵塔在完工之初飽受巴黎人批評，包含一百多位藝術家著名人士的連署反對。其中一位簽名的文豪莫泊桑，日後常常到巴黎鐵塔的空中餐廳用餐，理由只是「這是唯一看不到鐵塔的地方」。
　
當然，潮流會隨時間而改變，正如巴黎鐵塔日後成為巴黎象徵一樣，雪梨歌劇院在興建過程中預算嚴重超支，讓建築師黯然離職，但之後卻成為全市，甚至全澳大利亞的地標，但這些並非業主以及建築師烏松（Jorn Utzon）一開始想像的。
　
儘管城市一直都需要代表市民信心與榮譽感的的大型建築，過去是教堂，皇宮，政府機關，商業大樓，後來變得越來越抽象。但過去很少建築被賦予翻轉城市的大地標這樣的重責大任。
　
1991 年，當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參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國際競圖時，古根漢博物館館長和巴斯克自治區的人便直接跟他說，他們需要的是某種能「一炮而紅，為畢爾包做點事」的建築。
　
蓋瑞不是蓋的，他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創造了他們需要的建築。
　
各位讀者有沒有發現，我們到這邊為止，完全沒有討論到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是什麼。在不知道「文化」是什麼，但是知道「文化的外殼」長怎樣情形下，畢爾包效應就這樣被不斷複製傳頌出去。
　
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模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的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的土地，並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 3. 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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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二：在令人驚訝的「畢爾包效應」過了 10 年，20 年之際，越來越多人發現畢爾包是特例，不是通則。
　
古根漢博物館的擴張並不成功，例如拉斯維加斯古根漢博物館開館 7 年後閉館，台灣台中爭取過的古根漢博物館，合約充滿陷阱和不確定能否回收的效益，最後破局。古根漢基金會收取高額權利金，販賣品牌與代理策展運作的模式，被諷刺的稱為麥古根（McGuggenheim）。
　
蓋瑞雖然早已其超乎預期的建築變化聞名，但畢爾包一案成了他變身「建築名牌」的開始，微軟創辦人之一保羅艾倫便找他為西雅圖設計搖滾博物館，這座建築位在太空針塔下，單軌電車直接穿入建築中，一樣有蓋瑞招牌的扭曲金屬外殼，更多了一種迪士尼明日世界度假區的氣氛，但開幕參觀人數卻似乎不如預期，此建築重新轉型為科幻博物館和名人堂 ，去年又改名為大眾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Pop Culture）。蓋瑞在加州興建的迪士尼音樂廳，儘管確實發揮作用，但建築卻和周邊街廓缺少連結，大部份開車的聽眾直接開入地底停車場，大概也來不及看幾眼音樂廳。
　
一些較小型的地標建築計畫，下場似乎更黯淡，例如英國雪菲爾德的國家流行音樂中心， 1999 年開幕後只達到原本觀光客的 1/4，同年就黯然關閉，現變成當地大學活動中心。西雅圖郊區的柏優美術館請來史蒂芬霍爾設計，意在讓建築凌駕都市計畫，但也在短短 3 年後因門可羅雀關閉，
　
或許集大成的是阿布達比「快樂島」，這裏有蓋瑞設計的又一座古根漢博物館，努維爾（Jean Nouvel）的羅浮宮分館等諸多夢幻建築，原先還預定有哈蒂（Zaha Hadid）的表演藝術中心，安藤忠雄的海事博物館等建築，但除了阿布達比羅浮宮工程進入尾聲，其他館舍似乎遙遙無期。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 或許，更好檢視這些「世界奇觀」最務實的方式是「減法」。
　
如果今日把畢爾包古根漢夷為平地，古根漢仍然是一個充滿19世紀新藝術建築，令人想起大航海時代的狹小古樸巷道，同時又具有便捷大眾運輸路網，河流，綠地和眾多創意建築的河畔城市，也有相當的金融與創意產業基礎。而如果把雪梨歌劇院移除，遊客漫步在達令港的碼頭邊，仍然可以體驗到充滿活力的海港風情。
　
「也就是這些成功案例，並非靠少數地標翻轉了城市，而在於城市整體都市計畫，產業結構的並進提升。」
　
文化投資的確在城市改造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計畫者必須足夠務實，了解到投資基礎建設真正的回報不只是觀光收入，而是打造宜居城市和創意環境，吸引更多有技術的居民移入。城市要真正轉骨，水岸再造，大型投資不可少，但串連新舊資源投入和整體都市品質提升更加重要。
　
也就是說：要能畫龍點睛，你得先做出一隻龍才可以。
　
#高雄 #好過日

#Taiwan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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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http://blog.omy.sg/purefilms/2014/04/14/%E6%AF%8D%E8%AA%9E%E8%88%87%E6%AF%8D%E5%9C%8B%EF%BC%8D%E9%99%B3%E4%B8%B9%E9%9D%92%E6%BC%94%E8%AC%9B%E5%85%A8%E6%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