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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魏澤爾練兵

中原大戰後，暫時解決內部紛爭並樹立領導權威的老蔣得以開始推動各項政策，同時，在內戰中證明自身實力的魏澤爾也得以獲得較大力度的支持整頓中央軍。

首先魏澤爾開始強化對特種兵的建設。
在魏澤爾之前，國軍隊兵種概念非常模糊，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謂的「交通科」。在1928年成立的交通科，需要負責部隊人員、武器裝備、後勤補給物資的運輸流通事宜，還有資訊的傳遞。不懂什麼意思？那我換句話說：只要涉及交通載具，還有資訊流通，交通科都必須管。結合實際業務就是：衝鋒的戰車是交通工具，所以交通科要管；運糧的馬是交通工具，交通科要管；傳遞資訊以及物資的鐵道系統是交通工具，交通科要管；負責溝通的通訊設備也是業務範圍，所以交通科要管......天哪！這業務量之龐雜，簡直把交通科往死裡逼，不僅人員負擔過重，而且大雜燴的結果就是造成效能極差，樣樣有但也樣樣鬆，這無疑成為德國顧問重點改造的對象。
因此在魏澤爾任內，他首先讓交通科分成兩個團，第一團負責通信事宜，第二團負責汽車及鐵路部隊(恭喜以後不用再管牛驢馬羊了)，之後更讓讓通訊業務從交通科獨立，正式成立陸軍通信兵團。另外他還建立工兵、輜重科、通信科等學校 (也就是今天陸軍後勤訓練中心 、陸軍工兵訓練中心、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的前身)，可謂今日國軍眾多兵種的老祖宗。
而眾多特種單位中，魏澤爾對於炮兵的改良尤感迫切。炮兵，作為戰場上最重要的支援部隊，中國在這方面的建設卻是慘不忍睹 數量缺少、器材老舊落後、缺乏瞄準及觀測單位、廠牌不一造成後勤極大負擔，而且操作人員缺乏訓練更沒有新式火炮運用的概念。
魏澤爾對此特別建立炮兵射擊訓練場督促官兵勤加訓練，並採購新式火炮成立新式炮兵旅，日後的國軍炮兵部隊，基本都延續了魏澤爾訂定的訓練模式，而這也是魏澤爾練兵期間，影響最為深遠的環節。

在強化特種兵的同時，魏澤爾對於陸軍中的主角─步兵，也開始整頓。
提到民國初年的歷史，相信大家立刻會聯想到一個狀況：軍閥混戰。各大派系之間的戰役，像是：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反奉戰爭......規模動輒超過數十萬人。但詭異的是，我們對戰役的記憶只有誰跟誰打、最後是誰贏，可中間過程是一片空白，甚至連傷亡數字都沒有確切結果，因此也沒聽過哪一場民初戰爭會用上「慘烈」的形容詞。難道大家不覺得奇怪嗎？

事實上，民國時期的內戰絕大多數都是擊潰戰。
啥叫擊潰戰？就是雙方拉好架式，接下來正面互懟，之後勢弱的開始敗逃，勢強的開始追擊；追的那一方主要也不是殺敵，主要都在搶物資或是抓俘虜，逃的一方就比較累了，除了考驗心肺耐力，過程中還要順便扔掉軍服裝備，準備隨時回老家。
覺得老ㄕ瞎說？那我舉幾場比較有名的內戰戰役。
首先是皖系軍閥段祺瑞討逆擁護清朝復辟的張勳，當時段祺瑞只開了一炮，張勳手下的5000辮子軍立刻四散逃跑，而且為了避免逃兵身分被發現，他們還立刻割下辮子扔的整個北京城到處都是。這場戰役結果，累壞了負責掃大街的清潔人員，可人實際上死沒幾個。
再來是國民黨北伐對決直系軍閥吳佩孚，當時雙方在汀泗橋戰鬥決戰，吳佩孚還設下督戰隊，號稱退者殺無赦，好去激勵底下士兵跟對方硬剛，結果還是國民革命軍比較凶猛，擊敗吳佩孚的2萬大軍。可國軍最終統計戰果，也不過是傷敵數百、俘虜2千。當時人對此戰的評價是：「吳佩孚的兵不怕死、國民革命軍是不知死。」描述當時的作戰說到底就是比誰膽大。

由於比的是短時間的一鼓作氣，民國的內戰其實有點像放大版的群架，雙方盡量召集人馬後是一擁而上的混戰，什麼戰術展開、兵種配合全都用不上，敗退的人則一潰千里，完全無法組織像樣的反擊或是徐徐而退(請大家務必記住這一點，這樣的場景將在之後的描述再次出現)。
所以在1930年，國民政府曾頒布三種師級單位的編制：

甲種師
每個師有3旅，每個旅有2團，支援部隊另有1個騎兵連、3個炮兵連、3個工兵連、1個輜重連、1個通信連，以及師直屬特務連。
乙種師
每個師有2旅，每個旅有3團，支援部隊跟甲種師一樣。
丙種師
每個師有2旅，每個旅有3團，與前兩種師相比，支援部隊少了特務連、通信兵連。

這三種編制的共同之處，就是塞滿6個步兵團，企圖利用龐大人數進行密集的正面進攻，體現當時中國內戰的用兵習慣。
當然，若要追本溯源，以上編制其實是參考一戰前的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在一戰初期就是3旅2團編制。可在一戰開打後，各國很快發現，當密集式的衝鋒遇上機槍陣地無疑是送頭自殺，而且龐大的人數容易造成調動上的笨拙，單位間的通訊流暢更是大打折扣。所以各國，尤其是強調機動作戰的德國，早已對編制進行改組調整。
所以當魏澤爾看到中國軍隊在一戰已過去10多年，卻仍使用在實戰中被驗證為落伍的編制，很快提出德國在一戰後的師級新編制：2旅4團。並讓陸軍第2、3、9、25、87及88師接受新式訓練以及部隊整編，這六支部隊就被冠上「整理師」的名號，其中尤以87、88兩師的執行最為徹底。

這時就要岔出去先提87、88，這兩個會在之後描述中成為主角的部隊歷史淵源了。
時間追朔到1924年，蔣介石就任黃埔軍校校長的時候，為了維護校長安全於是成立的衛兵隊，隨著時間發展，衛兵隊開始不斷擴張成特務營→警衛團→警備師，甚至後來擴增成警衛第一師跟警衛第二師(從百餘人擴增成2萬人，這發展夠猛吧)。
之後在1931年，這年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於要警衛的對象消失了，部隊也只好改名，警衛第一師改名國民革命軍陸軍第87師、警衛第二師改名國民革命軍陸軍第88師。現在知道為何這兩支部隊為何會被重點照顧了吧？因為他們可以說是蔣介石的御林軍，是關係最鐵的部隊。
被視作鐵桿的部隊，當然不能讓等閒之輩率領。87師的師長王敬久，88師第一任師長俞濟時、接任師長孫元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他們對於曾經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極度忠誠，同時也在中央軍將領裡資歷威望最深(畢竟所有從中央軍校畢業的人都要稱呼他們為「學長」)，由此可見蔣介石已經把德式訓練新軍和自己牢牢地綁在一起。

同一時間，蔣介石的小舅子，當時主掌財政的宋子文找上魏澤爾表示：「我底下有支部隊，希望你們德國顧問能來幫忙訓練 (然後小聲表示：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給你很多方便喔)。」能夠跟管錢的建立好關係，魏澤爾自然樂見其成，這也讓一支當時頗為特殊的部隊也染上德式訓練色彩，那就是歸屬財政部管轄的「稅警總隊」。

稅警部隊
稅警總隊是在1930年，原先為了查緝走私鹽以及鞏固海關安全而成立，其性質有點類似今天的海巡署。至於推動稅警總隊的重要創立者，就是當時的財政部長、宋美齡的哥哥、蔣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
有如此雄厚背景的後台，加上當時洋人希望稅警總隊能發揮良好功用，好使他們能在中國擁有較穩定的投資環境，因此稅警總隊在補給裝備上非常佔優，人員素質也要求較高。
以裝備而言，稅警總團在1929年裝備了18輛卡登·洛伊德超輕型戰車（Carden Loyd Tankette）。這款由英國研發的坦克，就算是以當時眼光來看，都是迷你的存在，該車重約1.5噸(被稱為現代坦克雛型的法國雷諾FT-17坦克雖也是輕型坦克，但好歹有7公噸)，武器只有一挺機關槍，裝甲厚度5~9公厘……這防禦力大概一把反坦克步槍就能輕易被貫穿。
即便能力值不高，這卻是當時國軍唯一裝備的坦克(順帶一提，最先裝備坦克的中國部隊則是東北地區的奉軍，他們所裝備的，是法國雷諾FT-17坦克，只不過奉軍的坦克沒有坦克炮，而是用機槍作為主武器，也就是說軍的坦克是改弱版)。稅警有坦克而陸軍沒有，用誇張一點的比方，就是今天中華民國海軍最強戰力是驅逐艦，但海巡署卻裝備了輕型航空母艦，形成一種警察比軍隊火力還強大的詭異場景。
(大概是察覺到詭異的現況，這批戰車在同年的3月1日就移交給陸軍教導第一師騎兵團接收，最初這批坦克部隊被叫機槍排，之後很快改名為戰車隊，國軍這才出現正式的出現坦克編制。)
以人員素質來看，稅警隊謝絕文盲加入，並要經過3~6月試用期通過後才算正式錄取，因此稅警的教育程度比大部分陸軍士兵都高的多，這也代表他們可塑性較強，能進一步接收更精深的軍事知識；而許多管理層的幹部更是留美出身，像第一代總團長王賡畢業於西點軍校(順帶一提，王賡最有名的事蹟並不是他的軍事成就，而是他的好友徐志摩綠了他一把，導致他跟妻子陸小曼離婚)、第一團團長趙君邁以及日後新成立的第四團團長孫立人則是維吉尼亞軍校畢業，所以稅警部隊當時洋溢著當時中國少見的美式訓練風格。
何謂美式訓練風格呢？我們不仿看看第四團團長孫立人是如何狠操他的士兵。
第四團的訓練內容如下：「早上四點起床後，先跑個3公里醒醒腦(嫌多嗎？放心，之後會增加到5公里)，之後開始進行當天的戰術動作操演。每周操課六天，然後第七天休假......錯！是進行內務及武器檢查，不時再升級成高裝檢一下。行軍訓練方面，官兵一律揹背包(內含子彈50發、炒米2天份、手榴彈2枚、圓鍬或十字鎬、軍服、換洗衣物、日用品，也不過20公斤重罷了)，身上掛著乾糧袋(通常裡面會用炒米)、水壺、子彈帶、槍枝(大約3公斤)，在這種情形下一天要推進50~70公里(一種從北車跑到新竹車站的概念)。射擊方面，每名士兵需熟練操作步槍、輕機槍、重機槍、迫擊砲，並在每年年中進行實彈測驗，打得好就每個月發津貼2~4元，打不好，孫團長直接下場親自教學......然後把你給幹到飛天。休息時間，孫團長則會把全團帶到連雲港去游泳，時不時組織賽跑比賽。」
以上訓練我想用一句話粗略總結：保證讓你軍旅生涯過得很充實。

雖然軍官組成很美式，不過在中德軍事合作的大環境下，稅警總團的步兵依舊裝備德國軍械，為了學習操作，稅警於是和德國問問團合作，請了8位教官指導器材維護的事宜。
對於魏澤爾以及其他德國顧問來說，稅警雖然也接受指導，但純粹度畢竟不及87、88師等重點培訓部隊。而且稅警的作用也比較不用於戰場上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所以並非關注的焦點。只是誰也想到，日後卻是這批稅警成為延續德式訓練最久的存在。

圖片為：
推測為稅警總團的士兵，可確定的是他們手持原產自德國的毛瑟手槍

【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鮑爾的野望

前文提要：
歷經多番波折，馬克思‧鮑爾成為中德合作下的第一任顧問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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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前面老ㄕ提到鮑爾來華的原因，應該跟高薪工作脫不了關係。但除了錢，當時百廢待興且軍制混亂的中國，就好像一塊白布，可以讓鮑爾盡情地揮灑才華，勾勒出自己期待的情景。這對胸懷大略的軍人，無疑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而鮑爾首先面對的重大課題就是：冗兵。

當時國民黨主要分成以下軍事派系：蔣介石的中央軍、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系、李宗仁的桂系。各大派系又可細分小派系，例如所謂的西北軍，又可細分為：活耀於河南地區的馮玉祥、扎根在陝西的楊虎城，而割據塞外的馬氏家族，也可視作廣義上的西北軍。
各派系若要說話有底氣，自然要擴充軍隊，這也造成當時各部隊加總起來的統計數字達到260萬，為了負擔龐大的軍隊人數，全國軍費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50%，財政部統計實際軍費甚至會是國家預算2倍以上。
除了財政負擔，軍隊人數的膨脹連帶影響部隊素質良莠不齊。在李宗仁的回憶錄中，對於俘虜的部隊，常常會提到該部隊的槍枝數目，會這麼說，就是因為當時有太多部隊連最起碼的步槍都裝備不足，那就更別提後勤補給或是單兵裝備(就連李宗仁統帥的桂系部隊，他自己都評價穿著破爛)，差勁的待遇也使部隊士氣低落，造成不堪一擊甚至是未戰先潰的戰五渣表現。
另外對於企圖號令全國老蔣來說，各派系的擁兵自重，無疑對他的政治權力形成重大威脅，所以為權、為錢、為力，裁軍成為最直接快速的手段。而身為軍事專家的鮑爾，同樣也認為裁軍是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關鍵。

對此，鮑爾起草《軍隊編遣方案》，主張將全國部隊壓縮在65個步兵師、8個騎兵旅、16個炮兵團、8個工兵團。如此就能把260萬的冗兵降到80萬人，軍費支出也能從破表的200%降到全國財政收入的80%。該方案雖然受到其派系抵制而未能實際執行，但深獲蔣介石肯定，並成為日後裁軍的考量依據。
除了裁軍精兵，為了提升部隊戰鬥力。鮑爾建議成立一支教導隊(其編制為：1個步兵隊、1個重兵器隊、1個乘馬步兵隊、1個炮兵隊、1個工兵隊、1個通信隊)。除了建立德式訓練的楷模，也能讓參與教導隊的軍官吸收德國顧問傳授的先進軍事知識；在鮑爾的理想中，這些觀念更新的軍官，未來可以訓練及指揮日後擴建的其他新軍，德式訓練能就發揚光大的開花結果。對此，老蔣自然欣然接受。而且為了讓只打過中國內戰的高級將領，能明白現代化軍事的進步程度，鮑爾還親自授課20多次，對著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軍界大佬，還有軍事機關院校、各部隊領軍將領，講述包含化學戰、新式武器、軍事工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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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觀看鮑爾的以上作為，老ㄕ自己對於鮑爾的評價是：「中規中矩。」
畢竟歐洲軍事當時已經領先中國一大截，而中國的問題又是嚴重到一目了然，個人認為：任何稍有軍事專業的外籍顧問，都會展開跟鮑爾相似的工作。
但請注意，我說的是「如果只觀看鮑爾的軍事作為」，但請各位別忘了，鮑爾是以「工業顧問」的名義來到中國(即便這只是遮掩)，而且他可是擁有工業領域的長才。引用當時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對鮑爾的觀察，相信大家就能明白鮑爾真正難能可貴之處：「鮑爾在華首要工作，是強化蔣的軍事實力。但他的活動並非限制在軍事事務，而是涵蓋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各領域。」

「欲興建一隻現代化軍隊，首先必須具有工業基礎。中國若無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則不可能建立武裝工業，在此情況下如何能重整一支軍隊？縱然今天有一隻現代化軍隊，若缺乏鐵路及公路，又如何調動這支軍隊？因此無論願意與否，中國必須開始從遠處著眼、近處著手經濟建設！」
鮑爾堅定的說出以上言論，顯示出他宏偉的大局觀，並且立下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培養中國建立自主的國防工業。
為此，他說服眾多德國企業來華投資，德國因此對華貿易總額穩定上升，中國則獲得像容克飛機製造廠等德國企業進駐，打造中德兩國雙贏的局面。
同時，鮑爾發表《中國鐵路網之發展》、《海港之興建》兩篇文章，不難看出他對交通基礎建設的關心。另外，他還建議中國要建立新式煉鋼廠，並且已經爭取到「全德工業聯合會」派考察團前來中國，對中國的鋼鐵工業提出技術建議，並商量投資合作的可能性。

按照現在流行說法，鮑爾打算在中國軍事發展裡，下一盤好大的棋局。而且他不只有想法，還有調動企業及人才的手腕，這才是真正讓蔣介石推崇信賴鮑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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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番大動作，卻也引起各國的關注以及忌憚，例如法國就有報紙批評：「鮑爾非僅置中國軍事組織與制度於德國影響下，且使其工業發展亦尋德國之指導。一項陰謀正在釀成中，其危險性使在華有利益之國家不可不加思考。協約國外交幾已被圖謀不軌與包藏禍心之行動所破壞至無法阻止之地步，德人在華之活動是將會危及遠東及世界之和平。」
這自然讓原先就不樂見鮑爾來華的保守派官員抓住機會，他們開始鼓吹德國政府撤除德國駐華顧問團，受到壓力的德國政府於是將國內不滿的言論轉達給鮑爾。想不到鮑爾霸氣外露的回覆：「顧問團成員來華服務是為了個人職業與薪俸收入，如果母國政府不能答應給予同等職位和待遇，就不要再勸他們回國！」這句話瞬間堵住德國政府，同時也宣示鮑爾在華工作的決心。與此同時，一場戰爭風暴，讓鮑爾更直接的參與軍事行動。

圖片為：馬克思‧鮑爾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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