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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19：中國硬科技終迎來黃金時代

本文來源自CV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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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達特茅斯的夏天到中國科技的“春天”

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剛剛從槍炮與戰爭中站立起來不久，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科技尤其如此。國內專門的研究機構一度不超過 30 多個，全國科技人才一度不足 5 萬人。

同一時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正歷經一段黃金歲月。儘管存在核滅絕、種族隔離和迫在眉睫的冷戰的威脅，但上個世紀 50 年代仍然被視為美國歷史上幸福和繁榮的時代。

1956 年夏季，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小鎮，達特茅斯學院群星閃耀，一群來自各大研究機構和科技公司的科學家們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兩個月，目標是“精確、全面地描述人類的學習和其他智慧，並製造機器來類比”。

這是人類近代歷史上，頂級科學家們第一次如此齊活地聚在一起，就機器智慧問題進行探討，也正因為此，達特茅斯會議後來被公認為人工智慧的起源。

與達特茅斯會議幾乎同一時期，參會的西蒙、紐厄爾和第一屆圖靈獎得主艾倫·佩利（Alan Perlis）一起創立了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電腦系，從此，CMU 電腦系成為電腦科學和人工智慧研究的高地。

80 年代，一批懷抱“遠大的理想、志向、抱負和對新事物的追求”的中國學生陸陸續續來到 CMU 電腦系，向人工智慧先驅們拜師問道。

這些年輕人，包括曾經活躍于谷歌的李開復，百度的陸奇，前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沈向洋，現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

而一些當時沒有選擇 CMU 的年輕人，如電腦視覺華人鼻祖黃煦濤、2000年圖靈獎得主姚期智，則在同樣散佈在東部學術高地的各個頂尖實驗室裡。

90 年代，當時只有二十出頭的中國年輕人湯曉鷗，剛剛從中科大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畢業。此後，他沒有選擇繼續留在母校，而是來到歷史悠久，學術輝煌的美國東北部繼續求學深造。

新千年之初，深度學習技術已然取得重大突破，卻還沒有迎來屬於它的高光時刻，在李開復、沈向洋、湯曉鷗等人之後，更多的年輕人開始來到東部各大高校的實驗室裡深造。

2006 年，時年 25 歲的周曦揮別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大，進入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成為華人電腦視覺大師黃煦濤當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位學生之一。

當時的中科大已然成為國內眾所周知的語音研究高地，頭部語音AI公司科大訊飛和雲知聲創始團隊均來自中科大。

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戰的事情，他對當時在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充分的圖像識別技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美國恰好擁有當時獨一無二的圖像識別研究環境。

他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伺服器陣列，將語音辨識領域的演算法跟思想與圖像識別領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後的幾年，周曦跟團隊先後戰勝 MIT、東京大學、IBM、Sony等著名研究機構，拿到六次世界智慧識別大賽冠軍。

而在 2006 年前後，與周曦一同拜入黃煦濤門下的，還有依圖的顏水成，文遠知行的韓旭和甯華中、文安智能的陶海、奇點汽車的黃浴等人。

學成之後，這批人幾乎無人留在美國，而是陸續歸來，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帶回中國。

┃以外企為師，走向世界

新千年之初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 80 後、85 後年輕人，已經告別了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最艱難歲月。年輕人們不再需要為解決溫飽問題發愁了，整個社會的創新力與活力隨之開始釋放。

2000 年，世紀交疊，熱鬧的清華園照常迎來一批新的學生，王永瑞便是新生中的一員，此後 8 年，他一直在清華精密儀器繫念書。

畢業之後，王永瑞曾在航太科工四院待過短暫的一段時間，2013 年他加入清華旗下產業啟迪之星，從普通員工做到常務副總經理，從事硬科技創業專案投資孵化工作。從清華到啟迪，王永瑞一直是中國科技創業浪潮的見證者與參與者。

8 年間，偌大的園子內外發生的一切，王永瑞回想起來依然歷久彌新。

彼時的清華人，尚且對創新創業沒有如今天般的熱情，上課、作業，業餘時間搞搞社團，參加參加學生會的工作，學生們常是規規矩矩的，在就業的選擇上同樣如此。

深度學習技術尚未起來，演算法也還不那麼常見，機械類、材料類、晶片類學科仍然冷門，硬科技尚且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日中天的追捧。

那是外企在中國最為風光無兩的時代，遍佈望京商圈的是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外企，金輝大廈還不是阿裡的地盤，360 集團也尚未在這裡築起高樓。

“在那個年代整體來講，創業的比例還是小，打工也基本上是去外企的金融公司和互聯網公司，大量的網路設備公司，像愛立信，它並不是國內的企業，還是大的外企。”王永瑞回憶起他求學時期同窗好友們的就業選擇，大量的人才都去了外企互聯網公司和金融公司。

與此同時，國內的互聯網也在萌芽，新浪、搜狐、網易等門戶網站出現，懷抱著好奇的清華人也開始做一些校園網、社群項目的創業。

隋建鋒是清華機械專業的博士生，在園子裡渡過了近十年的學習和工作生涯。雖然一直從事硬科技相關研究，他也見證了清華人在互聯網時代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2008 年，人人網最火的年頭。清華園內，一個叫“師兄幫幫我”的校園社交平臺風雲一時。

苦於解決個人問題的清華理工男們，為了增加接觸女生的機會，做了一個類似于校園版百合網的社交網站，後來越做越大，一時間席捲了北京幾十所高校，甚至誤打誤撞獲得了薛蠻子的天使投資。

隋建鋒親身經歷了“師兄幫幫我”風雲一時的那段日子，而做此項目的正是他的同班同學，“師兄幫師妹去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了之後師妹要請師兄吃一次飯，其實它背後的邏輯就是解決男女相處的問題，清華理工科女生偏少男生偏多，這就給大家提供了一個交流的機會。”

“最瘋狂的時候，他們發了好多的券，你註冊了就可以去免費領一個雞腿，推廣得非常火。”隋建鋒覺得，那可能是他距離互聯網創業最近的一次。

遺憾的是，短暫火了一陣之後，由於缺乏真正的商業變現模式，“師兄幫幫我”沒有再繼續運營下去。

但好在，一些年輕人正在成長，已經成長起來的人則聚到了一起，為平靜的中國科研氛圍注入新的活力。

九十年初，中國電腦產業苗頭燃起，而大洋彼岸的軟體巨頭正面臨創新與競爭壓力，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麥爾伏德向比爾蓋茨諫言，將研究院開到中國來。

1998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37歲的語音辨識專家李開復受命成為首任院長。三年後，最初的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李開復組建團隊之初頻頻受阻，說服海外精英歸國並不容易，卻也不乏慕名而來的熱血青年，張亞勤的加盟成為打開僵局的契機，隨後沈向洋加入，成為團隊的第一個研究員。

1999年，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團隊逐漸成形，由國內高校博士生和海歸派組成。略微發黃的合照記錄下知春路 49 號的偉大時刻，在往後的十幾年裡，這批人的光熱輻射至大半個中國科技圈。

微軟亞洲研究院，又被稱為MSRA，對於大眾而言，她是個遠不如阿裡、騰訊等互聯網巨頭響亮的名字，即使在人工智慧已然發展得如日中天的今天，她的名氣依然不敵商湯、曠視之類的 AI 獨角獸。

但大眾同樣不知道的是，沒有樹大根深的MSRA，就不會有此後一代又一代的互聯網巨頭、移動互聯網巨頭，再到如今的 AI 獨角獸。

香港科技大學電腦系與數學系教授、前騰訊AI Lab主任張潼曾這樣向筆者談及MSRA對於公司穿越發展週期、基業長青的重要意義。

“研究院有幾個功能，一個功能是它會在短期專案上支援一些產品；另外一個是本身它也會對做一些技術儲備，為開發一些產品做積累；還有一個我覺得挺重要但被忽略的一點，研究院作為公司的人才儲備，在產業迅速變革的時候，這些人才才能產生價值。”

在張潼看來，微軟歷經多輪時代浪潮之而不倒，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寶座，正與其人才儲備息息相關。

“比如說微軟，”張潼告訴筆者，“它原來就是一個軟體公司，但後來在做搜索的時候，雖然沒有做到Google的程度，卻能夠很快地起來，包括現在做雲計算，它為什麼能夠成為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就是因為技術的儲備、人才的積累，在公司轉型上，如果沒有這些人才儲備，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象牙塔內，學術研究熱火朝天，人才貯備從無到有；象牙塔外，互聯網創業水大魚大、戰事紛呈，已然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MSRA 建院這一年前後，搜狐、京東、阿裡、騰訊、新浪、網易、百度相繼誕生，外企們應該不會想到，當時還是由一群初生牛犢的中國年輕人創立的幾家門戶網站，或是ebay、Google的“拙劣模仿者”們，在此後的十年裡順勢崛起，直至將他們“掃地出門”。

隨著中國第一波互聯網發展熱潮湧現，中國公司開始為創新事業向矽谷尋找人才、資金，甚至包括公司命名的方式。

把別人的成果直接商用當然會被人詬病，但正是這段經歷讓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積累了使用者介面設計、網站架構和後端軟體發展的初步經驗。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百度的核心功能和極簡主義的設計風格借鑒了Google，但在此基礎上，李彥宏堅持不懈地優化網站，以迎合中國用戶的搜索習慣。淘寶以ebay為師，卻另謀在初期為商家提供免費服務的模式，最終打敗ebay。

曾比作中國版BuzzFeed的位元組跳動，通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為使用者提供定制化的新聞內容。現在，BuzzFeed的市值也已和位元組跳動不在一個量級。美團的靈感來自Groupon，但其業務線卻從團購一路拓展至電影、外賣、酒店、旅遊等本地生活服務等，現在美團的估值已經10 倍於Groupon。

Google、eBay、Uber、Airbnb、LinkedIn、Amazon……一個又一個美國巨頭都想贏得中國市場，卻無一不鎩羽而歸。

外國分析師在美國公司無法佔領中國市場這個問題上糾結的時候，中國的公司正忙著打造更好的產品。

資本聞風而動，人才循錢而至。

隨之而來的是，風投資金和人才魚貫湧入互聯網行業。市場如火如荼，創業公司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

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產品靈感或許來自大洋彼岸，和矽谷的競爭的確產生了中國本土的互聯網巨頭，但真正造就了一代創業者鬥士的，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殘酷“本土大戰”。

“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市場其實就在你腳下。”這是現如今大多數出海創業者對於開闢海外市場最為深刻的感受。

中國市場競爭的殘酷，讓中國互聯網公司探索出了完善的商業模式和強大的運營能力。

一些在殘酷的“本土廝殺”中成功出局的中國企業，也在海外戰場上開啟了與全球科技巨頭的無限戰爭。

2012 年，隨著智慧手機的出現與普及，中國移動互聯網出海風口開始形成，作為出海先驅，獵豹更是將中國免費工具的模式移到了海外。

2016 年，有更多公司開始把中國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隨著市場的變化，出海的類型開始多樣。

中國企業出海的典範位元組跳動，一方面 Copy From China，將在中國獲得成功的資訊流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則借助資本的力量在海外展開大肆並購，最終通過技術輸出的方式實現全球擴張。

直到最近兩年，無論是遊戲、內容還是電商類產品，出海的中國公司已經逐漸讓產品達到完全當地語系化的狀態。中企出海，已然歷經從稚嫩到成熟。

┃AI時代：走入無人區

“2000 年的時候，大家更多還是想著錢，怎麼快速賺到錢。”這是王永瑞還在清華念書時，對互聯網帶來的外部環境的極速變化，最為深刻的感受。

但賺到錢的一個好處是，中國的創業者們終於有錢去做些從前囊中羞澀之時難以做到的事情了。

發展硬科技，讓中國在底層研究、前沿科技的突破上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則是大多數中國科學家與技術人心中一顆自始至終都不曾熄滅的種子。

互聯網這十年，伴隨著供應鏈的成熟、市場的培育、人才儲備越來越充足，也為發展硬科技的提供了可能。

王永瑞談到，在清華讀書的這些年裡，周圍很多同學，還是“在互聯網圈裡混。”

到 2008 年畢業時，他明顯感覺到，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這個時間段逐漸開始有一些人開始往硬科技的方向去做，慢慢的也有人去做硬科技的創業。”

“硬科技和移動互聯網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它區別就是說一個週期的問題，聯網可能你投入就快了，慢的話我就三個月肯定也出來東西了，如果你是做一個硬體產品，週期不會這麼短，還不算你前期的人員、知識儲備以及經驗積累。”

王永瑞談到硬科技時說：硬科技創業雖然週期長、難度大，但這不妨礙越來越多有情懷、有個性、有創造力的工程師們加入進來。

“國內在很多基礎應用工程應用的學科建設，或者說知識儲備過程中還沒有達到，或者說離世界上先進的水準還有一定差距，中國大量的工科學生還是有一種情懷在，真的想把這個 gap 給彌補上來。”

至少在清華園裡，2010 年前後，雙創提出來前幾年，學校、學生們對於將產學研結合，甚至創業的熱情開始變得高漲。

隋建鋒回憶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工智慧這種說法，“現在的人工智慧、智慧硬體，那個時候我們叫機電一體化，簡單理解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實現機器人的自動化。”

互聯網風雲十年，是清華人不斷開放、追求變化的十年，而姚班的出現則把這種求變之心放大到一個極致。

打比賽、做課題、搗鼓機器，一些工科生做著做著，就開始了“真槍實彈”的創業。這批人當中，有小馬智行的樓天城，曠視科技的印奇、唐文斌、楊沐，MOMENTA 的曹旭東，深鑒科技的姚頌、單羿，禾賽科技的李一帆……今天，他們撐起了 AI 創業大潮的半壁江山。

2004年9月的一天，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勝譽像往常一樣與導師姚期智碰面交流近期研究進展。姚期智突然對他說：“我要回中國了，permanently（永遠地）。”

張勝譽後來回憶說：“當時有些訝異，但隨即感到釋然。單純從研究角度講，的確沒有一個地方比普林斯頓更舒服。他回國，應該是要去做一件大事。”

此後不久，姚期智辭去普林斯頓終身教職，正式加盟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成為清華全職教授，在清華園裡，開啟了人生下半場全新的探索。2005 年，姚期智主導與微軟亞洲研究院共同合作成立“電腦科學實驗班”，姚班由此而生。

姚班初成立時，“教主”樓天城還是剛剛入學“萌新”，還在安徽蕪湖一中讀高三的“怪小孩”印奇，仍然幻想著有朝一日能編織出《終結者》中的天網世界，在後來的人工智慧浪潮中叱吒風雲的姚班少年們，此刻正在園子裡積蓄能量。

八年前，印奇與唐文斌、楊沐下定決心開始人工智慧領域創業之時，人工智慧還遠未成為一個風口，或者說尚且未被完全證明為一股可以改變時代的浪潮。

創業之初，印奇就曾與唐文斌商定，二人同赴美國攻讀博士，印奇專注智慧感測器方向，學的是硬體，唐文斌則繼續研究軟體。三人決定出發之時已然想好，做AI，最終一定會走到做硬體這一步。

而在MSRA的實驗室裡，湯曉鷗依然沉溺于拿兒子照片做人臉識別研究的快樂。此時的湯教授應該還沒有想到，日後不久，他會跑出來創業。畢竟，在以基礎科學研究聞名的 MSRA，誰能實現最多的技術突破，誰就獲得最多尊重。

直到 2012 年，人工智慧以深度學習的面貌重新贏得世人關注，屬於硬科技從業者的創業黃金時代終於來了。

多年來對神經網路根深蒂固的成見讓人工智慧的許多研究人員忽略了這個已經取得出色成果的“邊緣群體”，但 2012 年傑佛瑞·辛頓的團隊在一場國際電腦視覺競賽中的勝出，讓人工神經網路和深度學習重新回到聚光燈下。

在邊緣地帶煎熬了數十年後，以深度學習的形式再次回到公眾視野中的神經網路法不僅成功地讓人工智慧回暖，也第一次把人工智慧真正地應用在現實世界中。

研究人員、未來學家、科技公司 CEO 都開始討論人工智慧的巨大潛力：識別人類語言、翻譯檔、識別圖像、預測消費者行為、辨別欺詐行為、批准貸款、幫助機器人”看”甚至開車。

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個時候離開象牙塔，一批遠在海外的人也陸續回國，他們要從中得到在學術圈外一展身手的機會，當然也嗅到了商機，還有金錢的味道。

2014 年，湯曉鷗帶著他在港中文多媒體實驗室 (mmlab) 的一眾“門徒”跑出來創業了，取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朝商朝開國君主之名——商湯，商湯科技應運而生。

一批 AI 公司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不管是 MSRA、清華，還是 UIUC、中科院、mmlab，一代科學家與技術人們，仿佛跟約定好了一樣接二連三地流入尚且年幼的科技創業前沿陣地。

┃AI+5G 時代：細分，落地，紮入產業

造輪子的時代過去了，AI 從發明的年代邁入實幹的年代，從專家的年代邁入資料的年代。

西方國家點燃了深度學習的火炬，但最大的受益者卻是中國。在資料和工程人才方面，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5G 和人工智慧都備受關注。被冠以“互聯網預言家”的馬化騰，更是公開表示“一個 AI+5G 的全智慧時代正在到來。”

“硬科技真正的突飛猛進，或者說走到了風口浪尖，有幾方面原因，一個是整個供應鏈、市場環境確實更加成熟了，包括很多柔性製造新技術的應用，感測器的不斷小型化，包括智慧硬體底層的技術系統的開發，一些主晶片的小型化，這一系列的技術，搭建得比較成熟了。”

硬科技的發展，則是跟隨著技術、市場、供應鏈的完善水到渠成的結果，而硬科技專案越來越受大家追捧，同樣是這個時代自然而然的發展趨勢。

王永瑞明顯感受到，硬科技真正掀起熱潮，是在最近一兩年。人工智慧領域的創業尤其如此。

在經過前期的拼實力、拼融資、拼應用等一系列競爭之後，AI獨角獸們逐漸開始學著做產品，講應用，談落地。

2019 年，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商業化落地，以及實現規模化收入上。細分、落地、紮入產業，人工智慧的競爭已然進入下半場。

“真的太瘋狂了，什麼華為、阿裡都進來了。”一位 AI 公司的朋友這樣描述今年下半年整個行業的競爭態勢。

隋建鋒談及了他今年經手的兩個印象頗為深刻的項目。

“當時我在北京接觸智慧硬體的專案叫情感記錄儀，像一個小的紐扣一樣配在身上，通過提取人的溫度、心跳來判斷出你的情緒。這項目也經歷過一段時間，最後黃掉了。”

這樣的項目，到底有沒有存在的意義？隋建鋒反問，“你的情緒你高興還是喜悅還是悲憤，你自己肯定會主觀地意識到，還需要用這種智慧硬體來衡量你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嗎？”

智慧硬體所謂的智慧肯定是服務於硬體，不是為了智慧而智慧，這是隋建鋒從事硬科技專案投資孵化以來最為深刻的感受。

“來到深圳之後我又接觸到一個智慧讀錶盤的專案，它的應用物件就是水錶電錶，每個月要有人去讀這個數，這其實是一個工作量非常大的事情，然後一個團隊專門做了一個讀表儀，一把它放到水錶上，它就能夠及時把資料傳輸出來。”

“做智慧硬體一定離不開應用場景，這是我在北京和深圳感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差別，也是目前整個 AI 大的領域特別重要的一個點，一定要找到痛點。”

在更加細分垂直的領域，如醫療、教育、智慧製造、腦機交互，大風口之下，一個個小風口正在形成，一個個小獨角獸正在誕生。

最近一兩年，AI醫療賽道的森億智慧，將製藥時間從8年縮短到幾個月的AI製藥公司 InSilico Medicine，從事類腦晶片研發的靈汐科技，腦機交互產品研發的腦陸科技、優腦銀河等，明顯開始受到資本的青睞。

隋建鋒說，如今 VC 技術化，甚至 LP 技術化的趨勢正變得愈發明顯。“我們在找LP的時候，也傾向於找那些理解技術，能給硬科技創業者帶來更多資源的 LP。”

AI商業化的1.0在雲端，是基於大資料做應用。AI商業化2.0的變化趨勢是從雲端到邊緣，把人工智慧的能力帶到每個人身邊。

5G則是有效連接雲端和邊緣的高速度、高可靠性和低時延的通信管道，可以用最優化的方式實現人工智慧的資源配置。

5G和AI結合在一起一定會進入很多新場景，產生很多新機會。今年4月初, 中國完成首例 AI+5G手術，在400公里外完成“補心”手術，為智慧醫療開啟無限想像空間。

而這些都只是剛剛開始。

┃尾聲：科技人，永遠年輕

最早今年之內，AI獨角獸曠視科技就要在港交所敲響IPO的鐘聲。

曠視終於從 8 年前那個窩在創新工場共用辦公空間小角落裡敲代碼、磨產品的“幾人組”，發展成如今第一個衝刺港股的“純人工智慧公司”。

一個月前，筆者在美麗的西南山城重慶，拜訪了雲從科技總部，恰逢曠視招股書公佈當天，問及雲從研究院院長周翔友商上市一事，周翔打趣著說到，“你看曠視都已經上市了，這個行業肯定不會繼續虧下去了。”

猶記得，招股書發佈當晚，業內一時譁然。

這家年輕AI獨角獸的表現，似乎並沒有此前大家期待的那麼高，對整個行業帶來的影響，吉凶禍福，難以預測。

筆者也就此事詢問了雲從聯合創始人姚志強，他堅定地認為“行業趨勢不可逆。短期內是有泡沫的。任何事物的快速發展，不可能沒有泡沫，它是發展過程中特定階段的產物。”

“但是真正的泡沫是不代表未來，是虛幻的，是一定會帶來沉痛的，但如果泡沫代表未來，那麼短暫的泡沫對未來趨勢影響不大，只要是在大趨勢下的選擇，一定會出現一個偉大的企業。”

在曠視人眼中，印奇不苟言笑，平時總是“端著”，唐文斌則更加外向，和大家聊技術、談人生都不在話下。

印奇也曾坦陳，自己性格比較內斂，在機場碰到客戶，一度會躲著走，直到最近兩年，他開始“強迫”自己主動上去跟客戶打個招呼。印奇一直處在從一個典型理工男努力轉變為合格公司管理者的過程中。

姚志強告訴筆者，“只要是技術男認定的事兒，我們就不會想太多的結果，先卯足勁幹再說。”但“失敗和成功的教訓都指向一個，要接地氣，技術必須為其他行業提供服務，並且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王永瑞與禾賽科技的李一帆是同門好友。變形金剛、機器貓、自己組裝的模型，在他的印象中，李一帆的桌面上總是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工程類的東西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你能感受到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愛。”

平日裡，依圖科技創始人朱瓏喜歡圍著他辦公室所在的一層樓，一圈一圈地轉，不過，他轉圈從來不是為了監視員工。有關應該如何經營這家公司，他一直在思考。

90後的馬漢東已經是AI醫療公司森億智慧的聯合創始人。員工問他，我們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馬漢東的回答是，你們直接去醫院裡看一看，我們的設備、應用，救的都是人命。

既身坐冷板凳，又頭頂泡沫，科技創業，可謂路上道道折。但創業者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其中的價值。

幾十年的發展也有力地證明，科技公司的力量正變得越來越強大，聚聚了一大批頂尖科技公司的中國力量也越來越難被取代。

中國的科技公司，歷經了從無到有，又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大時代。直至如今，一些重要領域已然躋身世界前列，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曾有過的重大改變。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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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在Po今晚笑話前

母親節我要帶媽媽aka.小龐姐去聽
「台語音韻才子-鄭進一」大哥5/14號台北小巨蛋的演唱會雖然一哥不是我年代的偶像~(陳曉東+周杰倫=國小時期最愛）但卻是小龐姐年輕黃金歲月聽著閩南語歌曲的重要伴侶

蠻期待聽到一哥現場版的《家後》及《老父》
這兩首是除了聽我自己創作的【愛你才這麼說】之外還掉下男兒淚的膾炙歌曲~嗚嗚
雖然我台語講得比隔壁小吃店阿姨煮的爌肉還要爛，但聽還是OK啦!一哥的細膩情感表現在歌詞上真的很有畫面感~

但最大重點是母親節給小龐姐一個難忘的回憶跟享受!這次來到現場的嘉賓，聽說都非常大咖，台上台下眾星雲集，而且唱的都是一哥量身訂作的歌曲

最貼心的是，演出特別選在下午，讓大家聽完後，還能帶媽媽共享晚餐喔!

【鄭進一 台灣一歌 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5/14 星期日 母親節最暖心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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