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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對東方人振聾發聵航運界背後的”海運野史”(轉譯自2021/6/25 gCaptain)

作者：John Konrad 船長(gCaptain) 今天是海員節，我想講一個故事，而不是參與我們行業的常規廢話。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因為它是真實的。
幾十年前，世界第二大煙草公司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在1969 年，他們明白，當公眾了解到這個致命的秘密時，他們的產品會被淘汰，銷售也會消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購買了 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貨櫃，以及由其發明者馬爾科姆麥克萊恩創立的SeaLand公司。這解決了大型煙草公司的問題，因為它使他們能夠將現金從垂死的行業轉移到快速發展的行業。
到 1980 年代，RJ Reynolds Tobacco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數十億美元的集體訴訟有可能導致其強大的船隊被扣押，海陸集裝箱數量不計其數，其碼頭和物流樞紐網絡也將關閉。它的資產需要法律保護。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 1984 年將公司分拆出來，但仍由大型煙草公司高管負責。出售給哈羅德·西蒙斯和CSX但是，到1999年，香煙造成404750人過早死亡 在美國，$ 157十億每年的醫療費用，以及數百萬全球死亡。SeaLand 剩下的那些從煙草中獲利的大煙草所有者比在大屠殺中遇難的人更多，需要一個瑞士來隱藏他們的黃金，他們需要一個小而強大的歐洲國家來隱藏他們被尼古丁污染的船隻。
最大的煙草”轉進”國家是丹麥，他們委託資產的公司是 AP Møller – Mærsk。
軍工園區
如果我們進一步倒回時鐘……更多的真相就會暴露出來。傳統的說法是 SeaLand 是 Malcolm McLean 的孩子，他是一名卡車司機、發明家和企業家，致力於顛覆一個行業。正如 Mercogliano 博士的著作《第四條防線》所述，事實是，到 1967 年 SeaLand 瀕臨破產，貨櫃運輸注定要失敗，直到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武器和致癌化學品運往越南.
當您點擊馬士基網站上的”關於我們”時，您會被告知：“AP Moller – 馬士基擁有一段傳奇的歷史，我們為自己的悠久歷史感到自豪。” 在核心價值觀下，它說：“我們公司建立在開拓性成功和增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之上。我們的悠久傳統和價值觀每天都在指導我們的業務，並確保我們明天可以開展業務。”
向下滾動他們的時間線，您可以大致了解該公司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從它作為 Dampskibsselskabet Svendborg（Steamship Company Svendborg）的誕生到最近的 Maersk Drilling 分拆。提到了幾項合併和收購，但沒有提到公司歷史上的三大事件：馬爾科姆·麥克萊恩的發明、越南戰爭以及它與大煙草公司內部人士達成的交易。
馬士基要對多少尼古丁污漬負責？有多少大煙草高管從此次收購中獲利？馬士基在越南戰爭中留下了多少污點？也許沒有，但很難說他們網站的歷史記錄何時被刪除。
記者將這種審查公關稱為粉飾。
根本沒有提到一個對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詞：癌症。
這不僅是馬士基的故事，也是 gCaptain 的故事。在抵達越南凸輪拉恩終端1969年海集裝箱被裝上卡車，並交付給新山一空軍基地西貢我父親工作作為一名醫生。三十年後，就在馬士基和 SeaLand 的高管會面敲定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大一筆交易的那天，我的父親因暴露於橙劑而死於癌症。今天他躺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但他並不孤單。由於貨櫃非常有效，美國軍方能夠運送大量這種化學品，超過 300,000 名美國人因暴露於橙劑而死亡，這幾乎是在戰鬥中死亡人數的五倍戰爭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平民被殺或致殘。
從 1967 年到 1973 年，SeaLand每月向越南運送1,200 多個集裝箱，為美國國防部帶來了 4.5 億美元的收入。橙劑裝在這些集裝箱中運輸，MSK的官方歷史始於 1973 年，越南戰爭剛剛結束。
馬士基從未就 SeaLand 在我父親去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的家人道歉……但這沒關係。我不是辯護者。這篇文章不是關於取消文化的。我不在乎他們的企業道德聲明或喚醒價值觀。我關心海員。我關心真相。他們顯然願意抹去的真相類型。關於海員的真相。
跟隨金錢弗蘭克
關鍵是在這個行業的表面之下流動著資金、政治影響和法律操縱的海底暗流。大多數這些影響都與美國的大企業、軍工複合體以及美國現代軍隊的無聲之手有關。
在越南之前，我國已經解決了當今海員面臨的許多問題。今天，我們慶祝少數港口為海員接種疫苗，但在越南海員訪問美國港口之前，可以在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型海洋醫院無限制地獲得疫苗和免費醫療。我們有自己的醫生、護士、退伍軍人福利、免費的養老院、墓地和資金充足的養老金計劃。
馬拉德仍然很重要，雖然五角大樓取消了大部分這些福利並將美國商船隊推到了一邊，但他們保留了對政策的大部分控制權。許多海員待遇法律仍在製定中，但美國以外的人甚至很少知道MARAD 的存在，儘管來自福布斯等大型媒體組織的壓力，拜登的最佳候選人是（例外）行業未知數。
MARAD 和 IMO 的弱點是因為疏忽還是設計？
二戰後，海上條件很差，但美國（和幾個歐盟船旗國）確實為美國國旗船上的海員待遇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不再樹立一個好榜樣。今天，負責倡導美國海員的政府組織 MARAD 在 IMO 中甚至沒有一個席位。坐在我國席位上的是美國軍官，而領導IMO的最有權勢的人是一位兩星的美國軍旗軍官。
然而，歐洲或亞洲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在海洋政治中的揮之不去的作用。美國商船已經死了。瑪拉德無能為力。美國海岸警衛隊資金不足且分散。海軍對航運不感興趣。
航運界認為美國軟弱，但一些最大的方便旗的總部設在美國領土上，與五角大樓簽訂了國防協議，並僱用了無數退休的美國軍官。華爾街和美國對沖基金是當今最大的船舶融資機構。許多大型航運公司（例如嘉年華）都在我們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船東，擁有 2117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兩黨的支持以及北約的國際影響力。
歐盟和亞洲業內人士可以（而且通常確實）忽視美國的航運利益，然後想知道為什麼推動變革如此困難。原因是五角大樓和華爾街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想承認的要大，但它們的影響卻是沉默的。
您最後一次在行業會議上註意到美國或北約海軍高級軍官是什麼時候？也許你應該邀請他們？郵輪公司的董事會上有五角大樓的旗官，他們可以輕鬆地談判新規定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緊急疫情融資。他們僱傭美國海軍上將，也許你也應該？
或者，也許您可以通過支持海事記者來幫助揭露整個海底五角大樓的權力和影響力？無論哪種方式對我來說都很好，只是不要繼續無視 MARAD 和華爾街、五角大樓和美國記者，並期待 IMO 或歐盟的結果。
馬士基的政治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
有人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崩潰。也許吧，但是馬士基和其他大公司如何有能力讓當地港口當局花費數十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籌集資金橋樑、拓寬道路和重建碼頭，以淹沒像紐瓦克這樣絕望的貧困城鎮？澤西島有數千個巨型集裝箱？他們怎麼能通過國會強制納稅人資助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拜登總統卻不能？
他們怎麼能強迫世界各地的港口、運河、船旗國和船級社共同花費數千億美元來容納他們的新巨型船舶，但他們無法讓 MARAD 或 IMO 就基本排放標准或海員權利規定達成一致?
馬士基首席執行官上一次訪問 MARAD 或在 IMO 委員會捲起袖子，或派頂級海事記者前往丹麥是什麼時候？如果Søren Skou真的想要就海員權利和排放標準達成共識，他會這樣做。
今天，國際海事組織的“海員日”，世界上每一個航運公司、每一個海事組織、每一個國家都會讚揚海員的工作，並禮貌地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海上惡劣的條件。當然，他們不會使用“犯罪”這個詞，但會找到一些更溫和的委婉語來描述問題。美好、善良、協作和包容，將成為當今的流行語。垃圾。
海員不需要善良。我們需要真相。
事實是，某些海事、軍事和金融實體確實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只是不選擇使用這種影響力來促進海員的擔憂。為什麼？
自殺是無痛的
就在此刻，IMO 或 MARAD 或馬士基發布了他們的海員日聲明，海上的海員將寫下不同類型的筆記。遺書。
This is not an article to point fingers at Maersk. I do not know what lengths they went through to protect the SeaLand legacy from class-action lawsuits. I don’t know what legal liability they have today. Is it possible that pulling SeaLand from the grips of big tobacco was a good thing? I don’t know. Nobody doe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made the Maersk/SeaLand deal are retired or dead. Who even cares? Not I. Several of those executives passed away from lung disease. Is that Karma at work?
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沒有調查和宣傳，我們就無法知道真相。為了改善海上條件，我們需要兩件事：確鑿的事實和政治意願。我們不知道 SeaLand/Maersk 交易背後的事實，因為在 1999 年，大型海事媒體利益——Lloyds List、FairPlay 和 Tradewinds——沒有投資於揭露完整故事所需的調查性新聞。
故事很重要，但不幸的是，馬士基、國際海事組織、五角大樓和我們今天的行業講述的故事不是由記者或歷史學家撰寫的，它們通常是由公共關係部門撰寫的。
如果一棵樹倒下
可悲的事實是，每次有公司副總裁更替時,我們的收件箱都會收到大量公告。每次 IMO 召開另一次委員會會議時，Twitter 都會響起我們的電話。每次有水手被強姦或自殺時，我們都會被沉默的嘈雜聲轟炸。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並不便宜，但我們行業在公關和社交媒體活動上花費的數百萬美元也不便宜。解決方案是講述更準確的故事。但是什麼故事最有效呢？講述完整真相的故事。
相關視頻：講故事的力量 | 安德烈吉布斯，TED 演講
我們確實知道其他一些事件背後的事實。
船級社的誕生、普利姆索爾線的發明、SOLAS 的創建、直升機救援游泳者計劃、Gumby 套裝指令和OPA90（僅舉幾個保護海員的進步）都有一個共同點。
大多數人說共同點是生命的損失，他們說今天的安全規定是用過去海員的鮮血寫成的。這不是真的。直到今天，我們幾乎每週都會損失一艘船，甚至很少有人被調查。他們怎麼會考慮到我們收集的VDR 黑匣子錄音不到 30% ？
事件不會導致監管變化。
調查性新聞+行業合作=政治意願=變革
船級社從公眾集會中誕生。載重線是強制性的，因為艦隊街開始調查丟失的船隻，並為塞繆爾·普利姆索爾提供了與議會中強大的船東國會議員對抗所需的所有墨水。SOLAS 不是因為泰坦尼克號沉沒而創建的，而是因為像歐內斯特·海明威這樣的偉大記者追隨金錢並發表了圖片標題。雙殼油輪沒有被強制執行，因為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撞上了岩石，他們被強制執行是因為Intertanko明白媒體在清理之前不會休息。
我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即使是很小的事故也會對海員的安全產生很大的影響。1980 年，SS Poet 號沉沒，34 名海員在海上失踪。它幾乎沒有被調查，也沒有改變任何法律。然後在 1983 年 2 月 12 日，一艘類似的船Marine Electric因同樣的原因沉沒，但這次費城問詢報給了羅伯特·弗朗普一個完整的調查小組，並花費了數十萬美元研究此案。結果迫使美國海岸警衛隊推動變革。該救生員程序和救生服的任務是問詢努力的直接結果。
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
了解影響力，報導真相，講述海員的故事是在海上獲得基本人權的關鍵，但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都不會在新聞業上花錢，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里花的錢會花在報導的記者身上。真相。整個真相。整個骯髒不舒服的真相。
了解和報導這一事實是海事新聞機構的工作，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不僅僅是我們。馬士基用於支持 Splash 24/7 的預算不到 0.001%。Tradewinds、Maritime Executive、The Shipping Podcast、FreightWaves、TheLoadstar以及諸如Frank Coles、Rachel Slade、Ally Cedeno和Sal Mercogliano等無數其他媒體都在發布真相。很少有海事新聞機構有資金深入調查這些問題。請問有多少人被邀請到 IMO 談論他們的發現？
你知道誰花錢支持海事新聞嗎？五角大樓。他們知道權力和影響力的秘密。
如果我們想幫助海員，我們不能依賴 MARAD、IMO 或馬士基。我們必須推動他們說真話，支持願意支持行業本身和希望獲得基本人權的海員的記者。我們需要馬士基停止抹殺歷史並開始投資航運業的第四產業。

【1996年巡弋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臂章】

這是阿輝伯獨立台灣大戰略所引發的一連串國際局勢變動下的遺澤，當時是由親共腐敗的民主黨柯靈頓所執政，柯靈頓當時在美國眾議院的全力支持下，被迫妥協聲援台灣。

1996 年的臺海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撰文/汪浩
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 3 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的台海危機，是由李登輝訪美引爆的。

1995 年 5 月 22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國會壓力下決定允許李登輝總統於 6 月初到美進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並立即通知了臺、中雙方。

1995 年 6 月 10 日，李登輝於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這篇講稿是由新聞局長胡志強所撰寫，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與臺灣民主化經驗，突顯臺灣的價值觀。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國家元首，他的演講則透過國際媒體的傳播，將臺灣的主張推向全世界。

中國事後痛批李登輝的演講是在宣傳「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中國又認為，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是破壞中美關係政治基礎、違反「一個中國」原則、鼓勵臺獨勢力，中國的反應非常強烈，還召回駐美大使。

其實在 1995 年 3 月底，李登輝密使蘇志誠在澳門就已經告訴中共對臺工作小組負責人曾慶紅，李即將訪美，希望中方理解「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也確定將去得成」。當時，曾慶紅的反應是「你們有你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因此到時候批評還是要批評的」。

蘇曾會後，海協會於 4 月時多次呼籲舉行第二次兩會「辜汪會談」。4 月 17 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警告中國副總理錢其琛，柯林頓不願發簽證給李登輝，因為並不符合美臺非正式關係的性質，但國會可能迫使總統改變決定。

結果，美國參眾兩院在 5 月初以 97 對 1 票和 396 對 0 票的壓到性多數決議，要求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5 月 22 日，柯林頓被迫改變決定。

對於李登輝即將訪美，中國起初並未有激烈反應，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經國臺辦授權，依原定計劃於 5 月 26 日至 29 日訪臺，與海基會確定在 7 月中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兩會負責人還於 5 月下旬、6 月上旬和 7 月上旬為「辜汪會談」進行了 3 次預備性磋商，所以李登輝起程前以為他的訪美已經取得中國默契。

訪美之行順利結束，李登輝在臺灣朝野的歡呼聲中回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隨後去了蘇俄訪問，兩岸當時相安無事。但是，江澤民回到北京後，卻受到了中國軍方與黨內保守派的嚴厲批判，鄧小平在幕後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江澤民此前曾企圖整頓貪腐而與黨內保守派起了嚴重衝突，江由於權力不穩，決定向軍方妥協，同意在臺海進行軍事演習，打擊李登輝。

在此之前，中國軍方還洩密給新黨立委郁慕明，揭露李登輝與江澤民的密使交往，切斷了兩岸最高層過去 5 年的溝通渠道。6 月 16 日，國臺辦發言人突然宣佈「第二次汪辜會談由於臺灣當局近期一連串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的行為而不能按期舉行」。

中國在歷經低調，沉默，憤怒和痛批等情緒不斷升高的一個多月後，7 月 13 日，江澤民公開說「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我也想說明，這裡面假使國際上有一種干預的勢力，非得要進行挑起我們的衝突，這個恐怕中國人也是不能答應的。」江澤民將他即將發動飛彈演習的責任推給美國。

7 月 18 日，新華社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二砲部隊將於 7 月 21 日至 28 日間，舉行飛彈演習，朝向距離基隆港約 56 公里的彭佳嶼公海海域試射，表示懲罰李登輝訪問美國。由於演習在公海，容易造成亞太各國的驚慌，對此江澤民相當擔心，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嚴厲要求軍方必須注意各國的軍事反應。

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28 日，中國從江西鉛山導彈基地試射東風-15 短程彈道飛彈六枚，預定目標距臺灣富貴角北方約 70 海浬處。此次演習原定 8 天，但中國卻提前兩天結束，因為解放軍發射的飛彈有一顆失敗，墜落福建地區。但中國並不準備善罷干休，1995 年 8 月 15 日至 25 日，解放軍南京軍區出動艦艇 59 艘、飛機 192 架次，在東引北方約 28 海浬處，進行海上攻防演練。10 月 31 日到 11 月 23 日，解放軍在福建省東山島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操演，出動兵力包括步兵第 91 師、艦船 63 艘、飛機 50 架。

當時正值臺灣立委選舉前夕，中共進行這一連串的演習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臺灣民心不安，以壓制臺獨人士選情。1995 年 9 月 19 日，海協會負責人指責「李登輝的所做所為，在言論和行動上都已公開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破壞了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造成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和兩會商談被迫推遲，也直接損害了臺灣人民利益」。

當時被指為引發此次危機的李登輝挺住中國壓力，著手應變。他與國安高層研判，中國的飛彈演習有依據國際慣例事先宣佈，因而排除對臺灣突擊要件，並不對臺灣的安全構成立即威脅，但該演習明顯具有政治目的，因此，應對方案為對內安定民心，對外争取美日重視。

演習開始後，臺灣朝野一致譴責中國。8 月 10 日，在中國宣佈第二波演習後，李登輝約見行政院長連戰，會後，行政院推出多項應變措施，企圖穩定股市和經濟。10 月 9 日，李登輝指示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提前就次年總統大選組成「應變小組」，及早就臺海情勢進行準備。中國的演習雖然對臺灣的股市匯市有短暫打擊，但也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的反感驟升，並未對立委選舉結果帶來實質影響。

對於中國的恫嚇，美國剛開始的態度非常謹慎，始終未對臺灣有任何實質的幫助與保證。8 月中，柯林頓設法修復因李登輝訪美而遭傷害的美中關係。柯林頓致信江澤民，重申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第一次表態「反對」臺灣獨立，宣稱美國今後處理臺灣領導人訪美將遵循「非官方的，個人的，逐案考量，並且是很少的」這一原則，但沒有保證以後不會批准類似訪問。

同時，柯林頓相當克制地對中國軍事演習表示關切，卻沒有採取其它行動。10 月底，柯林頓與江澤民在紐約會面，柯林頓重申美國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不希望臺灣問題成為美中分歧的來源，但從相關資訊看來，他可能沒有清楚地表達美國不接受中國對臺灣的軍事恫嚇。

1995 年 12 月 19 日，美國指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悄悄地通過臺灣海域，行使公海航行權，事前也沒對中國和臺灣透露，但實際上海峽兩岸軍方都有掌握到情況。直到 1 月中，美方才向臺灣媒體透露，臺灣民心為之振奮，但是美國宣示公海航行權的行動並未遏阻中國軍事恫嚇臺灣的企圖，中國反而在 1996 年 3 月臺灣總統直選前，將臺灣海峽飛彈危機大規模升級。

1996 年 1 月 30 日，中國總理李鵬公開指責李登輝「有意製造『兩岸關係緩和』的假像，但實際上卻在加緊製造『兩個中國』，大搞『彈性務實外交』，大肆購買軍事裝備……我們反對分裂，反對『臺獨』的鬥爭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李鵬還威脅說「如果有人企圖以臺灣領導人產生方式的變更為由，為其分裂祖國的活動披上所謂合法的外衣，這完全是徒勞的。」李鵬的講話為中國針對臺灣大選的軍事恫嚇升級作了舖墊。2 月 7 日，李登輝為確保大選順利，召集國安高層會議，討論國安「應變計劃」。會中，國安會報告中國可能於「3 月 5 日」在臺海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臺灣海峽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1995 年 7 月的臺海危機是怎麼發生的呢？

接續蔣經國總統的努力，李登輝在 1990 年代成功推動臺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並準備於 1996 年 3 月舉辦中華民國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根據臺灣民意的要求，企圖突破中國長期以來對臺灣的外交封鎖，實現對美國的「非官方」訪問。

李登輝認為，美國之行可以提升他在國內的民望，又可增強他與江澤民直接談判的籌碼，因為李登輝在爭取訪美同時，蘇志誠與曾慶紅已經開始討論「李江會」的可能性和方法。另一方面，李登輝對柯林頓的對臺政策很不滿意，他成功地游說美國國會，基於對臺灣民主成就的肯定，迫使柯林頓改變政策，給他訪美簽證。

李登輝在爭取訪美時，確實沒有預期中國領導人們會作出情緒性的過度反應。他沒有體會到中國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因而無法理解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民意。另外，李登輝游說美國國會壓迫行政當局的做法，使得柯林頓政府的許多官員認為他是個「麻煩製造者」。

中國領導人把李登輝訪美視為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中國認為李登輝不能一面推動兩岸談判，一面擴張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而兩岸談判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1995 年夏，江澤民本來預期柯林頓會順從中國的要求，不給李簽證，當事情不如他所預期時，他對臺美兩方的行為感到震驚，又在軍方的壓力下，決定採取嚴厲行動，以防堵未來發生類似的脫軌事件。而中共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方式，把美臺雙方的行為都看作支持臺獨的陰謀，中國領導人完全不能理解和承認臺灣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成果，不能理解李登輝訪美反映了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廣大民意。

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外交上對美國提出強烈抗議，但在軍事上並無挑戰美國的能力，所以只能在臺海進行軍事演習，這叫「打狗給主人看」，又能影響臺灣的選舉，一舉兩得。但是，這種過度反應對臺灣民心造成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使臺灣人民對中國的反感大增。而中國一直忽略國會和「臺灣關係法」對美臺關係的影響。中國的行為也使美國對中國能否信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畫了大問號。

自從美臺斷交以來，美國政府故意對美國會不會協助臺灣抵抗中國武力攻擊的問題保持模糊性。柯林頓沒有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導致中國誤判美國意圖，因此，中國在 1996 年 3 月臺灣大選前，將臺灣海峽飛彈危機升級。根據「臺灣關係法」，對於「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美國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依照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但是，柯林頓沒有向中國充份預警美國武力抵抗中國威脅的決心，而放任中國將臺海危機升級。

根本的問題是，美國自 1972 年「上海公報」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建立在對一個假設的認知上，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個假設在 1970 年代也許是對的，但到 1990 年代中，許多臺灣人開始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中國和美國都不能認知臺灣這一民意改變的趨勢，造成了臺中美對三方關係變化預期的落差。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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