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前總統追思會-家屬追思文 」
信仰帶來生命的意義
長女 李安娜
在我小學的時候,爸爸和媽媽常常晚上都要去教會,那時候的我不知道去教會是做些什麼?還記得有一次他們從教會回來,討論著五餅二魚的故事,爸爸説這個可能嗎?爸爸是位有科學知識的學者,卻在探討這個不可能的神蹟故事。
在我高中的時候,我有幾位很好的朋友,常常在討論人生應該如何才會帶來意義,因為爸爸都是基督徒,我便開始尋求上帝;我上教堂,也開始閲讀聖經,直到結婚之前,我決定成為基督徒。
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是一條漫長的人生道路,就像父親一樣,不只是成為上帝的兒女,還要憑著信心,藉著神的恩典所賜下的盼望與愛,奔走苦難,卻有甘甜滋味的生命路程,最後得見主面而得永遠的生命。
這就是父親在一次訪談中談到科學帶來知識,可是科學卻沒有帶來對生命的意義。這應該是父親留給我最美好且可享用一生的禮物,爸爸,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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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別了,親愛的父親
次女 李安妮
1999 年的春天,為了出版《華枝春滿》慶祝爸媽的金婚紀念,我滿懷愉悅祝福的心情,首度以文字公開父母與我超過40年的溫馨生活點滴。21 年後的今天我則是在內心萬分哀痛與不捨的情況下,再度以文字來追憶父親與我超過 66 年的父女情懷,兩樣心情卻是一樣的感恩。
坦白說,父親在我 40 歲之前始終視我為么女在呵護疼愛著,對我沒有太高的期待,也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但也因此讓我享有了最大的自由度。我可以讀我自己想讀的書,談我自己想談的戀愛,做我自己喜歡做的工作,規劃自己想像的人生,偶有拆框、翻牆行為,只要沒有超越紅
線,都是被允許甚至可能獲得稱讚的。
從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觀之,父親讓我始終擁有自主的選擇權與機會,應該算是幸福的,但我卻常常抱怨他沒有把我當兒子看待。此刻深自反省,也許是自己資質駑鈍、努力也不夠,無法跟上爸爸的腳步所致,相較於我這個年代生長的多數女子而言,我所擁有的條件與機會其實是足夠好好追父親,對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才是。感謝父親,
往後我將會加倍努力。
在我 40 歲之後,由於台灣社會已逐漸轉型為多元開放、自由民主的國度,我也從原本只擁有來自家庭的寬容,增添了來自社會的自由度,加上剛從英國留學回來,開始懂得探索父親與大社會的連動。在 1996 年首次民選總統的近百場助選活動過程中,從許許多多老百姓的手中、眼裡與言談間,透露出期盼他能灌溉給這塊土地更豐沃的民主養分,提供給人民更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我深刻體會到「我的父親不是我的」,我不應該獨享父親為我所構築的那既自由又安全的舒適窩,而應該藉著所擁有的相對較佳條件,更積極投入社會,協助弱勢者也能擁有自由的選擇與機會,獲得公平的對待與幸福。
2000 年之後父親卸下公職,改以更貼近台灣土地與人民的方式,繼續呵護關心這民主初長成之國家的各項發展,我也才有機會更近距離觀察父親如何去實踐自己的理想。這一段日子裡,盼望能與父親出遊海外的夢想也得償宿願,尤其在幾趟日本行旅中,深刻感受到父親與日本政界暨民間的連結力。有一回還曾發生一位計程車司機在獲知我們是陪同台灣前總統來的成員後,竟然免收我們的車資。父親為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耕耘,可說是深耕至基層民眾的內心,這種感動不在當下是絕對無法體會的。
父親最後在病榻的近六個月當中,無論是形體或是意識都顯見逐漸凋零,每回去探望他,內心雖有無限的不捨,但我從未掉過一滴淚水。我瞭解父親對生命的詮釋,對信仰的倚靠,我堅信他仍在與病魔奮鬥,卻也同時在等待上帝的恩召。
7 月 29 日,在葉啟祥牧師帶領下,全家人一起跟上帝禱告,懇求上帝止息家父在世間的勞苦,帶領他讓他沒有任何牽掛,沒有任何恐懼,內心充滿上帝的愛及平安,回到上帝的懷抱。此刻我意識到我的父親終於是我的父親了,但他也將只會出現在我的夢裡,長存在我的記憶中。
父親過世後的這幾天,從許多至親好友、同僚部屬、甚至庶民百姓所留下的追思長文或隻字片語,我更進一步認識了我的父親。我也想跟父親說,我會牢記您對我在知識上、思想上、信仰上以及生活上的所有身教與言教,我也會好好照顧您最牽掛的阿嬤,直到她與您在上帝的國度裡
相見。永別了,親愛的父親,心中滿是無限懷念與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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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念的身影
二女婿 賴國洲
台北賓館追思主壇上的照片,選定的是微露牙齒、慈祥親和的笑容。當下的直覺是「這張很台灣歐吉桑,而且很他年輕時的味道」。在國人、世人,他是李總統以及卸任的李前總統。在家中,他是安妮的爸爸、我的岳父。
回顧一些舊影片,可以看到李前總統年輕時在台灣許多農村經濟工作留下的身影,那樣的樸質真情的形貌,在這張照片上亦可感受深刻。
想起他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格言「誠實自然」。用現代的網路語言就是「暖男」吧!顧家的暖男每天下班回家,首先一定呼叫安妮媽媽的名字。如果早上出門時家中有人身體違和,他一定接著關心「怎麼樣?」、「好一點了嗎?」不論公務再怎麼繁重和忙碌,「像極了愛情」。
接著他會換家居服,同時將外出服掛入衣櫃,晚上睡前他會準備好明天要穿的衣服。書桌,永遠都是井然有序的,書架上堆滿了書,中文、日文、英文,而且常有新書,但是,他一定記得哪本書放在甚麼位置。
溫馨的內在,透過堅定的意志力與慈悲的人文關懷,務實於他堅定但包容的執行力。住院時,6 月 14 日清晨發生地震。當下他醒來後,就一直不肯再入睡,心情顯然很不平靜,後來是護理師一直告訴他「台灣真安全」、「台灣無代誌」,整個精神才放鬆下來。沒錯,他是馬上想到 921 大地震,那天一大早,他人已經在南投、台中,救災及善後的部署已然展開。其實,一般所不知,920的晚上,他身體是略為違和的。
醫療團隊也常說,他的意志力是超強於任何人的,瞬間的行動力也是非比尋常的。
卸任後,2015 年 7 月有幸陪同赴日,22 日在日本國會聆聽他對兩百多位日本國會議員講述「台灣的典範轉移」。特別說「卸任後」,一則是希望台灣的聲音被聽見的意志和努力,是他永不鬆懈的志業。愛台灣的暖男,一刻不停歇地奉獻。二則,他公職身分時,我們就只能看新聞報導、聽廣播了,不可能有親聆親炙的機會的。
2015 年 7 月 24 日清晨,在永田町散步的我,6:03am 正巧拍下這張照片,紀念此行,也象徵他常說有生之年要為台灣的民主一直盡心力。遠方是日本國會,他開啟了前行的綠燈,綠燈通往更多的國際認識與友誼。
想起 1995 年康乃爾大學演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當時他用美式幽默說了雙關語 USOpen(高爾夫職業公開賽),引為對美互動的新境。其實,前一年,1994 年,過境美國才出現一段「不下機」、「睡衣接見美國代表」的軟中帶硬抗議呢。務實的意志力,讓暖男的包容力,為國家開創了更多的邦誼契機。這也許也可一窺他的領導哲學。
病房的窗戶可以遠眺觀音山,在觀音山頂,他曾經娓娓道出他的思維與家人分享。這天清晨,我為他從病房拍下觀音山。這天是 2020 年 7 月30 日,早上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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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與九十八
孫女 李坤儀
最後的 174 天裡,扣掉跟阿公請假的時間,大概有 150 天都會和他見面,陪他說說話,就像我過去 39 年的人生一樣。體貼如他,讓我把心裡想說的話、想唱給他聽的歌,都在這 150 天裡跟他說了,也算是沒有太大的遺憾。
對每個人而言,他都擁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對我來說:他是個認真直接的人,認為對的就要付諸行動。也是個充分授權的人,抓大方向不過問繁瑣細節。
是個自我要求的人,即便是住飯店離開前,會要求收拾整齊,因為這是個人的教養與對提供服務者的禮貌。是個包容的人,相信各個信仰最終都在與人為善。從哲學的角度思考,某些觀念是相通的。
是個窩心的人,和照護他的安全人員、醫護團隊都有說不完的貼心故事,也建立了只有他們才懂的情感連結。
是個慈愛的祖父/曾祖父,為了讓小朋友開心十分鐘,他願意特地起床外出散步。
誠如他非常喜歡的一句話:「生命的本質即在不斷的自我超越」,在我有幸參與他不到一半的人生中,他已經擁有許多精彩的片段,足以去成就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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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來教導我們
外孫女 黃怡寧.黃怡丰
我們從很小就知道我們的外公是台灣總統。很多人常常問我們:「有這樣的外公,你們跟他學了什麼東西?他跟你們談論些什麼事情?」現在長大了,知道外公教導我們「犧牲」的意義。在他的人生當中,我們的外公犧牲了很多和我們相處的時光。他把台灣、台灣人和我們所有的未來擺在第一優先。
很多人想到他們的外公會有很多開心的回憶。我們沒有這些甜蜜的回憶,我們只記得我們的外公是一個「巨人」。他不只是有體力,還有決心,也很會吃苦。每天清晨他就起床閱讀所有的報紙,然後再去上班。晚上,他還在練習講稿,看重要的資料。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如此的忙碌,
可是他的每一分鐘都貢獻在為實現台灣未來的目標。有時候,我們全家必須陪外公出去跟特別來賓吃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放棄和朋友邀約玩樂的時間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現在,我們明白那是外公正在開拓一條可以讓我們跟隨的道路。
外公的思維像一個複雜的迷宮,他了解其他人的觀點,但仍然保有自己的願景。他努力為了台灣真實的民主而犧牲個人的生命時間,不畏懼別人的指控與批評。透過他的所為,教導了我們什麼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意義。我們是否責備外公沒有給予我們很多相處的美好時光?完全不會。當我們看到台灣人民可以享有自由的言論、選舉的權利,與自由生活的今天,對於外公的犧牲感到無比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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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一起讀本書
外孫 賴緯綸
我的阿公是個嚴肅的人小時候的記憶裡,阿公總是以嚴肅正直的態度對待台灣人民賦予他的公職和使命。他每天的生活非常規律,即使假日也是大清早就起床。我偶爾可以抓到阿公用早餐的尾巴,和他同桌度過用餐時間。餐桌上阿公不多話,他總是安靜地看報。
在那個報紙是資訊主要來源的年代,我仍印象深刻,餐桌會擺上滿滿的各家早報––因為阿公喜歡閱讀,從一早就開始閱讀。小時候的我很難了解家裡怎麼會有這麼多書,量多範疇又廣。從文學到哲學,從科學到神學,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他怎麼能吸收這麼多元的知識,又怎麼會有時間和精力,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仍做這麼多閱讀?
我的阿公更是個風趣的人在他卸任總統後,我們有了更多互動的時間和機會,而「書」是我們的交流的中心。他不再表情嚴肅,總是嘴角上揚開懷地和我談論書中知識。談思想的書,談生死哲學的書,更談科學新潮流的書。
阿公最愛笑嘻嘻的拚命開書單給我。從奈米材料、量子電腦、低溫核融合,到基因工程,他總會掩不住內心的興奮和我分享新科技,更和我分享在台灣產學應用上他獨特的見解。
就算是念工程的我,還是得做足功課,為的是希望可以和他進行充滿火花的對話。我崇拜阿公對新知的愛好,也從他身上學到知識的迷人之處,更重要的是景仰他一顆無時無刻以台灣發展為出發點的心。
阿公常說:「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我想是這個單純又深遠的理念,讓他從未停止閱讀學習,而能有遠見地從各個角度為台灣未來鋪路。我對您的離去感到不捨與思念,但我看到了您在遠方為台灣未來點的明燈。謝謝您為台灣的付出,更謝謝您帶給我說不盡的言教與身教。如果可以,我想和您再一起坐下來討論研究一本書。
原文出處:https://reurl.cc/x0lr11
追思會現場直播
https://reurl.cc/EzG9oR
#再見了李登輝總統
#謝謝你一生看顧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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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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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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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原本可以是亞太營運中心,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現在上海浦東那些國際企業總部大部份會設在台北,台北的金融早就超過香港。高雄原本可以是亞太轉運港口,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高雄港的吞吐量不會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滑落,洋山港也起不來。沒有戒急用忍,香港經濟不會飛躍、台灣不會停滯。台灣經濟應該會接近新加坡,韓國香港都看不到車尾燈。
【杜震華教授: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除了製造中心以外,這一切多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李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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