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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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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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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Wong Wai Man
這個星期日，是七月一日，回歸原來已經二十一年。
六七年到九七年，是香港盛世巔峰的三十年，香港人過的，是流金歲月；九七是分水嶺，香港步入衰世。
盛極而衰，這本是宇宙自然的規律。
每逢衰世，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兩條路線，一是儒家精神的中流砥柱，明知不可為仍然挑起時代擔子的志士仁人；另一條是道家因應自然的隱逸遯世，忘記自己，忘記時代，詐醉佯狂，相忘於江湖。

時代興衰，關鍵都是人。
一個時代中，有人才，時代就興；人才衰落，時代也就完了。
一個領袖，懂得賞識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便成功；如果不認識人才，不賞識人才，不知道培養人才，事業一定失敗。

領袖如此，政權也是如此。
至於個人，立身出處，非常重要。你的立足點，你的追求，影響著一個時代的風氣。

當人人都關心社會太平，百姓幸福，他們可以輔助領袖，做到時代太平，人民幸福，才飄然引退，不要名利，功成身退，不事王侯。中國歷史上很多，這是道家中的隱士。

隱士，並非對世事漠不關心，他們在時代無可挽救時，遯世去了。但他們不是消極的逃避，他們是有意的保留一點文化血脈，培養下一代，等待創造時代的復興。

時代興衰，始終決定於人才，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村野隱逸，當大部份人的追求，都是百姓幸福，社會安居樂業，那即使一時衰世，復興的日子也是不遠；如果人人都是隨波逐流，追求的，都是個人榮辱，即使時代未衰，沉淪之象已現。

有記者最近訪問了一位25歲的年輕人，他得父母代付首期之助，買了一個292呎，600萬元的劏房單位。因為地方小，他本人的雜物都要放在父母老家，但他坐在新屋廳中梳化，仍是顧盼自豪，說：
有樓才是人生勝利組！
今日香港，持這看法的人很多，但最可怕的，是特區政府都是這樣看。
所以，他們認為解決了年輕人上樓的問題，就解決了今日香港的問題。
所以，各司官員，都在呃呃騙騙，無心施政。大小工程，蒙混過關；官商勾結，明目張膽。因為問題只在覓地起樓，人人居者有其屋，社會便相安無事。

有陰就有陽。
另一些年輕人，關心社會公義，對香港仍然有夢。他們抗議東北發展，衝擊議會；另一些對官僚施政失誤，走上街頭勇武抗爭；再一些乖孩子循選舉走入議會，在制度中起事……
有些被捕重判入獄，有些逐出議會，有些被剝奪政治權利。
強權暴政之下，他們仍然意氣沖霄漢。
同情者不少，但訕笑者更多。
如果有樓才是人生勝利組，他們這群一無所有，判入獄留案底的年輕人，是典型的香港失敗者了。

衰世時代，永遠有儒家中流砥柱的志士仁人，求的不是當世事功，這便是中華文化了。
孔子學生子路，微子篇第十八，有番莽莽蒼蒼的說話。
子路跟著孔子周遊列國的車隊，某次落後了，見到一位老人家，用拐杖挑住竹籮，子路急問：
你有看到我老師他們嗎？
誰知老頭頂回一句：
什麼老師？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淨係識吹牛那些？
我不識你的什麼老師！
講完低頭除草。
子路給他的氣勢攝住，拱手站在一旁，等他忙完再問。
黃昏日落了，老頭知道子路無飯無宿，就招呼子路回家過夜。還劏了雞款待，叫了兩個兒子出來陪客。
第二日，子路找到孔子，報告經過。
孔子一聽，知道老人非常人也，叫子路回去找他請教濟世之道。
子路到那裡一看，人去樓空，老人一家離開了。
子路對著空房，講出一番亂世大丈夫的道理：
一個知識份子，有學問有能力，不出來貢獻社會，是不合於義的。
家庭有長幼的倫理，社會有社會的秩序。人倫的倫理不可廢，國家社會的責任如何能廢呢？
為了潔身自愛，不和俗世合流，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像好清高，但把時代的人類大倫理搞亂了。
人於時代是有責任的，君子出仕，走入社會，不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只是為了貢獻社會，行其義也，做該做的事而已。
至於理想，不能實現，其實，早已心裡有數。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頂天立地，是春秋亂世一個人物。

香港之所以有希望，因為仍有一群子路一般的人物。
北京最討厭香港兩大社會活動，一是六四維園燭光，一是七一遊行。你可以不去，但不要訕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貿易戰

2018年6月26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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