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35）
伍子胥復仇與時代的變遷
（這是我在2017寫的一篇文章，原題為《伍子胥復仇故事》，是介紹中國學者的一篇文章兼講一點讀後感，發表在2017年11月24 日。現在稍作補充整理。）
大陸旅美學者、老子《道德經》專家楊鵬，在網上寫了一篇〈評點史記人物之伍子胥〉，論史卻切合現實。
伍子胥是春秋時期楚國人，與孔子同時代。伍子胥的父親伍奢為楚平王之太子建的太傅，太傅即老師。因遭讒害，伍奢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所殺。伍子胥逃往吳國，被吳王接納並重用。伍子胥其後率領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他掘開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留下了歷史上有名的復仇故事。
中國先秦史籍如《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都提到了伍子胥復仇的事，而且都充滿同情和讚美。《史記》作者司馬遷稱讚伍子胥為「烈丈夫」，說：如果伍子胥和父親伍奢一起受死，他與螻蟻何異？伍子胥放棄聽從君命的小義，雪了大恥，名垂後世。
率領吳軍攻破自己的祖國，為甚麼沒有人罵他楚奸？他把楚平王鞭屍，為甚麼沒有人罵他對君主大不忠？楊鵬認為，伍子胥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心中是大孝行。即使這種大孝行，以不忠於祖國和楚王為前提。
血親復仇的大孝與忠於君王和國家的大忠，兩者有了矛盾，就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主流倫理以孝為本，孝高於忠，家高於國。
《禮記》子貢問孔子：對於殺父母的仇人，採取甚麼樣的態度？孔子說：睡覺要睡草席，要用盾牌來當枕頭，不做官，與仇人不共戴天。若在集市或朝廷遇到仇人，不返回去拿兵器，馬上動手搏鬥。孔子又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 ，不僅不能舉報，而且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戰國郭店楚墓的竹簡《六德》上這樣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是不能夠為了君主去拒絕父親。
2009年發掘的曹操墓，出土了一塊畫像石。畫的是七個女兒為給父親報仇而去擊殺長安令。長安令相當於首都長安市的市長，這幅畫講的是七個女兒在家中無兄弟，她們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不顧生死，聯手伏擊長安令的車隊，殺死長安令。這幅畫能夠放入曹操的墓里，應是曹操生前很喜歡的故事。曹操生活在公元155年到公元220年。顯然，那時血親復仇仍被視為大孝行被廣為推崇。
伍子胥的父親和長兄被楚平王冤殺，伍子胥沒有怪體制問題，而是直接去找君王復仇，極端到做出鞭屍楚平王的暴行，但他還是得到多數春秋戰國思想家的讚美。七位女子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為父報仇，體現的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大孝行倫理。
春秋時代，人們是如何思考私人復仇和國家司法的關係？楊鵬認為：禁止私人復仇的前提，是國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國家從立法到司法都不公平，那麼私人復仇就是約束邪惡的必要手段，就是對正義的必要補充。春秋社會肯定大復仇，就是將大復仇視為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組成部份。楊鵬又認為：在求告無門，冤屈無處申的時候，討個說法，爭個公正，該復仇就復仇，這種大復仇精神是中國春秋精神的一大特徵。民眾有如此精神氣質，朝廷壞不到哪兒去，社會壞不到哪兒去。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傳統文化是「沒有家，哪有國」而不是「沒有國，哪有家」。家重於國，家高於國，孝高於忠。家是實在的。愛家庭及其成員，是真實的天性。國是虛懸的，愛國是受後天外界的影響和宣傳教育的產物，非來自天性。教育孩子「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違反傳統文化精神；文革期間，全國挑動子女鬥父母；直至今天，仍然宣傳要子女舉報父母「私通外敵」。這是以虛懸的感情對人民真實感情的洗腦。如果說，民眾有春秋時代的精神氣質，社會壞不到哪兒去，那麼要子女舉報父母的社會，就好不到哪兒去。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私人復仇受到肯定，成為時代精神的特徵，也許正意味司法不公平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認知。當健全的司法淪為受政治操控的司法，正是人們被迫逃亡和復仇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