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勢之下，中國FDI何以躍居世界第一?- 沈建光
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高關稅與不確定性，特朗普對華打壓也層層加碼，中國FDI表現卻一枝獨秀，外資流入不降反升，有何原因？
疫情重挫全球跨境投資活動，中國FDI反而逆勢上漲。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在今年1月發布的《全球投資監測報告》，2020年全球FDI流量同比暴跌42%，跌幅超過2008-2009年金融危機，為有統計以來最高。在眾多國家FDI顯著回落的情況下，中國FDI流入增幅4%，達到1630億美元左右，反超美國、歐盟和東盟，成為全球第一大FDI流入目的地。
除了疫情以外，過去兩年，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高關稅與不確定性，也對中國產業鏈外遷形成壓力，特朗普對華貿易、技術、金融方面的打壓也層層加碼，中國FDI表現一枝獨秀，外資流入不降反升，背後有何原因？
在筆者看來，疫情下中國經濟率先好轉、國內市場規模優勢、產業鏈競爭優勢的展現、高端製造業逆勢上揚，均為穩定外資提供了理由，而在眾多因素當中，中國政府逆勢開放的政策贏得全球信心，RCEP和中歐投資協定的簽署，讓中國與歐洲、日本、韓國的自由化之路更進一步，開啟了外資佈局中國市場之路。
具體來看，首先，對外開放政策加速落地。2020年逆境中，中國對外開放的舉措較多。對內，年初《外商投資法》及其配套法規陸續落地，多地應對疫情出台財政激勵和租金減免措施穩定外資，全國和自貿區準入負面清單繼續縮小，金融業外資限制基本解除。對外，中國的主要行動包括簽署RCEP、原則上達成中歐投資協定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考慮加入CPTPP，這些協議、特别是中歐投資協定和CPTPP對中國對外開放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要求，顯示了中國繼續開放的決心，為穩定吸引外資提供製度基礎。
其次，國內疫情防控有力、經濟快速恢復正常，為外資繼續流入奠定基礎。與歐美相對寬鬆的防控相比，中國採取及時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在最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擴散，二季度基本完成復工，是全年FDI流入仍能取得正增長的前提。從商務部數據看，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同比3月見底（-12.8%）後逐漸回升，至9月回正，與國內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效、復工復產拉動經濟恢復的節奏保持一致。相比之下，歐美疫情並未得到明顯控制，經濟衰退時間要長於國內。2020年，中國是唯一取得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全年GDP增長2.3%，而美國和歐盟GDP分別下降3.5%和6.8%。作為順周期指標，FDI流量受基本面變化影響，與中國FDI正增長相比，美國和歐盟的FDI流入分別下滑49%和71%。
再有，中國產業鏈完備、基礎設施良好的優勢在疫情中充分體現，抵禦產業鏈轉移的壓力。近年來，受要素優勢下降、中美關係緊張的影響，中國製造業出現外遷壓力。誠如筆者在FT中文網文章《產業鏈外遷，中國怎麼辦？》一文中所觀察到的，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國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當一部分向東盟諸國轉移，同時，美國近鄰墨西哥也擠佔了中國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甚至是疫情爆發初期，發達經濟體擔憂本土產業鏈弱、關鍵物資依賴進口的問題，政府出資鼓勵產業外遷。
但2020年疫情之下，中國政府高效果斷的採取疫情防控，確保了國內供應鏈的暢通，後期發揮製造業門類齊全的優勢，有效填補海外供需缺口，不僅向全球提供了大量防疫物資、在線設備的商品，而且也在海外經濟深陷泥潭之際，向外輸出家電、傢具等可選消費品。經濟穩定、產業鏈完備、基礎設施良好等優勢彰顯，再次提高了外資企業在華生產的信心。從數據來看，2020年中國吸引外資反超東盟，而早在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背景下，東盟更加受到外資青睞。
還有，中國超大內需市場發揮著外資穩定器的作用。雖然近年來受制於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中國製造業吸引外資的趨勢有所放緩，但得益於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外資對中國服務業的投資已有明顯提升。從FDI結構來看，2006至2019年，外資對中國製造業直接投資的佔比從55%降至25%，而對服務業投資佔比則從41%升至68%，與國內消費市場規模逐步壯大，消費轉型升級的大背景相稱。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零售市場增長迅速，已經十分接近於當前第一大零售國美國，並呈追趕之勢。2020年應對新冠疫情，中國並未像美國那樣對居民實施大規模補貼，而是優先於保護就業、民生和市場主體，這導致中美零售市場規模差距短期內有所拉大。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四季度以來，隨著國內就業市場轉好帶動收入預期改善，中國消費市場出現了加速回暖特徵，10月單月零售市場規模超過美國。在此背景下，預期一兩年內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零售國，為吸引外資奠定基礎。
最後，中國在高技術產業和數位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後發優勢，吸引外商投資競相湧入。雖然整體製造業直接投資下降，但主要是低附加值的產業存在轉移壓力，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吸引力反而顯著增加。從中國商務部的數據看，2020年高技術產業吸收外資增長11.4%，高技術服務業增長28.5%。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過去幾年韓國三星公司在中國陸續關閉了裝配手機、面板和計算機的工廠，但2020年反而在華新增投資54美元，轉而投入存儲晶片、MLCC（多層陶瓷電容器）和動力電池等高附加值生產項目。
此外，疫情催生居家辦公和線上娛樂需求，數位經濟發展及相關投資活動進一步獲益。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20年全球訊息和通訊行業綠地投資金額同比增長18%，跨境併購金額同比增長216%。數位經濟在中國抗擊疫情、復產復工和經濟復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孕育多種新模式、新業態，產生大量投資機遇。
當然，也要注意到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歐美日海外經濟體FDI流入失速的一次性因素。預期未來，伴隨疫苗全球範圍內接種加速、海外經濟復甦，全球跨境投資活動有望逐步回暖，發達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也會重新回到正常軌道。但截至2019年中國FDI存量僅僅相當於國內GDP的12%，遠低於美國、歐盟高達44%、67%的水平，長期看增長空間巨大。
總之，逆勢之下，外資加速佈局中國實屬不易。當然，也要注意到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歐美日海外經濟體FDI流入失速的一次性因素。預期未來，伴隨疫苗全球範圍內接種加速、海外經濟復甦，全球跨境投資活動有望逐步回暖，發達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也會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但無論如何，疫情之下，中國經濟基本面穩定、市場規模優勢、產業鏈完備、高端製造業優勢、以及持續的對外開放政策，從長期來看，終將是吸引外商投資的基石。更何況，截至2019年中國FDI存量僅僅相當於國內GDP的12%，遠低於美國、歐盟高達44%、67%的水平，增長空間潛力巨大。
展望未來，深化改革是兌現潛力的關鍵。可以看到，疫後國內消費復甦緩慢，其背後不同收入群體差距擴大是重要拖累，後續消費市場壯大有賴於收入分配改革；各項經貿投資協議簽署後，中國的配套改革進度將受到締約方密切關注，在市場準入、國企補貼和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等方面的改革仍需加速推進；更進一步，數位經濟潛力巨大，在發展國內數位經濟的同時，還需加大國際協調，積极參与到國際數字規制的制定當中。
原文：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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