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洛楓的紀錄，但可能我當日一時口快快說錯了年份：下面這段應該是說2014而不是1994。
「1994年他開始追溯第一首粵語流行曲的時候，發現了1962年商業電台一個廣播劇的歌曲，那就是〈勁草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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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流行音樂的本土價值：黃耀明一路走來也走下去
如何說「香港音樂中的本土味道」？這是「端傳媒一週年論壇」為歌手黃耀明、填詞人周耀輝和我訂立的題目，相當宏大的範圍、帶點敏感的話題！11月天氣仍然冷熱不均、政治環境生態仍然反復無常的城市，我們仨縱橫論述了兩個小時，限於篇幅，我先在這個版面上記錄黃耀明的發言，看一個音樂創作人如何從童年成長的經驗切入這個城市文化的盛衰起伏，「有危就有機」，我們仍然繼續聽歌的年代，香港以及這個地方的文化藝術怎樣絕處逢生……
「本土」的時代脈絡與個人經歷
明哥開宗明義指出凡是關於香港的東西就是「本土」，而自己的作品由始至終都扣緊了香港的題材，無論是以前「達明一派」的時代還是後來跟其他音樂朋友的合作，他都很自覺將城市的時空放入歌曲裏面，這就是時代性與本土性的因子！來到今時今日的環境，守住「本土」更為重要，尤其是我們處於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社會，所看、所讀、所寫、所聽的東西越來越被規範和勸誡，口徑要一致，討論的空間日益收窄；當然，「本土」不代表排外，而是反對同質、抗逆全球化的進程！黃耀明個人經歷了香港整個廣東歌曲的演變，1994年他開始追溯第一首粵語流行曲的時候，發現了1962年商業電台一個廣播劇的歌曲，那就是〈勁草嬌花〉，那是香港人寫的曲詞，在當時廣東話歌曲還沒有流行、仍是國語時代曲與歐西流行曲的閱聽年代裏，這首〈勁草嬌花〉屬於少數（後來有人提出另一首歌曲是〈一水隔天涯〉）！直至七十年代，許氏兄弟的電影和TVB的電視劇主題曲橫空而出，掀起了新的局面；對於當時仍是小孩子的他，看著這些歌曲的冒起，並沒有太大的認同，由於殖民地西化教育，黃耀明比較嚮往歐美的音樂潮流，當父母在客廳收看TVB的《雙星報喜》與《翡翠劇場》時，他獨個兒躲在房間聽播放歐西歌曲的電台或哥哥存儲的黑膠唱片，這些體驗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養份，例如音樂的文化與美學取向，影響都是從這裏而來的；然而，他從來沒有以英語做過任何歌曲，堅持中文的粵語是為了想跟這個地方的人能有更好的溝通，他將從西方文化學習而來的價值觀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意識，以中文作為傳遞的媒介，融入歌曲之中。
政治危機帶來文化身份與流行音樂的反思
「另一個生命與音樂的分水嶺，是1984年『中英草簽』鬧得沸沸揚揚的日子！」黃耀明如是說，當時他在電台任職DJ，每天聽著新聞廣播，報道中英談判的情形，便禁不住問：中國和英國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位置在哪裏？為甚麼我們沒有參與的份兒？這個地方到底屬誰？於是開始思考個人的身份跟這個城市的關係！兩年後他有機會創作音樂，便很自然融入這些思慮，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表達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因著「中英草簽」的波濤洶湧，不單是流行音樂，許多其他文化領域像電影，也同樣群起探索「香港人」到底是誰的問題，身份危機帶來尋找歷史的根源，便慢慢累積了建立本土的風貌。另一方面，所謂「本土風貌」並不應單單局限於關注社會或政治的議題，即使是「情歌」，也可以表露它的本土特質，舉例說，台灣的情歌無論曲風還是內容都跟香港的很不相同，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情歌跟千禧世紀以後的也各有迥異的風格和關注的面向，總體來說，不能一概而論，也不可以單向界定。
主流VS獨立：香港音樂死了沒有？
談到「後九七」以至千禧世紀之後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狀況，黃耀明提出了雙向的思考角度：眼前我們面對的所謂「主流音樂」，越來越遷就市場的需要而逐漸顯得同質，相反的，在一些邊緣的獨立樂隊和歌手的創作中，卻蘊藏多樣的本土意涵，主流音樂消失的，在支流音樂保存下來了！明哥說，這些年來媒體最喜歡詢問的議題是「香港流行音樂是否已死？」他認為在主流的創作上的確「已死」，但在獨立音樂領域裏的答案剛剛逆反，卻是從未如此有趣和多元！這些年來，民間湧現許多可以自己作曲、寫詞、演唱和演奏的音樂人，即使不是行業要求的「專業水平」，但他/ 她們的創意、我們的選擇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所沒有的。譬如說，在香港流行音樂所謂的「黃金年代」，紅館的檔期祗給少數的明星歌手霸佔，每人動輒數以十場，演唱的地方也被壟斷了；但現在不同，每個歌手在紅館開幾場演唱會，一年下來便可容納許多不同的演唱者和音樂人，加上其他場地的開拓，像麥花臣和Hidden Agenda，音樂文化的空間反而比以前擴大了；再者，一個健全、民主的社會應該容許不同的選擇與多元的發展，我們既可以繼續收聽主流的音樂，又可以尊重小眾的聲音，讓獨立的、另類的音樂人也可以生存和維生，他們不願意歸屬主流，祗想做自己想做的實驗，祗要有足夠支持的觀眾便可以了，這才是真正美好的境況呢！
「媒體論述喜歡說『香港流行音樂已死』，目的祗在於強調香港音樂無法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也無法影響東南亞周邊的文化。」黃耀明進一步指出某些「定題」的預設觀點，同時詰問為何主流媒體沒有、也不願意報導香港獨立音樂的活動和創作？為何不肯花點心思和篇幅評述這些獨立、邊緣卻又非常道地香港製作的歌曲和歌手？這是主流媒體的責任，而不是反過來責問創作人「音樂已死」的問題。明哥甚至舉出一個例子，說曾經有電台拒絕播放一首六分鐘的本地創作歌曲，說歌曲太長、又說不能配合廣播節目的流程等等諸如此類，其實這些都是拒絕推動的藉口，與其說「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不如說是「香港主流媒體已死」，尤其是在「後九七」種種政治審查的暗影裏，媒體有沒有守住本土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深入探討下去……
最後，黃耀明寄語從事音樂創作的人必須「保存自我」，不能失去個人的性格、風格、思想和原則，不能單單考慮市場的走向和老闆的要求，不能討好觀眾，祗要每個音樂人——無論在甚麼崗位——都能堅守自己，我們的音樂才有屬於個人、個體、以至這個城市的面貌。
原刊香港：《號外》2016年12月~40週年特別號
堅守流行音樂的本土價值：黃耀明一路走來也走下去
如何說「香港音樂中的本土味道」？這是「端傳媒一週年論壇」為歌手黃耀明、填詞人周耀輝和我訂立的題目，相當宏大的範圍、帶點敏感的話題！11月天氣仍然冷熱不均、政治環境生態仍然反復無常的城市，我們仨縱橫論述了兩個小時，限於篇幅，我先在這個版面上記錄黃耀明的發言，看一個音樂創作人如何從童年成長的經驗切入這個城市文化的盛衰起伏，「有危就有機」，我們仍然繼續聽歌的年代，香港以及這個地方的文化藝術怎樣絕處逢生……
「本土」的時代脈絡與個人經歷
明哥開宗明義指出凡是關於香港的東西就是「本土」，而自己的作品由始至終都扣緊了香港的題材，無論是以前「達明一派」的時代還是後來跟其他音樂朋友的合作，他都很自覺將城市的時空放入歌曲裏面，這就是時代性與本土性的因子！來到今時今日的環境，守住「本土」更為重要，尤其是我們處於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社會，所看、所讀、所寫、所聽的東西越來越被規範和勸誡，口徑要一致，討論的空間日益收窄；當然，「本土」不代表排外，而是反對同質、抗逆全球化的進程！黃耀明個人經歷了香港整個廣東歌曲的演變，2014年他開始追溯第一首粵語流行曲的時候，發現了1962年商業電台一個廣播劇的歌曲，那就是〈勁草嬌花〉，那是香港人寫的曲詞，在當時廣東話歌曲還沒有流行、仍是國語時代曲與歐西流行曲的閱聽年代裏，這首〈勁草嬌花〉屬於少數（後來有人提出另一首歌曲是〈一水隔天涯〉）！直至七十年代，許氏兄弟的電影和TVB的電視劇主題曲橫空而出，掀起了新的局面；對於當時仍是小孩子的他，看著這些歌曲的冒起，並沒有太大的認同，由於殖民地西化教育，黃耀明比較嚮往歐美的音樂潮流，當父母在客廳收看TVB的《雙星報喜》與《翡翠劇場》時，他獨個兒躲在房間聽播放歐西歌曲的電台或哥哥存儲的黑膠唱片，這些體驗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養份，例如音樂的文化與美學取向，影響都是從這裏而來的；然而，他從來沒有以英語做過任何歌曲，堅持中文的粵語是為了想跟這個地方的人能有更好的溝通，他將從西方文化學習而來的價值觀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意識，以中文作為傳遞的媒介，融入歌曲之中。
政治危機帶來文化身份與流行音樂的反思
「另一個生命與音樂的分水嶺，是1984年『中英草簽』鬧得沸沸揚揚的日子！」黃耀明如是說，當時他在電台任職DJ，每天聽著新聞廣播，報道中英談判的情形，便禁不住問：中國和英國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位置在哪裏？為甚麼我們沒有參與的份兒？這個地方到底屬誰？於是開始思考個人的身份跟這個城市的關係！兩年後他有機會創作音樂，便很自然融入這些思慮，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表達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因著「中英草簽」的波濤洶湧，不單是流行音樂，許多其他文化領域像電影，也同樣群起探索「香港人」到底是誰的問題，身份危機帶來尋找歷史的根源，便慢慢累積了建立本土的風貌。另一方面，所謂「本土風貌」並不應單單局限於關注社會或政治的議題，即使是「情歌」，也可以表露它的本土特質，舉例說，台灣的情歌無論曲風還是內容都跟香港的很不相同，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情歌跟千禧世紀以後的也各有迥異的風格和關注的面向，總體來說，不能一概而論，也不可以單向界定。
主流VS獨立：香港音樂死了沒有？
談到「後九七」以至千禧世紀之後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狀況，黃耀明提出了雙向的思考角度：眼前我們面對的所謂「主流音樂」，越來越遷就市場的需要而逐漸顯得同質，相反的，在一些邊緣的獨立樂隊和歌手的創作中，卻蘊藏多樣的本土意涵，主流音樂消失的，在支流音樂保存下來了！明哥說，這些年來媒體最喜歡詢問的議題是「香港流行音樂是否已死？」他認為在主流的創作上的確「已死」，但在獨立音樂領域裏的答案剛剛逆反，卻是從未如此有趣和多元！這些年來，民間湧現許多可以自己作曲、寫詞、演唱和演奏的音樂人，即使不是行業要求的「專業水平」，但他/ 她們的創意、我們的選擇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所沒有的。譬如說，在香港流行音樂所謂的「黃金年代」，紅館的檔期祗給少數的明星歌手霸佔，每人動輒數以十場，演唱的地方也被壟斷了；但現在不同，每個歌手在紅館開幾場演唱會，一年下來便可容納許多不同的演唱者和音樂人，加上其他場地的開拓，像麥花臣和Hidden Agenda，音樂文化的空間反而比以前擴大了；再者，一個健全、民主的社會應該容許不同的選擇與多元的發展，我們既可以繼續收聽主流的音樂，又可以尊重小眾的聲音，讓獨立的、另類的音樂人也可以生存和維生，他們不願意歸屬主流，祗想做自己想做的實驗，祗要有足夠支持的觀眾便可以了，這才是真正美好的境況呢！
「媒體論述喜歡說『香港流行音樂已死』，目的祗在於強調香港音樂無法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也無法影響東南亞周邊的文化。」黃耀明進一步指出某些「定題」的預設觀點，同時詰問為何主流媒體沒有、也不願意報導香港獨立音樂的活動和創作？為何不肯花點心思和篇幅評述這些獨立、邊緣卻又非常道地香港製作的歌曲和歌手？這是主流媒體的責任，而不是反過來責問創作人「音樂已死」的問題。明哥甚至舉出一個例子，說曾經有電台拒絕播放一首六分鐘的本地創作歌曲，說歌曲太長、又說不能配合廣播節目的流程等等諸如此類，其實這些都是拒絕推動的藉口，與其說「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不如說是「香港主流媒體已死」，尤其是在「後九七」種種政治審查的暗影裏，媒體有沒有守住本土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深入探討下去……
最後，黃耀明寄語從事音樂創作的人必須「保存自我」，不能失去個人的性格、風格、思想和原則，不能單單考慮市場的走向和老闆的要求，不能討好觀眾，祗要每個音樂人——無論在甚麼崗位——都能堅守自己，我們的音樂才有屬於個人、個體、以至這個城市的面貌。
原刊香港：《號外》2016年12月~40週年特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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