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逃犯條例》對台商回流的影響 -- 上報 / 評論】
掀開港台商人潛規則歷史
因一宗台灣殺人案牽起的《逃犯條例》修訂,在香港「回歸」後一系列政治衝突之中最為特別。它不只是一般政治衝突,而是涉及經濟和法律;它也不只是香港或中國的「內部事務」,更涉及台灣、中國地位論以及歐美大國與香港的關係,香港更像一條在中美大國風暴中飄流的孤舟。
一般來說,香港的「政治衝突」通常是政制議題,例如《基本法》曾經許諾並且已被中共以行為推翻的政治改革承諾。《基本法》訂明香港應該要走向民主普選,但中國定義下的「普選」,是由她主導的選舉委員會先篩選,然後再給市民投票。雙方在這個關口無法妥協,最後政治改革失敗停頓至今。除此類重大議題之外,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其實與政府並非勢成水火,他們也經常「務實」支持政府議案。例如香港最老牌的在野黨「民主黨」就經常被詬病投票立場等同親中建制派。而《逃犯條例》的審議過程中,民主黨現任主席卻在一片混亂中走在前線抗議,十分反常。
改革開放的歷史問題
代表本地商界的政界領袖,也一反常態出來大表「憂慮」,雖然措辭溫和但確實表達反對。商界議員在議會中也疑似放軟手腳,導致多次會議流產,最後實際統治香港的殖民機構中聯辦要召集他們「曉以大義」,內容大概亦不外乎好好服從北京的意思。
商家在此事的反應,是閱讀《逃犯條例》的好位置。商界政治領袖田北俊在一個談論《逃犯條例》的論壇中表示,他的不少「商界朋友」害怕被引渡,十分憂慮。因為在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時期,港商港資都在中國「貢獻力量」,做了很多生意。但中國由當時到現在,都不是一個法規明朗的營商環境,充滿了「潛規則」。
例如幾個商家競爭一個牌照,為甚麼就落在你手裡?開廠的土地為甚麼有優惠價格?要得到生意批文,為甚麼有人快,有人慢?這些都涉及很多的賄賂,或者不涉及錢,大家在別的地方「互相幫忙」,所謂「幫忙文化」,港商肯定是大量的。因為中國官方表示,條例有無限追溯期限,所以過去三十年做了甚麼,都可以被追究。
他們現在都憂心,《逃犯條例》通過之後,自己會被中共控告行賄,然後引渡到中國受審,而基本上沒有人會認為自己在中國體系下會得到公平審訊。
在回歸初後,香港受到金融風暴拖累,經濟不景,時任特首董建華曾經呼籲港商北上發展。這些人現在都是高危人士,還有一些因為不熟習中國商場「潛規則」而生意失敗,虧損收場,而日漸被中國控制的主流傳媒並不會報道這些「失敗例子」。
在商界表達強烈憂慮之後,特區政府在最近主動「讓步」,規定判刑七年或以上的罪行才會被引渡,有九類罪行會被豁免。在新規定下,性罪行和刑事恐嚇也會被剔除。這類被視為向商界的讓步,令人遐想翩翩。究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外商涉及多少見不得光的事情?但現實上這個市場如果不玩潛規則,是無法進入的。
香港會變成攻擊台灣人的工具
最近中國網絡因「千億礦權案」爆出有律師會定期向大法官致送處女,令自己在官司中得到優勢。那究竟剔除了有關罪行的引渡,是否因為本地商界也久染有關「文化」?究竟香港或者台灣商人,在中國出出入入做生意的時候,涉及多少錢、權和美色交易,有幾多人玩過幾多女童,那真是只有他們才知道。所以現時對《逃犯條例》感到最憂心的,除了政治上「威脅國家安全」的一般反對派,還有本來是執政同盟的商界。
事實上特區政府至今做出的「修訂」並沒有釋除大多數人的疑慮。因為無論條文上、規訂上如何保證,香港人始終不相信中國的檢控和審訊。即使中國表示政治信仰或政治言論,不會成為引渡罪行,但中國內部的政治犯,大多數都是官方假造出若干「經濟罪行」去懲治。
現在《逃犯條例》未修訂也好,中國也已經派人強行擄劫「銅鑼灣書店」的負責人回中國秘密審判。其中一個受害者桂民海還是拿瑞典護照,是瑞典人,也強擄北去,官方強辯桂民海「首先是中國人」,顯示中國已經無法無天,早已將自己「原始司法管轄區」覆蓋到香港。這一刻,香港也早就淪陷了,只是說現在中國還是強擄,但修訂之後就是「依法引渡」。
由於事情涉及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問題,西進經營的台商其實都在攻擊範圍。理論上修訂通過之後,在中國有業務的台商在過境香港的時候,就可以被捉拿和引渡。中美大國爭霸,美國先打科技,肢解華為,發起西方廠商圍攻,在科技問題上,台灣的取態變得很重要,犧牲香港作為誘捕台灣或者歐美要人的捕鼠器,是不難想像的。
生產鏈重置 中國人窮思舊債
歐盟和美國兩大巨頭,都就香港修訂條例表達不同意,歐盟更向香港發出開埠以來首次的外交照會。但現時看來,中國沒有任何軟化跡象,似乎會霸王硬上弓。香港有特區官員說,事情已涉及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其實那就是說,香港修例,為的不是香港自身不淪為「逃犯天堂」、或為台灣兇殺案的女死者伸張正義,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國家與世界的那盤棋。
因此對於台灣人來說,已經不能視香港為某種綠洲,入境香港和入境中國的風險,現在已經一樣,甚至前者比後者還大。美國總統川普就任之後,其中顯著副產品,是台商回流。政府的數字是有6000億熱錢回流,在對中狂加關稅之後,對台出口也會有利,這都絕對不會是中國樂見的事,當他們的形勢變得越來越惡劣,會利用香港或者過去的商業關係,對台商進行甚麼槓桿操作,是值得注意的。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的每一宗交易,都可以成為翻舊帳的材料。因為人窮思舊債,沒有債就自己創造出來。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幾年前就已經暗中將資產慢慢徹出中國,現在站足於歐洲的戰略資源 (例如電訊、能源),幾乎是站在不敗之地。中國官方對李嘉誠恨得牙癢癢,2015,官方中人就寫了一篇《別讓李嘉誠跑了》,批評李嘉誠當年在祖國發財,在中國經濟衰退時就大規模撤資,是過橋抽板,喪失了道義。連李嘉誠這種級數都幹上了,其他商人怎麼不是目標呢?
當年李嘉誠進入中國做生意,上海幫的江澤民與他關係最好,李氏也被中國官方稱讚為「愛國資本家」,一直是積極統戰的對象。到2015年前後,官方開始劣評李嘉誠,例如《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說:中國人不再認為李嘉誠是「愛國愛港的楷模」,現在傾向將他看成「逐利第一」。當年李氏也在文膽的扶助下打了一場小的輿論戰,表示自己並非不愛國。
習近平上台之後,兩者的關係更見冷卻。這個由熱到淡、由統合到分離的現象,港商和台商都值得研究,因為李嘉誠跑得快,所以中共不能拿他怎麼樣,其他與中共合作的商人,抽身的速度就未必有他那麼快。
中國到現在還是在批評李嘉誠的,近日《德林社》有文章批評李嘉誠最近4年沒有在中國買地,並且不斷拋售中、港資產,指控李氏「通過潛規則賺取了千億」。問題是雙方關係好的時候,為甚麼沒人批評「潛規則」?這一切,還是「人窮思舊債」這五個大字。中國要對付這些商人、搜刮他們的資產,要用甚麼手段、在甚麼地方動手最方便,現階段大概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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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逃犯條例》對台商回流的影響 -- 上報 / 評論】
掀開港台商人潛規則歷史
因一宗台灣殺人案牽起的《逃犯條例》修訂,在香港「回歸」後一系列政治衝突之中最為特別。它不只是一般政治衝突,而是涉及經濟和法律;它也不只是香港或中國的「內部事務」,更涉及台灣、中國地位論以及歐美大國與香港的關係,香港更像一條在中美大國風暴中飄流的孤舟。
一般來說,香港的「政治衝突」通常是政制議題,例如《基本法》曾經許諾並且已被中共以行為推翻的政治改革承諾。《基本法》訂明香港應該要走向民主普選,但中國定義下的「普選」,是由她主導的選舉委員會先篩選,然後再給市民投票。雙方在這個關口無法妥協,最後政治改革失敗停頓至今。除此類重大議題之外,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其實與政府並非勢成水火,他們也經常「務實」支持政府議案。例如香港最老牌的在野黨「民主黨」就經常被詬病投票立場等同親中建制派。而《逃犯條例》的審議過程中,民主黨現任主席卻在一片混亂中走在前線抗議,十分反常。
改革開放的歷史問題
代表本地商界的政界領袖,也一反常態出來大表「憂慮」,雖然措辭溫和但確實表達反對。商界議員在議會中也疑似放軟手腳,導致多次會議流產,最後實際統治香港的殖民機構中聯辦要召集他們「曉以大義」,內容大概亦不外乎好好服從北京的意思。
商家在此事的反應,是閱讀《逃犯條例》的好位置。商界政治領袖田北俊在一個談論《逃犯條例》的論壇中表示,他的不少「商界朋友」害怕被引渡,十分憂慮。因為在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時期,港商港資都在中國「貢獻力量」,做了很多生意。但中國由當時到現在,都不是一個法規明朗的營商環境,充滿了「潛規則」。
例如幾個商家競爭一個牌照,為甚麼就落在你手裡?開廠的土地為甚麼有優惠價格?要得到生意批文,為甚麼有人快,有人慢?這些都涉及很多的賄賂,或者不涉及錢,大家在別的地方「互相幫忙」,所謂「幫忙文化」,港商肯定是大量的。因為中國官方表示,條例有無限追溯期限,所以過去三十年做了甚麼,都可以被追究。
他們現在都憂心,《逃犯條例》通過之後,自己會被中共控告行賄,然後引渡到中國受審,而基本上沒有人會認為自己在中國體系下會得到公平審訊。
在回歸初後,香港受到金融風暴拖累,經濟不景,時任特首董建華曾經呼籲港商北上發展。這些人現在都是高危人士,還有一些因為不熟習中國商場「潛規則」而生意失敗,虧損收場,而日漸被中國控制的主流傳媒並不會報道這些「失敗例子」。
在商界表達強烈憂慮之後,特區政府在最近主動「讓步」,規定判刑七年或以上的罪行才會被引渡,有九類罪行會被豁免。在新規定下,性罪行和刑事恐嚇也會被剔除。這類被視為向商界的讓步,令人遐想翩翩。究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外商涉及多少見不得光的事情?但現實上這個市場如果不玩潛規則,是無法進入的。
香港會變成攻擊台灣人的工具
最近中國網絡因「千億礦權案」爆出有律師會定期向大法官致送處女,令自己在官司中得到優勢。那究竟剔除了有關罪行的引渡,是否因為本地商界也久染有關「文化」?究竟香港或者台灣商人,在中國出出入入做生意的時候,涉及多少錢、權和美色交易,有幾多人玩過幾多女童,那真是只有他們才知道。所以現時對《逃犯條例》感到最憂心的,除了政治上「威脅國家安全」的一般反對派,還有本來是執政同盟的商界。
事實上特區政府至今做出的「修訂」並沒有釋除大多數人的疑慮。因為無論條文上、規訂上如何保證,香港人始終不相信中國的檢控和審訊。即使中國表示政治信仰或政治言論,不會成為引渡罪行,但中國內部的政治犯,大多數都是官方假造出若干「經濟罪行」去懲治。
現在《逃犯條例》未修訂也好,中國也已經派人強行擄劫「銅鑼灣書店」的負責人回中國秘密審判。其中一個受害者桂民海還是拿瑞典護照,是瑞典人,也強擄北去,官方強辯桂民海「首先是中國人」,顯示中國已經無法無天,早已將自己「原始司法管轄區」覆蓋到香港。這一刻,香港也早就淪陷了,只是說現在中國還是強擄,但修訂之後就是「依法引渡」。
由於事情涉及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問題,西進經營的台商其實都在攻擊範圍。理論上修訂通過之後,在中國有業務的台商在過境香港的時候,就可以被捉拿和引渡。中美大國爭霸,美國先打科技,肢解華為,發起西方廠商圍攻,在科技問題上,台灣的取態變得很重要,犧牲香港作為誘捕台灣或者歐美要人的捕鼠器,是不難想像的。
生產鏈重置 中國人窮思舊債
歐盟和美國兩大巨頭,都就香港修訂條例表達不同意,歐盟更向香港發出開埠以來首次的外交照會。但現時看來,中國沒有任何軟化跡象,似乎會霸王硬上弓。香港有特區官員說,事情已涉及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其實那就是說,香港修例,為的不是香港自身不淪為「逃犯天堂」、或為台灣兇殺案的女死者伸張正義,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國家與世界的那盤棋。
因此對於台灣人來說,已經不能視香港為某種綠洲,入境香港和入境中國的風險,現在已經一樣,甚至前者比後者還大。美國總統川普就任之後,其中顯著副產品,是台商回流。政府的數字是有6000億熱錢回流,在對中狂加關稅之後,對台出口也會有利,這都絕對不會是中國樂見的事,當他們的形勢變得越來越惡劣,會利用香港或者過去的商業關係,對台商進行甚麼槓桿操作,是值得注意的。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的每一宗交易,都可以成為翻舊帳的材料。因為人窮思舊債,沒有債就自己創造出來。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幾年前就已經暗中將資產慢慢徹出中國,現在站足於歐洲的戰略資源 (例如電訊、能源),幾乎是站在不敗之地。中國官方對李嘉誠恨得牙癢癢,2015,官方中人就寫了一篇《別讓李嘉誠跑了》,批評李嘉誠當年在祖國發財,在中國經濟衰退時就大規模撤資,是過橋抽板,喪失了道義。連李嘉誠這種級數都幹上了,其他商人怎麼不是目標呢?
當年李嘉誠進入中國做生意,上海幫的江澤民與他關係最好,李氏也被中國官方稱讚為「愛國資本家」,一直是積極統戰的對象。到2015年前後,官方開始劣評李嘉誠,例如《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說:中國人不再認為李嘉誠是「愛國愛港的楷模」,現在傾向將他看成「逐利第一」。當年李氏也在文膽的扶助下打了一場小的輿論戰,表示自己並非不愛國。
習近平上台之後,兩者的關係更見冷卻。這個由熱到淡、由統合到分離的現象,港商和台商都值得研究,因為李嘉誠跑得快,所以中共不能拿他怎麼樣,其他與中共合作的商人,抽身的速度就未必有他那麼快。
中國到現在還是在批評李嘉誠的,近日《德林社》有文章批評李嘉誠最近4年沒有在中國買地,並且不斷拋售中、港資產,指控李氏「通過潛規則賺取了千億」。問題是雙方關係好的時候,為甚麼沒人批評「潛規則」?這一切,還是「人窮思舊債」這五個大字。中國要對付這些商人、搜刮他們的資產,要用甚麼手段、在甚麼地方動手最方便,現階段大概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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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到這本的書名《指數投資末日:ETF 還是好標的?威脅被動投資的六大未來趨勢》時嚇了一跳,在現在指數投資當道的市場,甚至我自己都把指數投資列入資產配置之中,也覺得目前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個策略需要改變情況下,怎麼會有人提出這麼聳動的標題,告訴我們指數投資的末日即將到來❓
但是,基於好奇,想要了解這本書的作者到底在想什麼❓我還是接受出版社的邀請先讀了這本書。在我讀完這本書後,第一個感想是,如果讀者因為這本書的書名而錯過它,實在非常可惜。
【讀書心得】《The End of Indexing》指數投資末日
作者用了非常聳動的書名,在書中卻做了相當客觀的討論。引用大量的圖表與數據,運用經濟學的思考方式來討論他認為對於未來經濟發展的六大趨勢,包括:
1️⃣ 債務超級週期的結束
2️⃣ 嬰兒潮世代退休
3️⃣ 中產階級消費能力下降
4️⃣ 東方國家崛起
5️⃣ 化石燃料耗盡
6️⃣ 財富占GDP的比例回到平均值
每一項趨勢若要拿出來做討論,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了。在讀此書的過程,我腦中也不斷浮現其他本書的內容進行連結,並且不斷進行思辨。到底在某個論點上,我是贊同亦或反對作者的主張,而又為什麼這些趨勢的變化,最後會讓作者對於指數投資感到悲觀❓
👉 總體經濟的發展總是難以預測
我們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但卻無法知道未來將會怎麼發展。不過,這並不能阻礙我們想要去理解這個世界的決心。
唐朝敢於諫言的名相魏徵遺表曾寫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
意思是「天下的事物有善也有惡,任用善人國家就得以安寧,任用惡人國家就會動亂。朝廷大臣當中,皇帝對他們的感情也有好惡之分,對憎惡的人往往只看到他的缺點,而對喜愛的人往往只看到他的長處。
好惡之間應該慎重考慮,如果喜歡一個人又能知道他的缺點,憎惡一個人又知道他的長處,斥退邪惡的小人毫不遲疑,任用賢良之臣沒有二心,國家就可以興旺了。」
這就如同我看完本書的感想,如果今天我們只高舉自己支持的論點,而容不下一丁點雜音,不管是我們個人,遠至整個社會,都不會有進步與創新。
作者在書中也再三強調,他絕對不會宣稱自己所提出的六大趨勢代表全部,也不認定他所下的結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他想讓讀者理解,面對一個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可能性有哪些,並引以為鑑,做好準備以應付衝擊。
👉 在這六大趨勢中,其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的發展都受到人口的影響
嬰兒潮退休、人口老化使勞動生產力下滑,債務上升與科技的進步也許可以抵銷衰退的速度,但是對經濟發展卻也有可能造成負面影響。這些關鍵因素可以用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曲線來呈現,當供給上升的速度快於需求上升的速度,勢必會開始壓縮價格水平,而放到整個經濟環境中,我們或許會開始面臨到通縮的問題。
金融危機之後FED的救市計劃,從3次量化寬鬆(QE)造成的低利率,帶動市場資產價格大幅上升。橋水基金(Bridgewater)創辦人Ray Dalio在之前的演講中就曾說到:「沒有一項資產會長期維持超額報酬。」
人們會湧進具有超額報酬的資產,導致未來的收益率下降。未來政府若期望將利率正常化,也許這些資產的價格會開始進行重置,直到取得一個新的均衡。
QE造成的另一個問題,是經濟成長的支撐因素源自於貨幣供給與舉債。過度的寬鬆使得下一次的危機發生時,政府沒有可用工具來因應,而過度舉債,可以輕易取得低成本資金的人,往往會將資本配置在沒有效率的地方。
當投資的成本高於投資可取得的報酬,或當債務成長的速度大於經濟成長的速度,對於整體經濟並不會造成助益,反之是一種傷害。
有能力取得資本的人,不斷擴大投資與累積財富,也造成貧富的差距的愈來愈大。經濟成長不能只是靠最頂階層的有錢人來推動,而是應該將最具有生產力的階層轉化為消費力,讓他們期望過更好的生活,提升這些中產階級家庭的需求。
在今天,美國和英國有81%和70%的家庭收入不是停滯就是減少,先進國家中這個比率也都在65%以上,倘若仍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情況可能就不太樂觀了。
👉 這些看不見的傷害,不久後將會體現在未來
人們傾向在現在大量消費,未來則會發現沒有足夠的儲蓄可以供應給退休給付金。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預先設想可能的結果、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與思考相應措施、投入基礎建設,甚至進行改革來強化本國的財政,做出對全球人民最好的準備。
在過去,我們在經濟學課本中所學到的,GDP的變因主要取決於勞動與資本。但現在,更多因素必須納入考慮,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創新、誘因結構(如教育與政府等)與其他干擾因素。經濟學家甚至提出「複雜經濟學」的理論,探討當經濟不處於均衡狀態時,經濟體是如何運行的?實際上,經濟體會不斷的變動,並且不斷的創造出未預期的新現象。
👉 我認為投資人可以做的是:持續不斷的觀察與修正自己的認知
成功投資的關鍵在於打造良好的投資組合,獲得合理的報酬。我也一再強調,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整個世界已經互聯互通,各國政府的溝通協調更為密切,以當權者的智慧,即便無法避免歷史的教訓再度上演,但在面對危機發生時的處理,也絕對會比以往更為靈活與快速。
👉 只要人類還是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主體,我們就可以掌握這個世界變動的方向。
所以,我雖然認同作者在最後提出對投資風險的看法,但卻不甚認同他對指數投資做出的結論。
其一是指數投資有其先天上的優勢,在資金供給足夠的情況下,短期也許市場會有波動,但長期來看還是趨勢向上。投資者可能會因為投入的時機點而蒙受虧損,但在整個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下,特定投資標的單獨上漲的可能性也相當低(2018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作者認為特定投資機會在未來會創造更有吸引力的報酬率,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說,不僅承受的風險較大,在執行上也會有困難。
即便如此,作者在這本書中對於諸多議題的討論相當精采,也提供了他獨到的見解,我認為這本書相當值得一看,能夠激發讀者面對這個不確定性的世界,更全面的視角與不一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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