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社區叫“負債者聯盟”,裡面隨處可見這樣的帖子:
“94年生人,負債10萬,今天向我爸坦白了。”
“27歲,負債60萬,今天第一天準備全面逾期。”
“30歲,總負債7萬5,從今天起開源節流,期待早日上岸。”
“負債16萬,月薪4000,現在開始要好好反省自己的負債以及未來還債的規劃。”
……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焦慮、自責、壓力甚至是悔恨。有意思的是,這群“負翁”中的大多數都是85后、90後年輕人。
為何年紀輕輕就背上了如此巨額的債務?從帖子的內容上看,他們有遭遇詐騙的,有投資或創業失敗的,也有買房買車的,不過出現頻次最高的一個原因,卻是“超前消費”。
這是當今社會很多年輕人真實現狀的縮影——“這月買下月還”的消費方式,正讓不少人的債務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收入不夠還債時只能“以貸養貸”,他們也因此面臨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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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量入為出、勤儉節約都是我們的傳家寶。然而近些年,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物質供應的不斷豐富以及種類繁多的消費信貸產品進入市場,很多人的消費觀念都發生了極大轉變,尤其是以85後與90後為代表的年輕群體,越來越崇尚於活在當下,越來越熱衷於“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由此掀起了一波超前消費的浪潮。
在熱衷超前消費的同時,很多年輕人的現實情況是收入暫時無法支撐起自身的消費需求,於是便將目光投向了消費貸款,並成為了消費貸款主力軍中的一員。
然而,借錢雖然一時爽,但卻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按時把錢還上。本應該是朝氣蓬勃、努力奮鬥的階段,卻因超前消費帶來的負債而深受困擾,這顯然不是什麼好事情。
2
這屆年輕人為什麼如此熱衷於超前消費?
客觀地講,當前的年輕人大多涉世不深,閱歷尚淺,心智也欠成熟,使得他們對理性消費的把控能力有所欠缺,當面臨誘惑時往往容易心生嚮往。還有一些年輕人為了展示個性、獲得身份認同,常常願意通過借貸門檻並不算高的各種渠道來獲取一筆資金,仿佛一下子變得富有起來,繼而在不斷的“買買買”中滋長消費慾望,致使自己深陷負債當中,難以自拔。
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與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成長經歷,潛移默化的形成了他們不同以往的消費觀念。
首先,他們出生成長於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經歷過物質上的短缺與匱乏,故而對貧苦的體驗沒有長輩們那麼直接。於是,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只要花錢就能買到”的意識,並助長了消費衝動。
其次,他們大多都是獨生子女。而他們在家庭裡受到的關注度也遠遠高於上一代人,無論是父母還是雙方老人,都想把最好的留給孩子,使得年輕群體在物質上的需求更容易滿足,其消費熱情也逐漸養成。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異軍突起,各種消費貸產品令人目不暇接,這不僅滿足了年輕人的“獵奇”與“嘗鮮”心理,還很好地解決了資金來源問題,並由此助長了他們的消費熱情。
最後,他們被西方消費主義所影響。自新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提速,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繫愈發緊密,而國人的消費習慣也因此受到了西方消費主義思維的影響,人們越來越熱衷於通過借貸等方式來滿足當前的消費需求,這其中,接受新鮮事物能力較強的年輕人尤甚。
客觀地講,適度的超前消費和負債並非沒有好處。對於年輕人來說,適度負債的他們會時刻感受到生活的壓力,保持一定的危機感,從而不會懈怠工作、增加財富,無形之中可能會獲得更大的成長與收益。
然而,過度的超前消費往往會適得其反,至少會給年輕人帶來兩方面麻煩:
其一,容易留下失信記錄。很多消費借貸產品都與誠信掛鉤,對於普遍處於事業起步階段、收入相對較低的年輕人來說,如果一旦不能按時還款,就會損害自身信譽,繼而留下違約失信記錄。
其二,不利於年輕人的健康成長。輕易獲得消費額度進行預支消費,容易導致消費慾望膨脹,致使負債如同滾雪球一般積累,很多年輕人的整個生命都逐漸被“還債”所填滿,根本無暇在提升自身本領和技能方面投入精力,而那些不具備穩定還款能力的年輕人往往只能藉助父母親人的幫助,卻也因此給家庭帶來沈重的負擔。還有人不敢將事實告訴家人,無奈只得反覆借貸、積重難返甚至走上不歸路。
倘若放大視角,過度的非理性消費還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原因在於,當大規模的超前消費行為發生時,一種經濟上的“虛假繁榮”也隨之而來,這就會進一步導致廠商、政府與研究機構等對國民經濟的走勢與大眾的購買力有所誤讀,並在生產計劃、政策制定、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得到比實際情況更加樂觀的結論。如此一來,產品過剩、借貸杠桿率高企等問題就會逐漸暴露,還可能因風險的不斷積累,最終誘發經濟危機。
以上種種,理應引起所有人的重視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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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上看,促消費固然很重要,但必須清楚的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消費,而不是消費主義,更不是無止境的“拆東牆補西牆”。經濟的發展與個人的全面進步,從來都不該相互脫節或是背離。
正因為如此,當代年輕人樹立起正確健康的消費觀才顯得極其重要,而這可能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比如:政府部門應發揮監管職能,學校應加強引導教育,父母應為子女樹立榜樣,等等。
這裡嘗試著給出三點建議,總共24個字,供各位參考:
第一,量入為出,適度消費。
有錢是花錢的前提,每個人的消費支出都應與自己的收入水平相適應,正如老話所說,“有多大本事就吃多少飯”。在此基礎上去倡導積極合理的消費才是上策。試想,如果一個人的月收入是3000元,那麼為了面子而花5000元請朋友吃大餐,或者秉承“交流至上”的理念而花1000元請朋友吃頓尚可的便飯,哪一個更合適呢?
第二,避免盲從,理性消費。
要秉承“消費是為了滿足現實需求”的觀念,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去購買最合適而非最貴的那款商品。消費過程中,自己要有主見,盡量避免盲目地隨大流、追風頭,杜絕與他人攀比。
第三,知己知彼,謹慎消費。
誰都會遇到急用一大筆錢的狀況。此時,如果確實需要通過借貸手段來獲取資金,那麼至少應做到“知己知彼”,即考慮清楚自己是否能夠做到按時還款,仔細篩選市場上靠得住的貸款產品。一旦進入還款週期,應做好資金配置與支出規劃,從而在確保自己信用記錄的同時,不給家裡其他人添麻煩。
臨近尾聲想說的是,“買買買”絕不是滿足精神需求的唯一手段,年輕人更應該通過讀書、運動、旅行等其他方式來充實心靈,開拓視野,而這些,也是實現個人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
畢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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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普 頓 寶 可 夢 商品 在 朱成志的華山論劍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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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硬幣墜飾》
全球疫情不止,摩洛哥武漢肺炎確診人數已破十八萬人,累計182580例,死亡破三千,共3079例,除了等待有效疫苗問世並普及,也實在沒啥好說的了,就先這樣吧!
來分享一枚舊硬幣裡的故事,這可是我不久前剛挖到的寶呢!
話說那家觀光用品店老闆向來很努力要做我生意,大概覺得我是好客戶,還主動幫我介紹「賣家」.前陣子,我依照慣例去市集吃碳烤沙丁魚,順道上他那兒走走,正當我瀏覽架上不多的商品,忽然間,他領了一個柏柏爾老婦進來,才知他跟鄰居老婦聊到有個台灣客人偶爾會買些舊首飾,老婦人翻箱倒櫃,找了些她自己的首飾,想賣給我.
傳統柏柏爾首飾向來超大件,我這人平時不戴首飾,尤其這種超大件傳統柏柏爾首飾放我身上,足以瞬間把我變成一棵走動的聖誕樹!經過老闆翻譯,大略得知老婦有三個兒子,兩個是漁夫,最小的在飯店打工,原本生活還過得去,武漢肺炎一來,觀光業死了,小兒子頓時失業在家,漁夫收入不穩,畢竟不是每天都能擁有平靜美好的海象,一旦風大浪大,就不能出海捕魚,加上觀光客不來,漁獲海鮮的消費需求降低,即使捕到魚,價格都沒之前好,老婦才想試試看能不能增加點收入.
老婦的舊首飾不夠讓我感興趣,總覺這些東西較適合留她身邊,可又想幫忙她,想了想,我挑了這個小小的古錢幣墜飾,就當「祝福性消費」吧,願世界一切都好.
對我來說,這愈來愈是一場考驗,眼見身邊人苦於經濟壓力,讓我很難受,但我同樣依靠存款過活,每回在金錢與物質上的「分享」,都會讓我跟自身內在的匱乏、恐懼與金錢焦慮打照面,但我永遠選擇分享,因這讓我喜悅,讓我感受到能量流動而來的豐盛與自由.
回來後,我將古老硬幣洗淨,仔細端詳,發現上頭隱隱約約有數字,好奇地在網路上查了許久,終於找到相關資料,原來這是伊斯蘭曆1331年發行的摩洛哥硬幣,也就是西元1913年,當時摩洛哥蘇丹是Moulay Youssef(1881-1927).
1913年,是什麼樣的一年呢?
1913年,是特殊的一年.
之於摩洛哥,那是剛成為法國保護國的第二年,同時也是蘇丹Moulay Youssef統治摩洛哥的第二年,我不太清楚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鑄造新幣是否有其特殊意義?
之於地球,那是人類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的前一年,歐洲仍是世界霸主,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獨立國家只有幾十個,歐洲在全球影響力遍及政治、文化、思想、科技、經濟、文化、軍事各層面,直到1914年的世界大戰終止歐洲霸權.
那麼1913年的亞洲呢?
中華民國才兩歲呢,香港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中,澳門是葡萄牙屬地,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宣佈「藏區」獨立,但未得到世界大國認可,而台灣則發生武裝抗日的苗栗事件,出生在我的故鄉西螺的台灣獨立運動先驅,廖文毅(1910-1986),年僅三歲。
鑄造這枚硬幣的摩洛哥蘇丹Moulay Youssef,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據說蘇丹Moulay Youssef行事低調,在位期間,不僅得面對法國與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以及里夫區反抗外來殖民者的武裝抗爭.是他的繼位者,穆罕默德五世(1909-1961),讓摩洛哥自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建造獨立國家.
1926年,摩洛哥蘇丹Moulay Youssef曾前往法國,親自參加巴黎大清真寺開幕,呵,那兒可是我生平第一次喝薄荷茶、吃阿拉伯甜點的地方呢!裡面有個幽靜的安達魯西亞式庭院,可擠滿了人,我只能默默在茶館裡找張桌子,品嘗一下對窮留學生來說,實在有點奢華昂貴的茶點,環視周遭阿拉伯風的室內裝潢,滿滿的異國情調,只覺新奇有趣!怎知多年後,我竟會浪蕩到摩洛哥,手中握著一顆百年硬幣做成的墜飾,想起這件早已遺忘的當年事!
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向前奔騰,渺小個體卻仍活在過去激起的迴盪裡.
將這顆舊硬幣墜飾握在手中,彷彿抓住107年歷史,終究滿手幻影.
就在這顆硬幣出現後五年(1918年),西班牙流感帶走全球數千萬人性命,百年歷史過去了,貨幣成了握在手中的墜飾,人類正面對另一場至今望不見底的瘟疫.
再大的瘟疫,終將止息,世間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有一切都將過去,無論有無特定個體的參與,生命網絡都將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