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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當年的耳朵 ，重返臺灣流行音樂的摩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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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10：15 ​ 洪芳怡 ​ #曲盤開出一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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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盤開出一蕊花
一本關於戰前台灣流行音樂的 ＃重量級音樂讀本

音樂科班出身、而後鑽研社會與文化研究領域的 #洪芳怡 ，近年來從音樂聲響 下手，以全新觀點書寫這本 ＃1930年代 ＃台灣本地常民娛樂生活史

本書內容立基於 ＃音樂學和 ＃文化研究，附以大量唱片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旁觸文學、歷史、社會學、傳播學等人文學科。隨書並附一張精心製作的 ＃復刻典藏CD專輯，共收錄21首具代表性的戰前臺灣流行音樂，體現聲音的立體感與時代性，置聽覺文化為感官核心，在閱讀的同時也能親耳聆賞那遺落的 ＃時代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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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5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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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戀物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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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旅歐作家許育華的首部散文集，早期遊走時尚雜誌及設計產業等媒體，在長居歐洲面對異國文化的衝擊洗禮後，希望與讀者分享戀物之道，把消費主義的生活淡化，一起來探討「知所買、知所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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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10：15 ​ 洪芳怡 ​ #曲盤開出一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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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海洋開放：宋元時代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商人之積極出海興販，始於晚唐五代十國。至宋元時期，中國海商的船跡已遍歷東亞、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地，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角，甚至連當時的阿拉伯商人亦喜乘搭中國的船隻來華貿易。

中國海商的崛起以及其主導海洋事業的優勢地位，使中國在宋元期間的海洋發展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輝煌時代。《宋會要》記載，當時「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南宋的泉州和廣州是世界性的大商港。這種生機勃勃的海外貿易氣象，宋元時期造船術等物質科技基礎趨向成熟，宋元王朝所探取的海洋開放政策，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相對於中國以農立國的歷史傳統，宋元兩朝的立國精神頗為特殊，深具很強的海洋性基因。劉子健在《兩宋史研究匯彙》指出，南宋的立國特質，在於它是以整個東南靠海地區做根本，來控制從長江此岸以南，一直到廣東，這樣的一個幅地，用「靠海地區做根本」，是中國歷史上，在近代以前絕無僅有的。南宋可謂是個「背海立國」的國家，以杭州（臨安）為中心的南宋政權，由於其政經中心的南遷，南方沿海，或為治安，或為維護及收取海上市舶之利，都成了南宋政府必須要去重視的問題。

面對北亞遊牧民族的南壓，宋朝軍事積弱，但在經濟活力上，宋朝一點也不積弱。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圖》，就能感染到那種商貿活絡的景致。兩宋之所以能維持三百多年，可以說是以經濟財富來換取和平的。為了應付龐大的戰費，宋朝政府已清楚地認識到海貿商稅的巨額收入，可資成為國庫重要財源。宋神宗就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命令臣下「創法講求」，希望借由海貿「歲獲厚利，兼使外藩幅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宋神宗的這一番話，反映了北宋歷代國君積極重視海外貿易的態度。

到了南宋，整個形勢更為緊迫，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又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蒙古滅宋，至元代後期，大抵仍是沿襲宋制，「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元代蒙古統治者實際上也沿襲了宋朝的海洋開放政策。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認為，這是一方面征服者為被征服者更先進文明所征服，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沒有正統的中國統治者所擁有的那種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思想，而是富有創新和銳意進取的精神所致。

宋元的積極和開明的海洋政策，不僅反映在遣使招徠海外蕃國商人使團來華貿易，同時還獎勵中國民間商人之出海興販。宋元時期設置的市舶司，其職能是「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意即徵收海貿商稅。不僅掌管外國船舶事項，亦管理中國商船出海手續及徵稅事務。與此同時，宋元政府對能招誘舟舶，使抽稅物貨達一定數量的中國海商，給予封官或升遷的獎勵。例如綱首（船主）蔡景芳因招誘舶貨，使市舶司收得海貿商稅息錢98萬緡，而獲補官承信郎。福建和廣州的舶務監官如果能讓政府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亦能升遷一級。

在這種積極獎勵的海洋政策之下，南宋建國之初，在其他經濟制度尚未穩固之際，其市舶商稅曾經一度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後來的海貿市舶之利，一般上也維持在全國總收入的4%至5%的比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北宋設立市舶司的地點有廣州、杭州、明州（寧波）、密州等地。南宋則有廣州、泉州、杭州、明州、溫州、秀州、華亭、江陰軍和澉浦等地。元代則是泉州、廣州、溫州、杭州、慶元等地。掌市舶司者，都是掌管海貿事務的專業官員，宋元兩代設市舶司據點之多，體現了宋元官方對海外貿易之重視。

比較看看其後之明代中國，僅廣州、明州、泉州（後移往福州）三地。由於海禁政策的長期施行，明代市舶司其職能已轉變成僅是專管海外蕃國使節團往返之事，而不再是中國海船下海興販徵稅之部門。鄭和下西洋不過是代表明代官方船隊的大規模出航，惟這時候的中國民間海船卻是片板不許下海，除非「走私」當「海盗奸民」。

中國北京中央電視台錄製的《海洋中國》系列講座紀錄片，受邀的中國學者亦誠實地論說：「其實鄭和下西洋亦可謂是明初海禁政策的延續。」當我們在大事誇談鄭和之際，鄭和的此項本質，不可不察。研究歷史必須是嚴謹而且要洞察深入。至清朝，即使「收復」台灣開海之後，清朝政府亦僅是把中國的海洋對外通口，局限在廣州一隅。其基本國策仍是封閉的。19世紀鴉片戰爭，西方的船堅利炮打到中國國門，沉醒多時的中國才如夢初醒，卻也驚慌失措。

反觀宋元，並沒有施行嚴厲和長時期的海禁政策（即使施行海禁，也是特殊原因，屬暫時性的應變政策）。這與明清兩朝長時期的海禁，民間片板不許下海的封鎖政策，實有天壤之別。陳希育指說，宋元政府能正視海貿對國家的重要作用，這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總的說來，宋元兩朝對中國民間商人海外貿易的政策，比起唐代以前，乃至後來的明清二代（包括鄭和下西羊時期），都要來得開明與積極。

中國也是海洋性的國家。惟其真正的開放，是在宋元時期。這是熟悉中國海洋史發展的共識。縱然宋朝武功積弱，縱然元朝是「非漢族」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國家。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