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化 #重磅上市 #經典好書 #十年磨一書
#摘自本書前言 #依附 #情感調節 #自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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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作者:彼得.馮納吉、喬治.葛瑞蓋、艾略特.朱里斯特、瑪莉.漢普沃斯
譯者:楊舒涵、魏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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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付梓仰賴於許多事物的貢獻。我們引進了多方的資源,雄心壯志地期待本書能針對多重的讀者群,包括心理學研究人員、臨床心理學家以及心理治療師,同時也包含了其他領域的發展學家。從最一般的層面來說,我們希望可以突顯 #發展心理學對於心理治療與心理病理學有多麼重要。我們整合了心理學發展的科學知識,以及與成人及兒童工作的臨床經驗,來解釋心理治療。我們相信,只有在個別心理治療師與專業研究人員雙方能持續合作的情況下,患者才能受到最好的照顧。像這樣的整合,其價值當然無法馬上獲得所有人的接受(見Green 2000; Wolff 1996),也確實不需如此。心理治療師主要是透過談話來給予病人臨床上的幫助,因為這些病人所尋找的幫助不(只)是藥物,更是一個願意對他將心比心的人。相關學科在科學上的進展不一定會對心理治療的實務有所幫助,比如說,1940與1950年代霍爾(Hull)與史金納(Skinner)所提出的學習理論研究,對當時的心理動力取向治療師就沒什麼幫助,卻有益於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心理治療學派,比較強調行為與環境,較少關注個人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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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立基於那些傑出的前輩們,他們在精神分析與發展的理論上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也建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如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馬勒(Margaret Mahler)、布洛迪(Brody)、埃姆德(Emde)、史騰(Stern),與其他許多人士。特別鼓舞我們的例子是安妮‧柏格曼(Anni Bergman 1999),她是分析師瑪格莉特‧馬勒知名的共同研究者,在她的書中,完美地整合了發展理論與臨床思維。讀者們也可在本書中發現柏格曼書中的許多想法,只是換成稍微不同的觀點來講。所有心理治療的發展都是起源於對人類發展的觀察,因此必然會共同享有許多重要的特色。同時我們也相信,在本書中討論的許多想法──像是父母鏡映的社會生物回饋理論、目的論與意圖位置、反思功能、精神現實中的精神等同與假扮模式、異化自我、心智歷程、情感等,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都為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提供了真正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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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本書的思維與關注的方向並不侷限於精神分析,我們還運用了心智哲學的概念,以捕捉與描述嬰兒是如何透過探索他人的心智,來成就自身心智的歷程。人類會透過他人來探索自己,這個概念源自於德國的唯心主義,而後精神分析式的心智哲學觀又進一步地拓展了這樣的想法(Jurist 2000)。在社會認知的領域中,心智哲學的運用相當普遍。但我們的理論導向有些不同,因為除了認知外,我們也同樣關注情感。也因此我們援引了依附理論,依附理論強調嬰兒與原初照顧者的關係品質會影響到嬰兒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並且有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確切來說,我們的工作不只借用了依附理論,更對依附理論做了重大的重新概念化。我們認為,依附並不只有依附關係本身而已,而是能更進一步發展出表徵系統的能力,這可能是人類為了有助於存活而演化出來的功能。因此本書另一個具有貢獻的面向,便是舒緩了過往精神分析與依附理論的一些長期緊張關係 (Fonag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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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書名是由三個標題(情感調節、心智化、自我發展)組合而成,主要內容就是在談這三個主題與其相互間的關係。我們主要關注嬰兒、孩童、青少年到成人的心智中,對心理狀態表徵的發展。心智化是一個發展理論界很熟悉的概念,論述了 #個體是如何理解到自己運用心智的方法,#好用以調整對於外在世界的經驗。心智化可說是自我發展的根本,因為心智化會逐漸豐厚內在組織,讓個體能參與社會,並與共享此能力的他人構築出複雜的人際關係。另外,我們也用「反思功能」這個詞,為「個體有多少心智化的能力」做出操作型的定義 (Fonagy, Target, Steele, & Steel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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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會立即令人聯想到自我的兩個層面:主體性(agentive)與表徵性(representational),也就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90)所說的「主格我」(I)與「受格我」(Me)。自我表徵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詹姆斯的「受格我」,或是「實體自我」(empirical self)(Lewis & Brooks-Gunn 1979),指的是我們認為自己身上所真實擁有的一系列特徵發展,儘管這可能是藉由推論外在環境對我們的反應而得來(Harter 1999)。因此,心智化的這層面在精神分析理論與認知理論中,都是有著長久歷史淵源的概念(Morton & Frith 1995)。但是自我做為心智主體,或我們在他處所說的「心理自我」(psychological self)這個概念(Fonagy, Moran, & Target 1993; Fonagy & Target 1995),相對來說是常被忽視的研究主題。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者對鞏固自我主體性的發展歷程這個議題的漠視,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上受到太多笛卡兒主義者「第一人稱權威」的影響,認為個體能夠直接並正確無誤地得知內在的心智狀態,而不是將其看成是一個困難重重的發展成就。瑪西亞‧卡佛爾(Marcia Cavell 1988, 1994, 2000)的工作尤其提醒了大家,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其實與笛卡兒主義相差無幾。精神分析與人類發展學經常附和笛卡兒的傳統假設,認為心智主體性的經驗是天生的。我們試圖在本書打破這個主流哲學傳統,提倡心智主體性應該是種逐漸發展或建構出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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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意圖行動之表徵的發展與哲學研究都顯示出,意圖心智狀態的表徵可能有更為複雜的內在結構。個體可能可以部分意識到這些意圖結構,也可能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件事情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要能理解到自我是個心智主體,就得透過人際經驗,特別是與原初客體相處的經驗。#心智化包含自我反思與人際知覺,這兩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兒童區分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也能從人際溝通中區分出內在心智與情緒歷程。在本書中,我們會同時運用臨床材料與實證研究,佐以發展上的觀察,來呈現嬰兒能經驗到自己是個擁有心智的有機體,或是經驗到他自己的心理自我這件事,並非先天固有,而是從嬰兒期至兒童期逐漸演化出的一種結構。這樣的發展極為仰賴兒童與更為成熟、友善及具有反思的成人進行互動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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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心智化不僅只是一種認知歷程,同時也是透過與原初客體的互動來「發現」情感的過程。因此,本書也會把重點放在「情感調節」這個概念上。在許多發展理論與心理病理學的領域中,這個概念都十分重要(例如Clarkin & Lenzenweger 1996)。情感調節就是主動調整情感狀態的能力,與心智化關係密切,因為心智化就是自我感與主體感的基石。在我們的想法中,情感調節是心智化的前提;但是我們也相信,一旦個體開始心智化,情感調節的本質便會有所轉變。在此我們辨識出情感調節可以是種情感狀態的適應,若發展出更複雜的型態,也能運用情感來調節自我。「心智化情感體會」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種更成熟的情感調節能力,讓個體能在自身情感狀態中,發現主觀的意義。我們認為,在每一種心理治療取向當中,心智化情感體會都是療效的核心,這代表著 #個體能在經驗上理解自己的感受,而 #這種經驗遠遠超出了僅能在理智上理解感受的狀況。也是在這種境界中,患者的抗拒與防衛才有意義,因為此時治療者對抗的不只是特定的情緒經驗,同時還是一整個心智模式的功能;這些受損的模式不只會扭曲心智表徵,阻礙療效的進展,同時也抑制了心智功能 (Fonagy, Edgcumbe, Moran, Kennedy, & Target 1993)。所以我們可能會誤解自身的感覺,以為自己處於某種感受,但實際上真正感覺到的卻可能是另一種情緒。不僅如此,個體甚至有可能會把自己從情感豐富的經驗世界中踢出。比如說,有些人沒有能力從心理和心理社會的前因後果設想而一再重蹈覆轍,這可能就是因為此人的心理歷程受到了廣泛的抑制,或是鞏固這些能力的心理歷程發展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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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理論更豐厚了先前的理論學家所提出的論點,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所談的依附的演化功能。我們認為,早期客體關係的演化功能是為了使幼兒打造出某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可以充分地開展出理解他者與自我心智狀態的能力。我們假設,對於自我與他人心智的反思,都是建構出來的能力,是由早期關係演化而來。對人類而言,發展出能解讀人際互動的心智結構非常重要,而由於心智化又是人際功能的核心,由此推論,心智化在演化上必定有其特別的地位。語言當然是象徵性互動的主要方式,但為了要適當地運用語言,就需要組織主觀世界。內在狀態必須要有其意義,才能夠用來與他人溝通;同時我們也要有能力解讀他人的心智,才能在工作、情愛與遊玩時與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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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會清楚強調,早期的人際經驗是最初的中介變項,影響著往後心理疾患與心理治療中會出現的心智能力。某種層面上,我們延續了心理社會取向的傳統,認為親職與早期的人際環境是發展病理學中的關鍵 (Cicchetti & Cohen 1995; A. Freud 1981; Masten & Braswell 1991; Rutter 1993; Sameroff 1995; Sroufe 1996)。儘管我們支持上述的觀點,但在上個世紀的精神病學與社會科學中,隨著領養與雙生子行為基因學研究證據出爐,上述觀點也開始陸續遭到批判(Eaves et al. 1997; Hewitt et al. 1997)。這些研究者們認為,過去的研究因為無法控制好基因上的變項,而過度高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當前的精神病學文獻都變成了單純的先天論觀點,覺得只有基因資料是寶貴的,而且還有著精神分析這種只注重心理層面資訊的學門所無法提供的價值。其結果就是,早期環境只剩下少許影響,而且這些影響還是由於生理因素的緣故,而非心理因素(例如Marenco & Weinberg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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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更多詳請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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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
心靈工坊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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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klein客體關係 在 心靈僻靜花園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在伴侶身上尋找的,是一份早年失落的愛。
靈魂之旅課的進度聊到了關係中的第三者,令人聞之色變的小三,到底關係中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還是先來後到闖進平淡日子的火花才是第三者。我們該怪火花太絢麗還是平淡太無味?是第三者太有魅力還是我們太無趣?至今,我想這還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但就一段關係中的闖入者來看,顯現出很多值得深思的議題。
以心理發展來看,我們人生中的第一個三角習題是我們與父母的關係。
我們從出生開始就扮演了一段關係中的第三者,所謂嬰兒的全能感就在於我的世界為中心,你們都要繞著我轉以我為主,我餓了渴了倦了膩了,都有一個全能的照顧者(暫且稱母親)以心電感應來理解我,我不用開口不用說,母親就知道我需要什麼。這種全能感是一個嬰兒初始的自戀。
然而成長過程中這股自大的自戀感,會隨著需求及期待不全然能被滿足,而伴隨著對自己的挫敗感以及對分裂後的壞母親的恨意,而對壞母親的恨意又會產生對好母親的愧疚,於是成長過程中我們開始處理心理上與母親的分離,找尋替代的母親形象。因此與伴侶的關係,有很大成份來自於我們與母親關係的影子。
而與異性家長(在這稱父親)的互動也會影響著我們日後與伴侶的關係,如果一個女兒從小能被父親寵愛,那麼這個女孩就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而建構起能夠相信世界及自己的能力;反之若是從小在父權制度重男輕女的家庭長大的小孩,則會習慣性地扮演卑微、被貶低、被傷害的受害者角色,在伴侶關係中也會把與父親關係的影子帶進來。
因此有很多在關係中委屈自己的女孩,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很習慣扮演屈就滿足他人的角色,背後是因為想要得到兒時欠缺的被接納、被認可的愛,而在伴侶身上尋找失落的父愛。
無論是渴求或逃避與父母關係的影子,在伴侶關係中我們不難發現自己對父母的認同或反向認同。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未完成母嬰分裂階段的成人,會如期待理想化母親對我們那般,滿足我們說與未說的需求及期待,這時的自戀需要無法如成人般理解伴侶也是一個個體,是無法如理想母親般事事以我們為中心來滿足我們的。因此若伴侶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則容易向外發展找尋另一個我們以為能滿足我們部分未被滿足的需求的對象,第三者因此而產生。
其背後有可能是因為尚未走向自我個體化,還在與理想化母親糾葛的階段;亦或是童年時期未被滿足的需求,帶到成年期向伴侶索討,期望伴侶能補足當年喪失的部分,而若伴侶無法如期達到,則會發展出其它關係;甚至是兒時與母親的依戀關係不穩定,而導致於成長後在伴侶關係中深怕被抛棄或拒絕,而不斷發展無法深入的新關係。
我個人很認同梅蘭妮.克萊因(Melaie Klein)的客體關係理論,她說:「沒有一個孩子的心能免於恐懼和懷疑,那是因為我們曾經是那麼的弱小,我們用柔弱完全需要母親照顧的身體去感受世界,而世界對我們來說則是常常存在著傷害的,因為我們無法讓世界屈從於我們的需要。當我們的需要受到挫折時,我們也就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被傷害。」這也就造就了每個孩子發展出抵禦傷害的各種方式,在關係中就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當我們去愛的時候,需要我們有能力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同時也相信愛的喪失不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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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客體關係 在 榮格讀書會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應該提到分析師態度一兩個更進一步的面向,特別是需要 #有想象力的心智 和 #靈活 和 #多才多藝的能力。病人在移情中通過多樣的迂迴路徑,產生各式各樣的幻想,分析師這邊也需要對應的多才多藝和想象力來跟隨他們…
分析師的意象(imago)和友善認同範圍越大,就越有能力理解形形色色的人, 包容他們的困境和焦慮,透過意象,我也指他過去和當前的客體關係,這些關係已經內化,同時為他的情感與悲憫的回應的豐富加添寬度和深度,換句話說,生活經驗和與各種人接觸的正向經驗,應能增加分析師的人性、幽默、獨立以及他人格的富足,用梅雷迪斯的措辭來說,就像牧場上的千隻蜜蜂一樣寬,我認為這一切在分析師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分析無法在實驗室的氣氛中,完成。」
-梅蘭妮 克萊恩
“…one or two further aspects of the analyst’s attitude should be mentioned, in particular, the need for an imaginative mind and a capacity for flexibility and versatility. The patient’s phantasies appear in the transference situation in such a variety of expressions and through such circuitous routes that it requires a corresponding versatility and imagin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nalyst to follow them. …
The wider the range of his imagos and friendly identifications the more capable will the analyst be of understanding a variety of people and of tolerat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anxieties. By imagos I mean also all his past and present object-relations, which have become internalised and which add width and depth to the richness of his feelings and to his sympathetic response. In other words, experiences of life and experience in life in good contact with all kinds of people in an ordinary way should have added to his humanity, sense of humor, detachment and to the wealth of his personality which, to put it in [George] Meredith’s phrase, ‘should be as broad as a thousand beeves at pasture.’ I think all th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alyst's work. Analysis cannot be done in a laboratory atmosphere.”
Klein, M. (1936) Lecture Three: Transferen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Lectures on Technique by Melanie Klein. John Steiner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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