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城寨》烽火暴大（劉細良）
我在「暴大」渡過了七年光陰，記憶中只有歡笑，因為那是青春好日子。三十年前我們一班手足在本部烽火台，將市民送來的物資分發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那裡東北角有香港學生的營區，三十年後，自己站在救傷站旁邊的小山坡上，一邊躱避催淚彈一邊做直播。在二號橋防線上，學生躱在木製盾牌後，伺機向前擲出汽油彈，但大家武器水平實在太懸殊，每五秒一發槍聲，一輪之後，就見受傷學生抬出，救傷大叫讓開，送到網球場旁的臨時戰地醫院。然後另一批年輕人上前。一般人遇到警方自六月十二日以來最大武力鎮壓，早已嚇得瑟縮一角不敢站直身子，但暴大不愧是暴大，底子夠硬。
文化手段
英治八十年代中文大學被認為是次級大學，港大才是人們眼中的精英大學，那時候政務官以出身港大的多，傳媒則以中大人居多，所以當九七後由中大歷史系畢業生李明逵當上警務處長，傳媒才大書特書，今天崇基社工系畢業的鄧炳強很快成為第二個中大人當處長。有人認為港大近建制，訓練官員，就如日本的東京大學，為官廳提供人材，而中大反建制，訓練出來社工、老師、記者也是這取向，就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在殖民地年代辦一所標榜華人教育的大學，本身就是很吊詭的事，因為這先天就注定具有反建制的傾向，難道英人儍瓜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吧，訓練反殖「暴徒」。其實，中大的誕生是顯現了英人高超的管治能力，英人在亞洲管理有兩個類似的地方，海峽殖民地及香港，中共借華文教育在海外搞反殖民族主義，新加坡的華文學校及南洋大學學生成為反殖運動分子，新加坡南洋大學最後被政府「整治」，成為南洋理工，放棄華文教育。至於香港成立這所華人大學，骨幹是由新亞及崇基兩書院組成，他們代表的是中國近代化努力的延續。新亞書院的錢穆、唐君毅等人是民國時代的文化精英，希望為中華文明現代化找尋出路，對蘇俄一套階級鬥爭歷史觀深痛惡絶，至於崇基，則代表近代基督教文明在中國的傳播，中共四九年建政後，兩者均不可能存在，香港，成為了避秦之地。新亞書院在桂林街辦學，國際級歷史學家余英時是桂林街時代的學生。
暴大之根
五十年代來港出任政治顧問的麥理浩認為，大量內地難民湧入，如果沒有教育制度去吸納，他們容易變成共產黨民族主義動員對象，影響香港穩定。崇基的西方宗教文化及新亞的傳統復興精神，本身已經與共產主義不相容，英人培植，是有其深遽的歷史視野。他們不是害怕有一日政權被中大人「顛覆」，而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們可以「顛覆」中國大陸。盧吉總督創辦港大，是在二十世紀初思考中港關係，希望為中國培訓具西方工業文明價值的技術官僚。到了世紀中六十年代，中共已閉關鎖國，中文大學的角色，是培養兼具東西方核心價值的現代華人。
如果一個認識，並認同中大價值的人，是沒有理由不反共，因為今天香港受盡折磨，是源於中共反西方核心價值，迫香港人接受「中國模式」的惡果。中大人離開大學之後，平常日子為口奔馳，甚麼大學理念書院價值早就忘了，但當香港陷入空前危機，中文大學被鎮暴警察圍攻，一整天狂轟催淚彈時，大家又再次同大學connect起來。星期二晚當沈祖堯離開二號橋之後，形勢緩和下來，我沿路下山，看見長長一條人鏈將車站物資送上前線，見到不同時期畢業的中大人，大家打過招呼，說起當下心情，他們只是輕輕一句：「點都要返嚟睇吓」，沒有慷慨激昂的保衛中大口號。第二晚，氣氛較平靜，我坐在大學運動場跑道休息，聽抗爭者討論應否堅守二號橋，草地上的年輕人以擲水樽為樂，然後有同學大叫：「有校巴」，我正準備起身坐校車回崇基，旁邊同學很興奮地說：「校巴係學生揸㗎」，自己頓時猶豫起來，他見勢色不對，補充說：「OK喎，冇問題」。
今天令鎮暴警察怒不可遏的黑社工、黑記者、黑教師，其實，很多都是暴大畢業生，我們相信一個現代的華人文明，不是如此。這不是什麼中學通識教育、大學教育失敗，也不是什麼人心未回歸，而是大家早已經各走各路，只不過三十年前，1989年在烽火台搬物資，準備出發去北京天安門的自己，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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