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肺炎疫情,從明日開始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許多公司則在本週實施遠端工作,我也不例外。
想起平常工作日,中午、晚上部分時間都待在電影院看試片、特映,此模式瞬間消失,才進入居家工作第二天,就有點懷念在電影院做夢的時候。不過,防疫期間在家時間變長,也總算趁上週末開始看《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第一季,希望追完第八季之後,台灣的疫情也穩定受控了。
在暫時沒有新片能看的狀況,且相信大家目前都在串流平台找片子,有鑑於此,這陣子就不定期上來和大家聊聊我非常喜歡,且能在串流平台看到的電影,推推舊文,刷刷存在,提醒舊雨新知這些電影或重溫,或新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推薦的第一部串流電影,是 #Netflix 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關於離婚的故事,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在 2005 年拍出《親情難捨》,以孩童、青少年視角,遙望父母的分居與離異,側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失能,同時散發濃厚的紐約情懷,奠定日後創作「諾亞鮑姆巴赫式」城市悲喜劇的基調。
14 年後,2019 年,諾亞鮑姆巴赫似乎再度回憶童年往事並深刻挖掘過往婚姻(與珍妮佛傑森李的離婚),透過成年人視角(同樣是知識份子),緩慢描繪一幅分崩離析的當代美國家庭肖像,這次擦掉稚氣、糅合不解,洗滌出的是成熟、餘韻綿延的《婚姻故事》。
此作開頭第一場落淚戲便十分出眾,飾演劇院表演者的史嘉蕾喬韓森表示表演舞台劇感覺不對,無法掉淚,但經過亞當崔佛在家中的「筆記指點」後,一轉身、一別頭,眼淚潸然落下──諾亞鮑姆巴赫透過此場戲道出現實生活的情緒比偽裝演戲更為真實的寓意。
兩人搖搖欲墜的關係對比這場戲中戲更教人鼻酸、更值得落淚。情緒穿過景框,透向觀眾,看戲的我們立刻感同身受,角色頓時立體鮮明。從此細節探究,諾亞鮑姆巴赫的劇本、場面調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場戲同時揭示片中角色處境,揭開往後風暴的帷幕。
《婚姻故事》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諾亞鮑姆巴赫不斷透過場域符號映照角色心境,東岸紐約、西岸洛杉磯兩大城市的對比自然顯而易見,高大的亞當崔佛在擁擠的紐約反而怡然自得,嬌小的史嘉蕾喬韓森在寬闊的洛杉磯才有一片天地。甚至亞當崔佛在洛杉磯停車場的格格不入、小孩周旋在父母間的拉扯(趕時間與殺時間)、紐約地鐵與洛杉磯家中的對坐等細節,都不斷塑造角色的尷尬與對立,這點在過往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愛上草食男》中也有相同設定。班史提勒從紐約移至洛杉磯,中年人不合時宜的感觸油然而生。
很多人會說諾亞鮑姆巴赫與伍迪艾倫的神韻極其類似,兩位名導同樣是出生於布魯克林的猶太人,在伍迪艾倫的作品中也總是能窺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地對比,皆帶著知識份子的焦躁與呢喃(艾倫更偏好碎念),聚焦於個人對生活的不滿及渴望。
伍迪艾倫的《曼哈頓》遙相對望諾亞鮑姆巴赫的《紐約哈哈哈》(也有賈木許《天堂陌影》的味道);我認為《婚姻故事》也有些許《安妮霍爾》的影子──不同的是,艾倫完全放棄洛杉磯,遠走而避之,鮑姆巴赫雖然委屈,但終究接納了洛杉磯(因為兒子)。
事實上,除了伍迪艾倫,諾亞鮑姆巴赫與好友魏斯安德森也相互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魏斯安德森的《海海人生》(諾亞鮑姆巴赫編劇)看作鮑姆巴赫執導《青春倒退嚕》的前身,兩片同樣以「紀錄片導演」做為主角,並帶出「拍電影」的人生代價──不論是錢財、青春、家庭還是婚姻生活,更宏觀來看是生命的消耗。只不過《海海人生》與《青春倒退嚕》場域分別在「海洋」和「紐約」呈現,但從劇本來看,無論是「原始」或「文明」,兩片都交出精彩敘事。
話說回頭,《婚姻故事》中場域與心境相呼應的設計,真正精彩的還是在亞當崔佛於紐約工作室中,接到蘿拉鄧的那通律師電話。亞當崔佛聽著蘿拉鄧一字一句冷冽地描述事態發展,同時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踏下一層接一層的階梯,階梯的隱喻在此也可窺見導演筆觸(《小丑》、《寄生上流》也做了同樣設計),暗示離婚態勢的急轉直下和一觸即發,人物在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巧妙呼應剪不斷理還亂的事件,諾亞鮑姆巴赫精準地利用影像說故事。
這場戲收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人聲、車聲鼎沸的大街讓「語言」喪失其功能(正如往後的言語爭執都毫無功能),諾亞鮑姆巴赫的鏡頭也瞬間與角色拉開距離,頗有《愛情,不用翻譯》結尾「失語感」的神來一筆,只不過地點從東京置換成紐約,人物從史嘉蕾喬韓森變成亞當崔佛。
而「嗅覺」與「聽覺」的影射,在《婚姻故事》中也值得一提:當一行人在蘿拉鄧的律師事務所中對峙拉扯時,蘿拉鄧吹捧了亞當崔佛的執導作品,能將「吐司」香味具象化,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緊接下一場戲,亞當崔佛與律師在密閉空間商討對策,不尋常的靜默則透過滴答聲提示角色的焦急心境,「時鐘」聲響同樣具象化,也讓觀眾有了身歷其境的效能,強烈感受現場僵局。吐司與時鐘,我視做諾亞鮑姆巴赫的高明自捧(雖然可能也無此意)。
此外,諾亞鮑姆巴赫在《婚姻故事》中,一如既往地成功掌握悲劇裡的喜劇元素,將兩者的轉折與戲劇性拿捏得恰如其份。諸如亞當崔佛開頭首度到洛杉磯,與妮可的妹妹在嘲笑英國腔調時,才終於「碰巧」發現離婚聲明;又或是近尾聲時,在過往取悅小孩的滑稽魔術中,「碰巧」失手將利刃劃開皮肉,頓時血花四濺,在純淨白門上留下血污(與白牆破洞的暗示相呼應)──正如同這場婚姻中的離婚官司,令人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忽視,只能胡亂止血,並留下疤痕,束手無策地倒下。
悲劇總是在喜劇中誕生,人們也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諾亞鮑姆巴赫舉重若輕地將喜劇轉化成悲劇,刻骨銘心,血淋淋的烙印在角色與觀眾腦海中,揮之不去。且這些設計,並未有鑿痕過深、過於匠氣之感,因為這些正如同你我生活般,如此貼近。
《婚姻故事》的好,說到底還是要歸功於如手術刀般的犀利的對白,以及兩位演員各自交出影史留名的演技。藍迪紐曼譜寫的原創配樂也有畫龍點睛、烘托情緒的效能,演技的部分以及蘿拉鄧揭露「父權」的台詞便不再贅述,畢竟每個人都能感受那樣的強大演出,且對此讚揚演技的文章應該也夠多了。
而諾亞鮑姆巴赫曾說:「在寫作時盡量不分析角色,但我對我的生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我認為生活是電影的素材。」細膩觀察自身經驗,同時用大量的生活細節堆疊出影像作品,且不顯得枯燥與乏味,正是編導的功力──最令人喜歡的是透過法律攻防,進而提煉出真實人性及失能的婚姻生活,如同《從前,有個好萊塢》以及《愛爾蘭人》,各自用細節換來強勁的敘事力道,不嫌笨重。
觀看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時,也總是能找到一些致敬:《紐約哈哈哈》我們感受到楚浮的《夏日之戀》,配樂則用了李歐卡霍在《壞痞子》中使用大衛鮑伊的〈Modern Love〉,也能在廢青們的家中看見楚浮《零用錢》的海報;而《親情難捨》中在對白中出現高達的《斷了氣》,這次的《婚姻故事》則能看見英格瑪柏格曼《婚姻場景》片名的壁掛和《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相似構圖。諾亞巴赫在小地方從來不吝於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喜好,也替影迷增添另一層趣味。
從首部劇情長片《瘋狂二十年華》開始,諾亞鮑姆巴赫的電影就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和獨有的焦慮,或許是爸媽皆為文學家的薰陶,培養出的深厚文學底蘊。而無論是剛畢業對未來徬徨的大學生,抑或是逐漸走向陌路的夫妻,都在諾亞鮑姆巴赫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中極俱可視性。而這次藏在《婚姻故事》底下的焦慮,終究是「愛」與「被愛」的本質;「自我實現」和「他者羈絆」的互動關係,諾亞鮑姆巴赫此次梳理「人」的核心,同時拆解「兩性」,透骨入心。
最終,片尾重返「萬聖節」,在孩子獨白中念出開頭的告白信,完整收束,同時透過史嘉蕾喬韓森的溫暖善意(讓出孩子的一天),給出這對男女有可能的和解,並且於本該狂歡的節日提醒世人:該繫好鞋帶,拍拍鞋身,縱使曾經親情難捨,仍須各自轉身,踏往未知的遙遠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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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如何為公司創造更多價值?專家:2 個缺陷,要先由人類來修補
2021/05/13
採訪‧撰文
盧廷羲
張凱崴
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今年 4 月建議,國防部每年應至少分配 3.4% 的預算投入科技領域,並提撥 80 億美元研發 AI。企業方面,微軟(Microsoft)4 月宣布,將以 197 億美元收購語音辨識開發商紐安斯通訊(Nuance Communications);後者是雲端與 AI 軟體的先驅。
從企業到國家,都愈來愈重視人工智慧,知道要想辦法運用 AI 創造更好的生活。不過,目前 AI 發展到底處於什麼階段?我們又該如何應用?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腦科學系助理教授張凱崴形容,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已經可以幫助人類完成很多事,像是疫情來襲,電腦可以從大數據中篩選條件,自動搜尋、判讀潛在病例,幫助醫生大幅減少檢查時間,但 AI 也並非萬能,要先認知它的局限。他研究如何讓 AI 更符合人性,獲得 2021 年的史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
AI 局限1. 資料寬廣度不足時,就會複製人類偏見
張凱崴認為,電腦在學習的時候,是依賴「彙整數據資料」來判斷,並沒有真正思考,如果資料來源太狹隘、不夠多元,資料寬廣度不足,電腦判斷就會出現偏差,「你跟電腦講清楚 input(輸入)、output(輸出),提供足夠的數據資料,它可以對應、學得很好,但還有很多面向 AI 做不到。」
舉例來說,亞馬遜(Amazon)2014 年推出智慧音箱(Amazon Echo),使用者口頭下指令給語音助理 Alexa 就能放音樂、查資訊。然而,有些人口音較罕見,或是用字較特殊,智慧音箱的資料庫沒有「不同口音」「不同用詞」的檔案,就可能失靈,這是當前 AI 的其中一大問題。
張凱崴進一步解釋,AI 另一項挑戰是,它無法清楚分辨「不曾出現」與「不能出現」(無法出現)之間的區別,只是從資料統計出要學的東西,無法像人類一樣進行邏輯思辨。
AI 的運作方式,第一步是輸入資料,第二步是分析,但這過程容易出現偏見。例如電腦在理解「總統」這個字,會去看四周有什麼字詞,來學習總統這個詞,由於許多總統都是男性,電腦就會「覺得」總統是男性。
這也是為什麼,如果讓 AI 學習,在它的認知裡,女性「不可能」當美國總統(因為沒有資料紀錄)。「你可以跟人類說,任何職業、性別都是平等的,但對電腦來講,這很困難,」張凱崴說明,一旦資料的寬廣度受限,電腦就容易產生偏見。
就像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讓電腦把輸入的語言變成有意義的符號)領域,張凱崴說明,AI需要知道代名詞指的是「哪個名詞」,才能運算下去。但如果資料受限,使用男性的「他」,電腦可能判斷這個代名詞是指總統、總理、執行長;但換成女性的「她」,由於數據不足,電腦就會混亂,出現系統性誤差。
他再舉一例,美國人工智慧研究組織 OpenAI 提出「生成式預先訓練」系統(GPT,Generative Pre-training),推出到 GPT3 版本,屬於書寫類 AI,電腦能夠揣測人們說完上一句話,下一句可能會講的句子,自動完成後半段。
好比有人上一句寫下「我正在和教授聊天」,系統可能推導出「我們在研究室討論學術問題」,因為電腦藉由蒐集來的語料資料中判讀出「教授」和「學術」具高度相關。但研究也顯示,GPT2(前一代版本)系統也從資料中學習到許多偏見,像是如果句子前半談論白人男性,系統傾向產生正面評價;如果句子前半是黑人女性,系統竟會產生負面句子。對企業來說,許多組織接觸 AI,想讓它們取代部分工作,首先需要留意資料的廣度、多元性,才能減少電腦犯錯的機會。
AI 局限2. 即便條件相同,也無法每次都做出正確判斷
「其實,現在的 AI 就像一台原型飛機,還缺乏穩定性。」張凱崴說,現行的 AI 就好比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剛發明飛機,看似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但「可以飛」跟「飛得很好」,有一大段落差。
紐西蘭的簽證系統曾鬧出笑話。人們上傳簽證照片,AI 掃描後,確認是不是本人,但當時系統沒有估算到某些亞洲人眼睛比較小,一名亞裔男子被判定「沒有張開眼睛」,因此照片無效。
張凱崴說,在這個例子中,凸顯出 AI 的穩定性不足,「系統沒有考慮到不同人種的差異,很死板地認為你眼睛沒張開。」所謂的缺乏穩定性,指的是 AI 沒辦法在相同條件下,每次都做出正確決策,這也是使用 AI 時,須留意的第二個挑戰。
他再舉例,許多模型可以準確分析,一則影評對電影的評價是正面或負面。然而研究顯示,有時只要將影評中一些字換成同義詞,例如把電影(movie)換成影片(film),或改寫句子,即使意思並未改變,系統卻把原本判斷為正面的影評標註成負面。這顯示AI系統還未真正了解語言的含義。
在設計這些程式時,人們必須注意到 AI 可能有局限,設定的資料範圍要更完整,考慮這些因素,就能減少偏見、落差,進而加強穩定性。
餵指令給 AI 要多元化,嘗試「換句話說」、刻意混淆
經理人雖然不一定具備 AI 方面的專業知識,但只要掌握觀念,再透過 AI 領域專才協助,也能優化系統。張凱崴指出,最直接的方法是,設計 AI 模型時,要把來源群組不同的資料分門別類測試,在測試階段讓群體多元化,並確保不同特色的使用者,用起來都沒有問題。
舉例來說,一套 A 系統擁有來自各地的使用者,如果設計者是台北人,設計系統的思維容易以台北生活為主,很可能因為當地習慣不同,導致花蓮使用者操作不順。
另一個方法,則是用不同的「語意」,去測試 AI 有沒有徹底學會一個概念。例如,有一套餐廳評鑑的 AI 系統,只要蒐集、整理使用者意見,就能判斷每個顧客對於餐廳的評比是高分或低分。那麼要如何確認這套系統的穩定性?張凱崴建議,可以利用「抽換詞面」的方法。
比如,把詞彙換成同義字,再看 AI 是否能運算出相同結果,「你可能會發現,原本評比結果是食物很美味,但如果美味換成比較困難的詞,AI 就會分不出這則評比是好是壞。」因此在訓練模型時,可以將詞彙隨機抽換成同義詞,增加 AI 的詞彙量。
第三種方式更進階:改變句型、重寫句子。張凱崴指出,同樣一句話,如果換成不同說法,電腦可能判讀錯誤,將「因為發生 A 事件,所以導致 B 事件」,改寫成「B 事件發生了,是因為 A 事件的緣故」,明明兩句話意思一樣,但 AI 很可能因為穩定性不足,搞混兩者的差別。如果要鞏固 AI 的穩定性,可以使用自動改寫的方式,增加資料的多樣性。
張凱崴表示,經過這些測試,讓 AI 接受更多元化的訓練,得到更廣的學習範圍,往後碰到同義詞、相似資訊,才能有效判讀。
張凱崴總結,AI 還在快速發展,或許可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新的職位,但現行階段,它只是輔助角色。AI 並非魔術盒子,使用它就一定有更好結果,人們還是要保持高度耐心,先認識它的缺陷,才能在技術更迭下,發揮出最好的結果。
張凱崴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美國伊利諾大學(UIUC)電腦科學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腦科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2021 年獲得史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研究團隊開發的運算方法,使人類語言處理的程序更有效率、更多元,同時兼具公平性。
附圖:優化AI系統的3方法
資料來源: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2902?fbclid=IwAR2jI1bhg1anqct0AZZR_3LKKJqIsvG0wz2whSN8iniROZApHt-_qpD7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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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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