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出航的基礎｜知史百家
安煥然
鄭和下西洋，其艦隊之壯，船舶之偉，航海技術之高，不會是突然間就「發明」出來的。
明成祖永樂年間是鄭和下西洋的啟航年代，但鄭和出航的基礎還是得追溯到明成祖父親明太祖朱元璋的那個時代，甚至也應把視角拉到離鄭和時期還要更早的宋代和元代。
如果當時的中國不強大，沒有富足的物力和財力基礎，鄭和下西洋不可能威風出航。1368年蒙古勢力被逐出中原，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專制獨裁君王，但朱元璋從遊方僧變成開國皇帝，他復興中華國體的功績，我們必須正視。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積極地採取了諸如重本抑末、勸農桑、減徭役、計民授田、獎勵墾荒、大興屯田、寓兵於農及興修水利等一系列恢復中國國內經濟生產的措施和建設。這些措施的有效推行，到了永樂和宣德年間（亦即鄭和下西洋時期），如同《明史》卷77〈食貨一〉所述，出現了「上下交足，軍民胥裕」，「百姓充實，府藏衍溢」的富庶盛況。
明初官營手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亦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物質基礎。洪武和永樂年間是明朝官營造船業的黃金時期。明太祖在建國之初，就大力發展官營造船業，擴充水師力量，重視海防。洪武三年(1370) 沿海有5千個衛，127個千戶所和231個巡檢司，計有戰船2700艘。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戰船總數可能已達到3002艘。
永樂年間，明成祖承太祖之制，詔令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湖北和江西等地建造或改造海船2758艘。當時的龍江造船廠（原址在南京市下關三叉河）以及福建沿海一帶的造船廠皆頗具規模，人員眾多，匠籍分工明確，實力雄厚。因而，鄭和下西洋縱橫於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對不服者「以武攝之」，儼然就是一支龐大的武裝艦隊。鄭和艦隊之所以能夠如此大有作為，實是以強盛、發達的官營造船業作為後盾。
明朝初年，官營手工業的官窯和織染局特別興盛。產品量多質高，是提供給鄭和下西洋帶去進行賚賜貿易的極佳貨源。誠如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發展史》所說的：「明朝建立以後，推行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國家有比較充裕的物力和財力，可以負擔大船隊長期活動的鉅額開支，同時也有大量的產品可供賞賜和交換之用。如果沒有足夠的物力和財力，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也是難以持久的。」
其次，我們應當要有這樣的一個歷史認知：中國海洋事業的偉大，並不始於鄭和。鄭和之航海，其實是宋元航海的繼續。宋元時期的遠洋海船，技術早已有了突破性進展，尤其是福建型尖底海船，船體裝載量大且堅，已是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最適航行於大海的船隻。
從航線和航行範圍來看，宋元已開闢了橫渡印度洋的遠洋航線。宋代趙汝适《諸蕃誌》、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提供了豐富的航海地理資訊和航行指南，擴大了中國人的航海地理知識和視野。即使是到了鄭和下西洋時期，其隨從費信所撰的《星槎勝覽》也還是大量抄錄元代《島夷志略》裡所記載的資料。
中國四大發明之磁羅盤導航技術，以及與之航行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的「針路」等航海導航技術和航海知識，大抵完備於宋代，均是豐富的航海文化遺產。
孫光圻《中國古代航術史》指出：「如果沒有宋元航海者所打下的堅實基礎，鄭和要在新形勢下作出如此漂亮的發揮也非易事」。「雖然鄭和航海技術較之宋元又有進步與完善，但是，科技水平的發展是具有歷史延續性的。鄭和遠洋之舉，乃是宋元航海科技文明的一次升華性的總檢閱。」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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