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記憶所繫之處」vs. 仙島的「發大財」
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曾以「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rie）—「一種物質或非物質實體，經由人類或時間轉變，而成為一個社群的象徵性遺產」，而讓國族歷史得以化身為一種國民記憶，並凝聚結晶成該國的國族認同。由於二戰前後的歷史，日本國族歷史教育必定相當尷尬的；但曾如東京大學教授三谷博曾的觀察，基於日本教科書的制度與日本敗戰等歷史發展之故，對比中國跟韓國，日本教科書對於形塑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反倒不及電視劇、歷史小說與漫畫等媒介。
的確，在日劇作品中，常可見到劇情對某些物質或非物質的記憶眷戀，並在原本可能早已遺忘的過程中，重新尋回與再度召喚；於是，一種屬於日本人共有的「記憶所繫之處」，就常可在日劇閱讀中，一點一滴地串起與再確認。當中，印象最令筆者驚艷與深刻的則是，由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所改編的日劇—《新參者》。由阿部寬飾演的主角加賀恭一郎，以日本橋人形町此一都市區落為推理舞台，讓本在高度都市化與繁忙生活下的東京疏離感，竟能輕易地從劇情中感受到一種人情流動與餘韻環繞的「社區感」。
事實上，同樣是高度都市化的台灣城市，社區感多已呈破碎支離，此乃為何在1992年台灣國會全面改選之後，李登輝率先提出「命運共同體」概念，以作為「新台灣人認同」的召喚容器與替稱。緊接著，李登輝執掌下的政府，在1994年提出並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構想，企圖以社區認同為單位作為台灣人民認同的原子基礎。但在「亂刀流式」與「拆遷式」的都市發展模式下，在在讓社區感與共同記憶結晶的「記憶所繫之處」難以被召喚，社區對於台灣大多數人而言，往往只是晚上睡覺之處所罷了。因此，當加賀恭一郎在日本橋人形町來回穿梭以尋找案件的人物關係與拼圖之時，便讓人訝異於如此繁忙的東京區位角落，竟也能有如此讓人得以羈絆眷戀的「社區感」存在。而這得以安撫繁忙躁動心情的社區感，可能是來自這一抹轉角的煎餅店，也可能是坐落於巷子內那一隅的瓷器店，抑或是街邊那間滴答滴答作響的鐘錶店。
跟《新參者》同樣隸屬於「加賀恭一郎」系列的《麒麟之翼》，後來改編成大螢幕的電影。故事中，一位胸口被刀刺中的男子，縱然是在受傷瀕死的狀態下，依舊勉步蹣跚的拖行至日本橋麒麟像下，才因力竭倒下而死；於是，刑案追索推敲的過程中，便得以把「日本橋」此一有著日本道路交通跟發展歷史上重要象徵，重新召喚進觀眾的視野中，並進行再記憶。東京都中央區的日本橋，橫跨日本橋川，中央通穿越其上，而橋上置有東京都的道路元標，即日本道路網的起點。因此，據說日本橋上中央矗立的大翅膀麒麟雕像，便象徵著「從這裏振翅高飛」之意。於是，隨著對《麒麟之翼》中懸疑費解的故事一路推敲，解謎的同時，「日本橋」也就宛如凝結著日本人共同情感記憶的「記憶所繫之處」：這裡是日本的起點啊！
於是，從《新參者》中阿部寬在日本橋人形町尋訪穿梭的足跡，其所暈染散發著那種大都會中，原來「人與人」的牽掛羈絆是具體存在的「社區感」，到《麒麟之翼》中讓日本橋以「記憶所繫之處」的姿態把已遺落記憶倉庫中的情感，重新喚醒並再次記憶，縱使是心痛不捨的故事，也都能讓心底的某個角落泛浮出一份「心安」。這份日劇常可見的「心安」，也就顯現出日本社會縱然歷經戰後復甦到泡沫經濟的快速變化，但依舊有著一種穩而不躁的氛圍，並以屬於日本人「記憶所繫之處」的凝結，安頓著作為國族群體的「日本人」。
反觀，主流商業台劇中不知所云的偶像劇，抑或者灑狗血的「本土華劇」中，「總裁」幾乎成了最常見的主角，好像台灣隨便一個轉角，都是「總裁」(白狼的頭銜叫也叫總裁，幸好中國白狼只有一枚)。就如同希代系列的言情小說一般，這廂不是「收服酷總裁」、「總裁霸道」，那廂便是「遇到總裁快閃」、「轉角遇到總裁」….等等，讓人以為台灣滿地都總裁哩。可見，宛如有著「總裁癖」的仙島，會覺得「發大財」是很能打動人心的「接地氣」口號。這恰恰也說明著，仙島社會長期的躁動不安，而島上的人無法將台灣視為安住與安頓之處所，隨時想望著「發大財」後，即刻捲財移民哩。
事實上，戰後台灣人民共同歷史記憶的破碎與支離，讓台灣人民的認同難以結晶共聚在相同的社會容器想像中，並易招致人心浮動的狀態，但由於政治紛擾，認同錯亂問題勢必一時難解。可若我們的商娛文化產品與工具，也能具備一種「記憶所繫之處」的再傳達與確認，或許也能慢慢產生將國民重新凝結，不僅讓認同的共聚逐步結晶在這些屬於我們島上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可藉此形塑我們的共有的歷史與認同呢？！但難過的是，至目前為止，這終究還是個人一廂情願的主觀期待罷了？！
《#薰風 vol.11 2019.7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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