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再見二丁目歌詞意思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

//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

〈當我談ubike時我談些什麼〉

#下一個人文化#

作家說，坐飛機綁安全帶後第一件事不是調整長度，而是冥想上一個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他的高矮肥瘦。簡而言之，這個人試圖捕捉上一個人留下的「痕跡」。

有一種文化叫「下一個人文化」，意思是使用公共器物的時候心裏惦記著自己之後使用的那一個人，便會寧願紮馬步也不將髒兮兮的鞋子踏上馬桶圈，會在離開時把一切儘量復原。

當所有人都扮演「上一個人」而為「下一個人著想」的時候，善意即如一個循環往復的圈，受益的將是每一個人。日本人將這種文化發揮到了極致，一切整齊劃一，井然有序。

但話說回來，
一個了無痕跡的社會不免死板，
少了某些趣味。

例如當我在速食麵專櫃上看到了一個突兀的奧特曼的時候，我會興奮，腦中頓時閃現某個毛頭小孩哭鬧說要買玩具媽媽大聲喊他全名呵斥你給我放下的場景。小孩扁著嘴，無計可施，割肉一般捨棄之。此種「痕跡」，倒也不惹人討厭。

#台灣人的痕跡#

台灣也是一個「不留痕跡」的地方。台灣人不亂丟垃圾，圖書館內書本閱讀後會放回原位，餐具和廚餘自己收拾乾淨。

但是，我卻在ubike上看到了台灣人的痕跡，從坐墊的高低可以判斷對方的身高和臀線，從慣用檔數可假設對方的性格和體型，甚至還能捕捉他來時的路，上坡檔，嗯該不會是剛經過了景美橋。

ubike到站後最後的姿態裡也有漣漪可循：若車子只有車頭對到鎖扣，而車首尾間形成折角，則說明這是一個愛遲到的大頭蝦，嘴裏念著糟糕老師開始點名了匆匆離去。如果車頭還有往前推的空隙，則這個人沒有暴力還車，至少不緊不慢。

車子停在這個站，大概會是做什麼？附近是什麼基礎設施，什麼機能？學生上學、主婦買菜，還是路過鹽酥雞攤檔敗給了食欲？

偶爾看到有人把皺巴巴的紙巾遺忘在車籃，應該是下雨擦過坐墊留下的。當只有一輛車的坐墊上沒有佈滿雨珠，便知這是有人冒雨騎行剛剛到站，看到此景，你會希望他書包裏裝了雨傘，身上穿夠了抵擋寒冷的衣裳。

以上所說的種種，都是「台灣人的痕跡」。

#腳踏車#

粵語裏稱「bicycle」為「單車」，《說文解字》中「單」字除了「單獨」以外，更有「薄弱」和「孤零」的含義。

陳奕迅的《單車》中有這樣一句：「想我怎去相信這一套，多疼惜我卻不便讓我知道。懷念單車給你我，唯一有過的擁抱。」

這句歌詞講父子二人同坐一輛單車，身體靠近而仿佛擁抱，把父愛的含蓄深沉刻畫得入木三分，「單」字於此是那樣樸素、堅決而偉大，倘若把歌名改為《腳踏車》，瞬間就失了悲情，顯得活潑俏皮，倒像是兒歌了。

腳踏車這個詞，是台灣人的詞。這是一個很可愛的詞，她勾勒出了人和車的互動過程，三音節本就比雙音節聽來更跌宕起伏，再加之頭腦之聯想能力，每次聽到這三個字，《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的場景便自然浮現，唔，還有吵吵鬧鬧的歡樂馬戲團。

#放羊#

大陸流行「共享單車」，但大陸還未有成熟的「下一個人」意識，有人把單車肆意停放在「能給自己最大便捷」的地方，草坪上，停車場，自家樓下。

之前還在廁所門口看到一臺，注意不是大門而是廁所門口喔。雖然那位同學的腸胃值得同情，但實在不想再見到此情此景。

「共享單車」，像逛夜店的異地一夜情，隨叫隨到，隨召隨騎，反正死生不復相見；下次再開到同一架的機率實在太低，那就隨便用用好啦。而ubike，更像長期契約，是需要維持表面紳士風度的固定伴侶。當然，這比喻畢竟惡俗。換一個好了。

Ubike有學名，叫「微笑單車」，因字母「U」像上揚的嘴角。有句話叫做「愛笑的女孩子運氣都不會太差」，那麼「愛笑的腳踏車運氣也不會太差」。我喜歡Ubike，我喜歡它風雨不動在同一個角落等我，像被我圈養的一群羊咩咩，它們擁擠簇擁在一起，等我走進去，每天只牽一隻溜。

夜半，偶爾也會有羊都跑沒了的時候，也不計較：至少和自己同一個地點出發的人，都在午夜降臨前，安全到家。

#落湯Ubike#

Ubike也不一直被需要。亦有阴雨天，看到ubike被碼得整整齊齊，無人問津，像一群侍衛排兵佈陣保家衛國，雷霆之下毅然不動，我心生憐憫。我們常說落湯雞，不曾想過有一天會出現落湯ubike。

多想和喜歡的人一起騎落湯ubike，
和他一起變成渾身濕透的落湯雞。

我們會遺忘ubike，但它不会。你看，晚上的時候啊，沒有捷運也沒有公車了，ubike永遠在某處等你。還不像計程車會收加班費。永遠、任何時候、都願意無條件陪著你、護著你，多麼偉大的友情！

你知道啊，有些地方我們不敢踏足、有些距離让人尷尬--捷運不設站公車不經過、有些夜路我們不敢單獨前往。但如果有一辆腳踏車，一切都變得简单明朗起來，它橙黃色的軀體裏蘊藏著無限定力和勇氣。

可明明她不會說話，她不會喊痛。她只會叮叮噹。她每一次發出聲響，都是為了保護你⋯

#Ubike的叮噹#

ubike的鈴鐺都多多少少出了問題，當騎到鈴鐺清脆的一輛，就中了樂透般心情舒暢，忍不住一路撥動手指，讓它歡呼雀躍、叮叮噹當響。

#關懷#

村上春樹有一本書名為《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那我可以寫一篇《當我談騎行時我談些什麼》。

你知道台灣的行道路真的很平嗎？這是走路、開車、搭乘捷運都感受不到的事，我說的「平」不是指海拔的統一，而是道路的連續性。

別小瞧了，「路很平坦」並不是無關緊要的事，這分明是一種關懷的體現！要帶輪子出門的，除了騎腳踏車的人，還有坐輪椅的人。

曾經有陸生奇怪地問我，為什麼台灣的身障人士特別多，走在路上常常能看見。其實不是台灣的身障人士多，只是台灣的身障人士更具足「上街走走停停」的條件。

#製造風的過程#

前進是逆風的過程，而其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機車。每次坐在朋友的機車後座，我都感覺自己將被吹到面癱，逆風致力於把人臉吹歪，就算沒有臉歪眼斜，髮型也會被帽子淩辱得一塌糊塗，膝蓋還常被吹到風濕骨痛。

但對我來說，騎腳踏車前進，
則是一種例外的前進。

騎腳踏車，不是一個逆風的過程，
而是一個「製造風」的過程。

騎腳踏車的時候，通過自己的力量，我們得到了能量守恆的回饋：由機械動能和摩擦力製造的同等功率的風，包裹圍繞著我們，持續而忠誠。

它托起我們的臉頰，
鼓起我們的裙擺，
陪伴我們直到歸處。

通過我的一雙腳和腳下穩步前進的腳踏車，我可以自己控制風向與風速：上坡時，我可以製造從上而下魚貫的風，下坡時，我可以製造由下而上噴薄的風。微風，清風，疾風，狂風⋯隨心所欲，歲月靜好。

#Ubike的encore#

五月天曾說在小巨蛋開演唱會常被要求encore。小巨蛋場地以刻鐘計費，唱多一首又會直接超出了租賃場地的時間，索性繼續唱多幾首「唱满場地費」回饋粉絲。

ubike也有「encore」。耳機隨機播放到了喜歡的歌曲，到站了歌曲卻還未播完，腦子裏想的迎風在無人的小徑曲線滑行，頗有孔老夫子所言「隨心所欲不逾矩」之感，便乾脆再原地繞行。

而看到借車時間已超過三十分鐘開始跳表，
索性多繞幾圈「騎回票價」回饋自己。

#關於ubike的七秒金魚記憶#

一、寒冷的西伯利亞大陸寒潮與海面濕氣交織攀爬上岸，給臺灣催來持續而綿密的梅雨。雨後空氣清新，師大路有一個ubike站位於在公路邊，一朵小花從斜上方的樹尖落下，安靜地窩在坐墊中央的壑溝內，白而清亮的花瓣上點綴著雨星，像剛哭過一樣。

二、有一次與朋友從基隆回來，我們在廟口夜市買了很多東西，重得上氣不接下氣。到台北時，捷運和公車都已停運，而朋友遺失了悠遊卡，沒辦法借ubike。危機即是轉機，他另闢蹊徑：「用你的卡刷ubike，放行李。」我們立馬達成共識，將大包小包掛于其上，輪流推著前進。如此一來，兩人都輕鬆了不少。

三、世新大學外新建了ubike站，車位有限，有人為了防止自己到站時無空位停車，居然把個人小物件如娃娃放置於車鎖之上，以宣誓主權。但那次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了，也許是被人發到「靠北世新」投訴了吧。

四、裙子和騎車，不應該是矛盾，而更像夫唱婦隨。被風吹起針織裙子，不禁「啊」一聲叫出來，當下的反應不是嬌羞按住裙擺，而是直接躍起身子站在踏板上讓裙角下墜，耳畔呼嘯而過的，全是年少無敵的羅曼蒂克氣啊。

五、Ubike作為低速代步工具，自然而然和「無所事事」正相關。想來倒也是用ubike做過很多廢到不能再廢的事。曾和兩位台灣朋友從景美騎到101，只為去伴手禮店鋪假裝自己是要買單的陸客吃個夠。

六、某天，同學站著上課，死活不願意坐下。大家都傳難言之隱是痔瘡故。結果闢謠前日與朋友去淡水，馬不停蹄騎了四個小時，回來屁股裂成四瓣動彈不得。而同去的朋友都沒事，因為人家用山地車，他用Ubike。

七、到站還車，卻怎麼也找不到車卡。眼睛瞟到一位大哥畢恭畢敬站在我右側身後，左右一看，整排車都空了！只有遠處一輛座墊歪掉的。也就是說，他在等我！我摸摸索索了大概五分鐘，就是找不到那該死車卡，。我汗都出來了，他紋絲不動，沒有一丁點不耐煩，露出佛性微笑。這位賢者面前，我像個過動潑猴。

#Ubike上的世界觀#

一直覺得腳踏車是最安靜的移動方式，比走路還要解放靈魂。一個人騎ubike，以此為藉口堆砌了很多光陰於同自己的和解之上。

如果有外星人，它會發現
這個世界被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我看到的世界，
還有一部分是在ubike上左顧右盼的我。

有的時候，我會忘記要去哪里，
更忘記自己從哪里來，
似乎是這輛腳踏車在指引我，
遠離一個光源，向另一個光源靠近。

因為有ubike，
我會更有底氣選擇一條
可能會耽擱會偏離會迷失
但不曾涉足的路。

騎行的時候，
景色行雲流水般注入你，
灌進你，穿越你。

看著牽媽媽的手過馬路的中年男子，不禁覺得因雞毛蒜皮和家人吵起來的自己幼稚無比，看到阿嬤手推車裏熟睡的嬰孩，會想起陪伴自己長大的爺爺奶奶如今兩鬢斑白，生命交替悄無聲息。

看到落單的中學生，會問當年是不是也曾因數學方程式焦頭爛額，或為人際關係責怪自己。

還好啊，來不及讓你陷入任何一個
荷馬史詩般的命題，
下一格畫面如約而至。

#Ubike教給我的事#
#人生的坐標系#

騎ubike等綠燈，前面的車一直沒動我也就沒動。結果綠燈快結束我才發現前面這輛車是本身就停在路邊的。

來不及了，這次錯過就是完整的錯過。

所以啊，無論是等紅綠燈還是人生啦，
不要以所在的環境或身邊的同伴作為參照，
要直視自己的目標以做出最準確的判斷。
畢竟，是每個人自己的人生。 ​​​

#ubike上的臺北市#

Ubike屬於台北和每一個路過台北的人。

此刻，若將正在臺北市裏前進的ubike彼此連成線，那會是一章比宇宙星空還要委婉悠揚的交響曲譜，是一冊比圖騰刺青更銘肌鏤骨的時代影集。

一座城的市容風貌不在於多快多豪華的重型機械交通，而在於這些微不足道的代步工具，是這些小齒輪般的存在，讓臺灣這片屹然不動的島嶼可被細嗅薔薇，可被感同身受。

所以我終於知道了，
不是精准的經濟騰飛的數據
或啰嗦的市長選票，

而是在那細幼的軸承鏈條上，
便有完整的一座臺北市，
完整的一個童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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