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 鄭阿毛的女兒,為何會變成惡棍
究竟甚麼樣的人,才能以半年多時間,一手把國際城市,變成第三世界南美委內瑞拉首府加拉加斯一樣,你看她外表,只是一個謹小慎微、對學生喋喋不休的小學老師模樣,一切都平凡得過目即忘,那裏似大奸大惡。這種平庸的惡棍,究竟是怎樣煉成?
1957年5月13日出生於灣仔駱克道唐樓,父親鄭阿毛從上海來港做文員,母親林鳳蘭。她愛標榜自己出身基層,有兩姊一兄一弟,說小時居於唐樓,家中沒有書枱,要在床上做功課,阿毛1978年以十八萬元一炮過付現金購入南豐新邨一個高層單位,其實,在七十年代她已經是中產,大學攻讀也不需申請Grant Loan,但她一直標榜自己屬草根基層。買樓前一年她成功考入港大社會科學院,那年頭港大仍屬火紅年代,學生們自視為社會精英,認為要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她也趕上潮流,上莊做系會,參加內地清華交流團。但每一樣都是做些少,所謂「掹車邊」,從沒有認真投入學生運動。若干年後她當上特首,接受港大公共行政學泰斗卜約翰(John Burns)訪問,仍然耿耿於懷的,不是艇戶事件受警察鎮壓,大學內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而是她兩次申請獎學金去到面試階段結果失敗。其實,甚麼人會記住這些芝麻綠豆事,你會因當年大學GPA比不上同房波牛溝女廢青,而至今忿忿不平嗎?只有自視極高、自命不凡的人,才容不下一丁點挫折失敗。她對卜約翰說自己中英文俱佳,是唸法律學院人才,留在社會科學院,是為了改變社會爭取公義,充滿了紆尊降貴味道。昔日大學老師訪問特首回憶求學歲月,談的竟然不是價值、信念,受甚麼老師課堂啟發、學術大師作品影響,而是訴說自己有「幾叻」,可想而知,她內心仍然是多麼渴求別人的認同。
畢業後她並沒有像港大楊森、張炳良、李永達等同學,投身社會改革民主運動,而是投考政務官,成為了精英之中的精英,人生勝利組。她也標榜自己爭取社會公義,唸馬克思、唸Max Weber,但這些只是包裝外衣,當政務官時顯示自己與別不同,穿上「良心官僚」包裝外衣。九七前遇上她時,我在民主黨工作,她任職庫務局,每次財政預算發表前負責閉門解畫,有條不紊,熟書,的而且確是個好的官僚。再遇上已經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她到抗爭現場與朱凱廸、陳景輝、梁文道等人對話,傳媒對她另眼相看,但不旋踵,就拆掉了碼頭,原來一切,只不過又是姿態。
渴望認同
第三次遇上是在曾蔭權年代,我是特首辦幕僚,她是權傾朝野的發展局長,真正提拔她是許仕仁,那年頭甚麼李氏力場、官商勾結指控在社會瀰漫,保育運動更方興未艾,特區政府需要一個形象上「好打得」的官員,處理土地開發、保育等爭議問題。起初曾蔭權這步棋行對了,但慢慢發展下去,越來越不對勁,她無法與其他官員共事,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更與她勢成水火,樓價居高不下,令曾蔭權民望下跌,傳媒全部將責任歸咎於特首,負責土地開發的她竟然可以置身事外。傳媒受到她的形象所騙,以為曾蔭權是官商勾結大惡人,拒絕恢復定期賣地、拒絕復建居屋,而她則是受壓無法爭取社會公義的良心官僚。她看不起唐英年、林瑞麟、張建宗,2011年唐英年林瑞麟組合大熱倒灶,左佬梁振英登場,政治形象惡劣,她則繼續以「良心官僚」形象出現,頂住極左政策,但大家有否想過,傘運最後起訴判刑、DQ候選人,這些都是在她手上發生。一切又是故技重演,所有壞事是曾蔭權、梁振英所為,她仍然是1977年那個為社會公義留在社科而不去唸法律學院的精英。
當日許仕仁曾笑說「好打得」其實是反諷之言,指她有勇無謀,許老爺,其實你也看錯了,她就是一直擺出那副不畏權勢姿態,只有取得上司充分授權才會工作,而有事則推及上司,結果做過她上司的人通通沒好下場,許仕仁、曾蔭權下獄、唐英年名聲盡毀、梁振英無法連任鬱鬱不得志、王志民貶閒職、習近平開始了一連串政治挫敗。當上了特首,千方百計討好習近平,希望得到習帝認同,成為中共官場模範官僚,她成功了,習推許為「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往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平庸之惡
這些香港精英,是大奸大惡嗎?她們的故事平庸得令人呵欠連連,如果留在庫務局做個首長D6政務官,應該會發揮得很好。但在高度自治大敗局下,中共要直接管治香港,找來一個毫無價值信念,毫無政治網絡、班底、幕僚,又渴求別人認同的古怪官僚當特首,以便操控,本來計劃得天衣無縫,最後中共錯估的,不是她,而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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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折的士十八周年】
2002年創辦《JET》及後來兼任《SPIRAL》腕表雜誌,共十八年。好像整定似的,創辦《JET》同年,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於2002年11月在中國廣東順德率先爆發,被認定為中國首宗非典型肺炎報告病例。疫情初期,兩地媒體報道處於半封閉狀態,香港電視台凡提及沙士疫情的新聞片段,均以「避免過度渲染及引起民眾恐慌」在內地被禁播。2003年2月11日,廣東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疫情,指國內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機會不大,而香港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已去信廣東省衛生廳了解情況,正等候調查結果。她純粹在了解,並等候!
2003年2月,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退休教授劉劍倫,曾於中國大陸參加抗疫工作時受到傳染,其後被發現肺炎病徵,但他自行服用抗生素後病情稍見好轉,並於同月21日攜同妻子到香港參加婚宴,入住京華酒店(現九龍維景酒店)一晚,造成十六位包括其妻子、女兒、妹夫及多名酒店住客訪客受到感染,更間接引起威爾斯親王醫院和聖保祿醫院爆發小型疫情,未幾更引致社區大爆發,亦同時把SARS病毒傳到遙遠的多倫多、溫哥華、河內、新加坡、菲律賓、英國、美國等。好記得2003年前往瑞士Basel參加表展,部分瑞士品牌拒絕香港媒體觸碰腕表,香港首嚐國際聲名大噪。
從京華酒店作起點,經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廣泛蔓延,其中一名26歲的男病人出院後把病毒傳入社區,尤其帶到淘大花園引致大型爆發,感染個案明顯集中在E座、C座及B座。淘大E成了地獄代名詞,當年淘大花園單位樓價更曾創史上新低價五十萬元。SARS令香港市面陷入蕭條,最嚴重狀況全港均出現的士車頂燈海,的士司機為自救發明八折call的士,直到今天八五折的士猶有餘悸未敢取消。SARS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六名醫護人員。同年3月,政府規定學生及教職員在學校期間必須佩戴口罩,所有人在進入學校之前都必須先行量度體溫。3月31日全港所有學校停課,直至4月下旬後分階段復課。想起在2002年以前,戴口罩並非一件尋常事情,就算沒有立蒙面法也沒有人隨便戴,直至沙士後才成為一種常態。
當年香港市民普遍認為董建華特區政府處理疫情不力,如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一再強調「沒有社區蔓延跡象」,並堅持學校不必停課。沙士後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則成立「沙士專家委員會」,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大眾質疑「自己調查自己」。再加上種種德政,董建華民望每況愈下,並促成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反政府大遊行。2004年7月5日專責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指楊永強在處理沙士疫情時手法有嚴重失誤,他本來只口頭上願意承擔責任卻未即時辭職,直至7月7日始因為輿論壓力而辭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一職,由周一嶽接任。當年禮樂還未完全崩壞,人還知恥,問責官員真正需要問責下台,同年9月,《JET》創刊一周年。自己相信,會讀歷史和認真汲取教訓的人,才未至於太愚昧。今天武漢肺炎再臨,十八年後類似面相形狀的官員,打差不多的官腔,只會請大眾稍安毋躁,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機會不會太大。我們親眼目睹人禍再度循環,能不感慨萬千!張建宗你近來好像咳得好厲害呀!
#維基沙史
#now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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