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報:台經貿談判辦指若中國率先參加CPTPP,台灣申請將面臨風險】https://bit.ly/3hXFO0o
工作一天後,看看今天不能錯過的新聞:
1. 台灣行政院昨日(22日)公佈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今早召開記者會說明情況。他提到若中國率先加入 CPTPP,對台灣申請加入會構成風險,但強調台灣提出申請完全是基於自身利益,跟任何他國目的無關。
-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對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歡迎,日方將基於戰略觀點、民眾意向來回應台灣的申請。
2. 《星島日報》昨日(22日)刊登對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專訪,鄧炳強警告港人在「雙十節」當天切勿意圖做出、或者鼓勵或煽動他人做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為。其中,他質疑如果沒有分裂中國的意圖,為何要慶祝「雙十節」。
3. 香港民主黨將於下週日(26日)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是否參與年底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創黨成員李華明認為,假如民主黨決定不參選,便應該自行解散。
4. Hermitage 資本管理公司創辦人布勞德(Bill Browder)在社交網站披露,他和其他支持利用《馬格尼茨基人權法》制裁香港官員的人士,早前接獲英國政府的警示,提醒他們避免前往跟香港簽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原因是他捲入《港區國安法》相關案件,可能會被引渡到香港或中國受審。
5. 美國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引述消息指,美國國務院正計劃增加20至30名「中國觀察員」,以追蹤中國政府在全球主要國家的動向,另外考慮增派人手監察中方在獲取新興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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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權監察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香港勞權監察 在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自從五月份疫情爆發以來,因為3+11相關爭議,我鮮少對外發文,但對民眾的服務從來沒有停歇。對於3+11的爭議,如我之前所說,我為機組員開協調會,出發點是擔心機組員身心狀況導致飛安疑慮。對於相關決策與疫情關聯,除了指揮中心多次說明,我也相信行政院與監察院分別進行的調查,會釐清相關爭議,我也會盡全力協助相關爭議釐清。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關心和鼓勵我的朋友,我會繼續做好我的工作,今明兩天我也想向大家報告這幾個月我們的工作成果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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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工作成果報告(2020/02-2021/07)
✅ 深化民主,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防範紅色滲透
進入立院後,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與建構防範中共滲透的防禦工事,是我與過去在街頭守護民主的夥伴們共同努力、不敢懈怠的重要工作。我一上任,就積極處理中研院士應為本國籍,以及中研院外文名稱正名討論的開啟。接著,包括成功推動影音串流平台OTT要合法納管才能落地、數位身分證要先立法再實施等,都是為了要防範中共在科技、媒體、教育、學術等領域的紅色滲透。
深化民主
除了防範紅色滲透,我努力推動深化台灣民主,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民主台灣。我提出了憲法增修條文草案,一方面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行職權,二方面強化人權保障,將社會權、文化權入憲。為了去除威權文化,我提出「宣誓儀式民主化」三法案,希望未來台灣民選公職不用再對國父遺像敬禮。
針對平等參政,我也提出選舉公共化的修法,期待經濟資源不再成為人民參選的門檻。看到香港人爭自由所遭受的迫害,我也提出「跨國全球人權問責」法案,希望能讓台灣為國際民主自由同盟盡一份力。
✅ 團結!看見每一位勞動者的辛苦
作為一個教育領域的勞動者,我希望能補上勞動權益的拼圖缺角,也希望能協助解決非典型勞動工作者的困境。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我與15個工會勞團共同呼籲職災保險專法(我提出本屆立院第一個草案版本)、公益揭弊法、勞動教育促進法、最低工資法、性工法中陪產暨親職假等五大勞權法案,應盡速立法或修法。我的辦公室也提出了相關法案。
我也協助了包括外送員、專櫃銷售人員、駕駛、教師、護理師,以及藝文工作者爭取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
✅ 讓各領域的女性都能平等發展
投入婦運超過三十年,我是性別運動的終身推動者。進入立院後,我與婦女團體站在一起,持續努力修法處理權勢性侵、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遭遇雇主性騷擾求助無門、弱勢女性處境包括月經貧窮,以及還國際慰安婦正義等議題。
性別議題深入社會文化,從人身安全的侵害到厭女現象的日常,以制度與政策確保界線是最根本的。我的團隊積極協助在不同領域中的女性所面對的環境不友善,目前有具體處理的包括運動領域、科技領域,以及金融領域。針對政治領域,我也提出了行政院組織法修法版本,明定未來政務官任命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親子友善,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友善家庭
台灣社會的家庭樣態非常多元,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推動從孕育孩子、誕生、養育到求學每個階段的改革,希望讓各種家庭樣態中的每一位家長都能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我提出陪產親職假、七天有薪家庭照顧假、補正幼兒園虐童罰則漏洞,也實質透過質詢、溝通與預算審查,敦促政府提升幼托公共化與家外送托比率。
友善親子環境
我也推動了包括圖書館、藝文場館與故宮的兒童近用與親子友善環境;積極協助家長一起努力改變小孩可能遇到的霸凌或性別刻板就學環境。從親子共讀、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教學的把關到教育部家庭教育網站內容的檢討,我與團隊積極努力,與家長們一起打造親子友善環境。
✅ 責無旁貸!做助人工作者的後盾
出身社運,我一直感謝「助人工作者」支撐台灣社會各個角落人們的辛勞!因此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與這群人並肩作戰。
我的辦公室處理過社工、護理師、醫師、心理師、照顧人員等助人工作者所遇到的不合理的對待,其中包括醫師面對的天價違約金、專輔人力的不足、照顧人員應有全新疫苗照顧假、日間精神復健機構納入紓困4.0等協助與爭取,我跟團隊都是日夜兼程全力以赴。
我的團隊最近成功為台北榮總的護理師爭取到加班費,感謝退輔會因此建立了全國各地榮總系統護理師「事後申請加班」的合理程序!
✅ 性別平等不能退守,攜手同志對抗歧視
婚姻平權法案為台灣建立了人權立國的國際形象,但因為保守勢力的抵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對同志家庭權益的保障仍不完整:同志配偶無法共同收養、部分跨國同志配偶仍無法在台灣成家等,仍需持續推動。
此外,這個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與偏見並不會立刻改變,過去這一年多內仍然發生友善同志的童書繪本「國王與國王」被抹黑以及大學「性別平等專題研討」邀請反同言論講師等事件。
我與團隊除了緊急協助處理了多起歧視同志的案件,也督促教育部在推廣教育、社會教育、師資職前培訓、教師在職進修、教科書審查、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面向,都必須避免針對同志的偏見與歧視;也要求包括體育、國軍、金融業、勞動職場各領域推動性別平權措施。
✅ 推動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教育:
守護學生權益、保障學生自治,落實校園民主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參與者,我認為校園民主就是讓年輕人成為學習主體,展現自己想法的重要過程。因此進入立院後,我就與新世代學子緊密互動,從制度面協助解決學生權益不受保障的困境,包括檢討黑心校規、健全學生申訴機制、補足學校諮商輔導資源、縮小數位落差以及完善學校飲食教育。
我跟團隊在處理學生求援的議題時,都會反覆確認各種社經背景、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氣質、族群、身心狀況的學生會面對如何不同的處境。未來任期中,還有二個議題需要全力以赴的:十八歲公民權入憲,以及讓黑心校規真正從校園消失。
✅ 一步一腳印,服務各地民眾不分區
我的團隊常常說我辦公室是名副其實的「不分區」立委,地方選民服務有我從政以來深耕的台北市大安區、有我認養的花蓮、還有我的老家淡水和故鄉雲林等地;也跟各地友善議員合作,將地方問題但屬於中央權限的議題,和各部會討論與處理。
過去這一年半來,我們辦公室成功協助各地民眾處理問題,例如成功協調各單位,完成台北車站街友家當安置處理,讓北車環境整齊,同時也保障街友生存空間。
其他還有督促道路標示改善完成、促使衛福部醫院移除埋設於民眾土地上會造成汙染之管線、使大學重要地震帶研究取得場址、爭取地方閒置公家宿舍作為居民活動場所、敦促大學校園改善校內危險斜坡道、召開協調會處理地方瀝青廠長期空氣噪音廢棄物污染問題等。
民眾的小事,就是民意代表的大事,我和團隊會繼續為地方服務。
✅ 轉型正義,讓台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
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是在威權教育與對抗威權中長大。我一直相信,只有當國家願意公開威權時期壓迫的真相,社會也不會選擇迴避,才會有真正的和解。
進入立院後,我努力促成政府一步步公開威權時期的各種檔案,包括:擴大解密並開放政治檔案、推動威權時期大法官解釋會議紀錄公開,以及促成國安局長承諾正視威權時期國安局過錯等。
在這麼多的政治案件中,讓我念茲在茲的是林義雄案與陳文成案的真相釐清與究責。直到這一刻,當年國家有系統介入的真相仍未能完整公開與被究責。我會繼續努力,因為唯有真相與究責,台灣社會才能得到和解與正義。有了歷史正義,這個國家也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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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簡要問政報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附圖中的具體內容。
讓我們一起加油,為弱勢、為公益、為台灣,繼續風雨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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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11點直播!國泰大地震, 我被裁員了!!!今晚開live, 你哋有冇興趣吹水!!! 今晚有好多我以前啲舊相片, 如果今晚唔收睇直播, 日後只有鑽石會員才可以收睇重溫。
#國泰裁員 #國泰 #cathaypacific #裁員 #大地震 #國泰大地震 #空中服務員 #空姐 #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大裁員,整體裁減8500個職位,未來數星期將裁減約5300名駐港員工,國泰港龍今天起停止營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陸續有地勤人員收到電話,部分人收到電郵,重災區是入職20、30年的舊合約員工,她估計國泰直接裁減舊合約員工,只有資深的管理人員才可留低。吳敏兒說,國泰指今次重組後每月減少5億現金支出,但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憂國泰今次裁員只是第一輪計劃。
吳敏兒批評國泰管理層在過去一段時間與工會溝通時,從未交代有否嘗試其他節省成本方法,以減少營運開支,今日卻直接裁員。她又指,即使將來恢復招聘,員工都不會再獲得原有待遇。
政府早前向國泰注資273億元,吳敏兒認為,政府在事件中絕對有角色,有責任責成管理層,確保被裁員工獲合理賠償。她說,國泰若以員工被減薪後的薪金計算賠償,是不能接受。
另外,國泰機師組成的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指,國泰未就裁員計畫與工會正式會面,對此感失望。工會暫時未知有多少機師受影響,希望國泰尊重和執行現有合約,並公平對待所有機師。協會今日內會與國泰管理層會面,表達訴求。
早年國泰機師團隊主要以外藉機師為主,近年才吸納本地機師,而前年修訂新入職機師的薪酬福利,又將部分薪金及獎金將與飛行時數掛鈎,新入職本地機師收入較之前遜色,年薪約50多萬元。至於空中服務員,網上資料顯示,每月薪金約3萬元左右。
疫情影響:200多個航點 VS 26個航點
對於港人來說,國泰的一大優點是直航航線多。國泰航空以及旗下港龍及快運等航空公司,在全球一共有119個直航航點,若加上聯營航班就共有255個。作為比較,國泰主要競爭對手、同樣以國際航線為主的新加坡航空及旗下航空公司就一共有136個直航航點。
隨着新型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各地陸續「封關」,只營運國際航線的國泰尤其受影響。現時國大部分航點均暫停運行,10月及11月仍然運作的航點就只有26個。
國泰成立於1946年,是香港第一間提供民航服務的航空公司,由兩名曾參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軍機師創辦,分別為美籍的Roy Clinton Farrell及澳洲籍的Sydney Hugh de Kantzow。國泰初時於上海以「澳華出入口公司」的名義發展,首創運送貨品來往中國及澳洲,之後再到香港營運。
到1948年,當時的英資商行太古洋行收購了國泰45%股權,澳洲最大的私營航空公司澳洲全國航空,則收購了35%;其餘20%,則由原創辦人各持10%。同年10月,公司正式註冊名稱為「Cathay Pacific」,當中「Cathay」為中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古稱,意即「契丹」;「Pacific」則象徵兩名創辦人,希望國泰客機可從中國飛越太平洋的夢想。
國泰並非當時唯一於香港註冊的航空公司,1947年時,有另一間「香港航空」(與現時的香港航空無關),不過1958年時,由國泰全面收購,並接收其原有航線,包括東京、台北等。自此,國泰成為唯一於香港註冊的航空公司,雄霸航空業一段時間,直至港龍航空於1985年成立。
在獨佔香港航空界的數十年間,國泰在1960年,為首家國際航空公司開辦前往大阪的航線;1982年,推出首個香港直飛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停站服務;之後再先後推出香港直飛英國倫敦的不停站航班。1986年,國泰正式晉身藍籌股之列。
曾4度獲評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踏入2000年後,國泰多次獲獎,更分別於2003年、2005年、2009年,及2014年,獲Skytrax評為年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另外2006年,國泰成功收購競爭對手港龍航空。
雖然風光數十載,但國泰亦不時爆出工潮,也並非首次大規模裁員。1981年6月,1,500名地勤人員就加薪問題,與資方談判破裂,於是發起3日罷工,當時所有乘客行李因此毋須過磅。1992年底,國泰出現人手不足,勞資就此談判,空服員工會拒絕加班,資方解僱3名員工,結果到1993年初引發員工大罷工,歷時17日,最終由當時立法局介入,設立監察會,確保員工不被秋後算賬,3名員工復職,終化解工潮。
屢爆工潮 勞資關係長期成焦點
到1999年,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指,國泰單方面更改機艙服務員的薪酬架構,暫停一年增薪點等,就此入稟高等法院,官司持續多年,直至2005年3月,工會獲得勝訴,國泰需賠償3.5億元。到2007年,勞資雙方就醫療自付診金政策再起爭拗,計劃於聖誕節旅遊旺季罷工,事件由勞工處介入協調,最終雙方達成協議。之後2012年底,250名國泰員工在機場示威,抗議加幅僅2%,並發最後通牒,再次計劃於聖誕節期間罷工,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化解工潮。
國泰裁員亦絕不手軟。在香港回歸後,旋即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旅遊業受重創,國泰當時亦受到打擊,決定裁員760人。到2017年5月,由於之前燃油對沖錄得85億元的巨額虧損,最終國泰由盈轉虧,需裁員600人;同年11月,國泰被剔出恆指成份股之列,失去逾30年的「藍籌股」地位。
第一部份:底薪 規定每月飛70小時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泰航空空姐表示,早期入行的是計固定薪金,但新一批入行的,已經人工分「底薪+津貼」。
底薪規定每月飛行工作70小時,入職時薪大約108元。換言之,70小時X108元=7560元。
底薪及時薪也會隨着年資調整,年資較高的,時薪達350元。70小時以後的工作時間,就按時薪計,即是多勞多得。
第二部份:津貼 早午晚餐、洗衣、過夜費
津貼方面,主要是在外地的早午晚餐;如逗留過夜, 會包括洗衣費及過夜費用 。因此,空中服務員要省吃省用,該筆津貼才可袋袋平安。
津貼會按各地的消費水平設定額,例如:日本逗留24小時,三餐津貼是12000至13000日圓,折算港幣900元。但台灣逗留24小時,津貼只有港幣600元。若然逗留時間較長,也會有洗衣津貼。
「早午晚三餐,晚餐津貼較高,但一旦航班時間調整,就未必攞到呢筆津貼。」該名國泰空姐稱:「如果想收入高,有些人會調多幾班長途機。」
航空公司嚴格規定,在以下時間on duty(執勤),才可享用早午晚餐津貼。
早餐 0600-0859
午餐 1200-1359
晚餐 1800-2159
受訪空姐表示,近年公司緊縮開支,例如:縮短在海外逗留時間、執勤時間在早午晚餐以外,自然可減少餐飲津貼。另外,每餐津貼費用也不時調整,加上美元強勢,他們的津貼以當地貨幣計算,經折換後,收入也打了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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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權監察 在 黃偉民易經講堂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曾蔭權刑滿於馬麗醫院出獄,帶公務員思維。北京為救孟晚舟,不惜追求人質外交,重審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走私毒品案,改判死刑,全球排華風浪蠢蠢欲動。羅致光中年論,當大家120歲 ,60歲剛是中年。林鄭自得習近平祝福,對香港市民更傲慢無禮,包括港共建制派的癈柴。林鄭認為,提高申領長者綜援至65歲乃反影現實,非不近人情,非節省公帑。談己亥豬年風水佈局。為政談孝,領袖秘訣。(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長者綜援 #羅致光 #香港儲備 #孟晚舟 #三權合作 #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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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下午5:00pm
夏鼎基當年告誡香港那班華籍政務官,當麻煩沒有找你的時候,不要主動的去找麻煩。
林鄭月娥將老人綜援,申請門檻,由六十歲拉高到六十五歲,她說:我也六十多歲,每日仍工作十多小時。有關做法是反映社會現實,沒有其他目的,亦不是為慳錢或不近人情。
那班未滿六十五歲的老人,要改領成人綜援,較舊制每月少領一千元左右,受影響人數約萬五人。
#林鄭違反香港核心價值
《論語》說:
「禮之用,和為貴。」
禮,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是社會的秩序。禮是做什麼的?在社會上起一個中和的作用。
人與人之間,總有偏差;事與事之間,總有矛盾:階級與階級之間,總有不同的角度。中和這些矛盾,調整這個偏差,就靠禮,一個核心價值,法律只是禮的輔助。
禮,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林鄭這個提高老人綜援門檻的政策,違反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林鄭眼中沒有弱勢族群
香港整體沒有因此而得益;受影響的弱勢老人,要執多少紙皮來追回那千元差額?背後的精神,更是惡劣,「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所養。」這是為政的總目標。
林鄭以自己為例,證明她眼中沒有弱勢社群。
林鄭自從得到習近平的信任和祝福,對香港市民愈是傲慢無禮,包括那班港共建制派的癈柴。
#林鄭侮辱建制議員
林鄭大巴掌摑在民建聯、工聯會的議員臉上。你們只是舉手機器,你們連支持什麼議案都不清楚。法案通過後,又想在電視鏡頭前攞攞彩,騙騙老人家扮質詢!
對林鄭來說,這些建制議員不值得尊重,侮辱了你們,你們仍要舉手支持她的政策。
這些人,沒有獨立人格,不需尊重。
但亦反映了今日立法會,監察政府,審議法案工作的現實情況。
#林鄭視老人為社會負累
香港的老人政策是什麼?
當政府視老人為社會的負累,家庭上孝道就難以建立。
《論語》二十篇,第二篇《為政》講述領袖之道。
春秋亂世,人人重視的是權力的鬥爭,社會秩序混亂,文化衰敗。孔子面對這種時代,認為為政,做一個政治領袖,權力是沒有用的,唯有用內心的德性而已。
因為,孔子認為,凡事沒有偶然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論語問孝談為政
《為政》篇共二十四章,其中有四章,通過四個背景不同的人物問孝。
首先,是孟懿子問孝。
他向孔子問孝,孔子只告訴他:
「無違。」
跟著,孟懿子的兒子,孟武伯,又向孔子問孝,孔子答他:
「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親是權臣,兒子是公子。父親目前有生殺大權,兒子將來會執掌權力,這是政治。
對權臣,孔子只有「無違」兩字。
在家對父母,做到無違,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做到無違,是了不起的大臣。
有權力的人,對天下要負起公道責任,視天下人為父母,不要違反人心,這才是真孝,是大臣的風度,是真正的領袖。
兒子,是世家公子,不識民間疾苦,對於孝,只要如對自己子女生病的心情,對待父母便是了。
這就是為政的道理。執掌權力的,要知道民間疾苦,知道基層生活的艱難,如父母瞭解子女健康一樣。世家公子將來從政,執掌權力,必須記住這個道理。
跟著孔門兩位高弟,子游和子夏,又分別問孝。
孔子答子游: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點出,光是養,沒有敬,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馬。
孔子答子夏: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孔子點出,態度最難。
敬,是內心的;態度,是外在的。
四章說孝,在為政篇,領袖學問上,兩章由上而下,兩章由下而上,用一個「孝」字貫通。說的是孝,也是做人長官,行使權力上的考慮;做人下屬,配合工作的基礎。
這便是為政的學問。
林鄭到六十歲仍自驕於讀書好,中學名列前茅,又考上香港大學,但她為政,沒有掌握孔門精神,欺負弱勢老人,有違於香港人心,核心價值,驕矜自負,不是香港父母官。
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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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權監察 在 Campus TV, HKUSU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學生會於早上四時半在元州街麥當勞進行幹事會會議,討論有關大選問題及收回幹事行政權力。會中通過使用幹事會的名義發起就周年大選任命選舉監察官及選務人員的公投,大學事務秘書一陳樂怡及行政秘書胡逸晞於事後接受訪問,對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召會時間及地點,以及幹事就議題達成共識的方法表示不滿。
另外,幹事亦於會中就行政秘書進入活動室及幹事房的幹事的權力進行討論,然而,行政秘書胡逸晞表示幹事會沒有理由褫奪他們入幹事房的權利。
會議過後,譚振聲以評議會主席的身份於同日早上六時五十分發出電郵,表示幹事會現以評議會無法履行憲制職責為由,動議全民投票為周年大選任命鄧喜添先生及楊愛蓮女士為選舉監察官;並及以常務秘書為主席的選舉委員會所提的選務人員。意味幹事會只承認以常務秘書為主席的選舉委員會。
Department of News, Campus TV, HKUSU, Sess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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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13]: 經查證後,幹事會會議地點應為元州街而非欽州街,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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