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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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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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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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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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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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趙紫陽 評價 在 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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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 評價 在 [心得] 趙紫陽:我絕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看板FuMouDiscuss 的必吃
1989年5月17日,面對已經持續一個多月的北京學潮,鄧小平在家裡舉行了至為關鍵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力主溫和處理,認為學生的出發點是好的,大規模的運動難免有脫序行為,但不要只看這些脫序行為,這樣會把政府拉到大多數人民的對立面,事情會越來越難收拾。
李鵬等強硬派則認為,已經一個多月了,足以證明這場活動是有心人士煽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意圖推翻共和國」的陰謀活動,絕對不能姑息。學潮之所以不能平息,就出在趙紫陽的錯誤路線。
早已心有定見的鄧小平,直接批評了趙紫陽的處理方針,裁示了強力鎮壓、宣布戒嚴的方針。
趙紫陽此時下了決心,表露了他後來廣為傳頌的心境:「我要對歷史負責,我絕對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兩天後的5月19日,他拒絕出席宣布戒嚴的大會,徹底惹惱了鄧小平。在未經任何審判及合法程序的前提下,這位總書記就被鄧撤職並且軟禁,直到2005年他去世為止。
在被軟禁的漫長歲月裡,中共多次以「審查」名,要他承認錯誤,趙紫陽從未妥協,始終堅持「我要對歷史負責,絕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時至今日,藉由昨晚的鎮壓事件,證明了獨裁政權也有有良知的人,但下場很慘;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當權者,也會出現毫無民主素養的獨夫:
江宜樺院長,你也必須對歷史負責,歷史會記下這一筆:你就是鎮壓學生的行政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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