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人慈》部落格文末抽書兩本
想像一下,如果有兩個星球,你認為自己住在哪一個?星球A:飛機墜機後,生存者禮讓最需要救援的人。星球B:事故發生後,生存者爭先恐後地往出口擠,不惜將他人踩在腳下。這個問題被用來問過許多學生,幾乎所有人都選了星球B。但事實是,我們住在星球A。這個世界真正面臨的威脅在於我們對人性太過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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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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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這本書的作者是歐洲最著名的年輕思想家之一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他是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作家、記者。有鑑於報章媒體、政治宣傳、普羅大眾對於「人性」的偏誤解讀,他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一個核心訊息:「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
作者在書中旁徵博引,以詳盡的事實和深入的查證,說明了人類無論是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來襲,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如果你至今仍然認為,人類就是天生自私、貪得無厭、陰險狡詐,那麼這本書絕對會讓你大為改觀。
這本書讓我感到大為驚喜的,是作者既大膽、又謹慎的考證態度,他勇於對歷史上知名的眾多案例(例如《蒼蠅王》、《史丹佛監獄實驗》、《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提出反面看法,而且其證據令人信服。在媒體慣用人性「惡」的一面吸引眼球的世界裡,這是一本思想激進的書,只不過是偏向人性「善」的那面光譜。這種書很罕見,卻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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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惡?三個精彩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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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考據的數萬年歷史以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衝突和鬥爭,我們也從故事裡看到領導人無論為了私利、國家的經濟、民族的情節而發動戰爭。難道,人類不就是天性好鬥嗎?只要有誘因存在,人們就會甘願殺得你死我活嗎?從歷史的考據裡面,我們會發現人性跟我們想得很不一樣:絕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傷害另一個人。讓我們先從書中三個精彩的翻案來找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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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蒼蠅王小說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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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王》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在我國中的時候,老師也放過翻拍的影片當作社會科學的教材。內容大意是在說,因為飛機墜機,六個英國男孩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在沒有大人的情況得自立求生。過程發生了許多權力爭執、失去理智、弱肉強食的情節,最後只剩下兩個孩童倖存的故事。這個虛構故事在感嘆「人心的黑暗」,也被列為標準的社會教材讀物。
作者把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他深入瞭解了虛構的《蒼蠅王》小說作者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的生平。作者發現高汀是一名有憂鬱傾向的酗酒者,他還會打小孩,他也曾說過:「我瞭解納粹,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這才讓作者明白,原來寫出《蒼蠅王》的作家是一個多麼不快樂的人。
因此,作者根據事實為主,追尋了一條實際發生過的類似案例,六名少年在太平洋落難,漂流到阿塔島(`Ata)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跟小說大相逕庭,六名少年在荒島上發揮團結的本領,協調出遇到衝突的處理方式,還彼此在受傷時互相照顧。受困15個月後,六人獲救時仍氣色飽滿,而且士氣高漲地不可置信。真實版的《蒼蠅王》,其實是一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
發現阿塔島生存的船長彼得.華納(Peter Warner):「人生教了我許多事,其中包括了一個經驗,就是你永遠要尋找人的善良光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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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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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過許多談到心理學的書籍,都喜歡引用一個知名的案例,那就是《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主持人飛利浦.金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把24名參加的學生隨機分成兩組,12人當囚犯,12人當獄卒,觀察人類當囚犯的反應,以及擔任獄卒的人施加權力的表現。整個實驗因為囚犯精神狀態快速崩潰、獄卒施加的處罰越來越過火,結果實驗到第六天就被迫中止。
這個實驗的結論彷彿要告訴我們:「當你給予人們權力,他們就會開始為惡,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作者深入考察之後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實驗並不是任憑12名獄卒自己決定如何處以,而是金巴多本人直接給獄卒灌輸思想:「你們要創造一種挫折感,製造恐懼,要剝奪他們的個體性…」,最後獄卒定的17條規則裡,有11條根本是實驗團隊給予的意見。這簡直是引導式的邪惡。
你或許也會好奇,那如果是實驗團隊「完全不介入」的狀況會怎樣?兩個英國心理學家2002年在電視節目上複製了一次同樣的實驗,但這次沒有告訴獄卒該怎麼管理、該怎麼懲罰。結果呢?節目無聊到不行。第二天,獄卒把食物分給囚犯。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議設立民主制度。第六天,獄卒跟囚犯一起抽菸。最後一集,大部分人一起坐在沙發上消磨時間。這麼無聊的故事,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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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擊器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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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更出名的《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受測者身為「老師」,當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題目時,就要按下電擊器,懲罰坐在電椅上面的學生。「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受電擊所發出的哭喊也是演出來的,但受測的「老師」並不知道,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擊都是真的。
每一次學生答錯,懲罰的電壓伏特數就要提高,實驗主持人史丹利.米倫格爾(Stanley Milgram)教授會要求老師繼續施罰。120伏特時學生會開始喊痛,150伏特時尖叫並喊著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超過320伏特時開始撞牆並失去聲音。結果,有65%的受測者一路聽從指揮,開到了450伏特,幾乎是把學生電死的程度。實驗的結論幾乎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威要求,連普通人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作者考核過後的翻案顯示了另一種事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曾抗命,想要停手,但實驗方會加強壓力逼迫就範,從錄音檔聽起來更像是霸凌和脅迫。事後調查,只有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隔壁的學生是真的在受苦,其他人覺得只是實驗效果。許多受試者也表示,因為他們真心「信任」米倫格爾教授的實驗對人類一定有幫助,所以即使當下不忍心,也願意咬著牙繼續做下去。
綜合以上三個翻案結果,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但引用作者所說的:「如果你催促地夠用力,給予足夠刺激、又拐又騙,許多人確實是有能力做惡。但是邪惡通常不是在表面之下,它是需要費盡功夫才能扯出來的。」邪惡得要披上善良的外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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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會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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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真的是天性好鬥、殺得你死我活的物種嗎?綜觀歷史大小戰爭,這個說法似乎成立,但是當我們把尺度放到人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就是另一種樣貌。舉戰爭為例,兩軍人馬大動干戈的時候,所有人一定都是拔刀互砍、舉槍互射吧?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了,不是嗎?
真實的戰爭傷亡統計很有意思,例如二戰英國陣亡的軍人死因中,10%是子彈和反坦克地雷;15%是詭雷、爆破和其他;75%是手榴彈、迫擊砲和空投炸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隔個一定「距離」被殲滅的。真正喊著敵人是「害蟲」,一旦碰面就格殺毋論的,通常是離戰場最「遙遠」的政客和領導人。
根據研究,二戰的生存老兵超過一半從未殺過人,只有20%的軍人曾經擊發過武器。美國南北戰爭最激烈的蓋茨堡戰役中,回收的27,000把火槍,還裝有彈藥的比例達到90%。12,000把裝有兩顆彈藥,其中6000把超過三顆。但火槍設計成那樣,就是一次只能射出一顆子彈,那幹嘛裝那麼多顆子彈?因為大部分的士兵都『沒有』在試圖殺敵。人,打從心底不喜歡傷害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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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三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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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的下半部,作者有一則引述徹底震撼了我的思想。這句引言來自英國哲學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給未來世代這個建議:「當你學習任何東西或者思考任何哲學問題時,只該問自己事實有哪些,那些事實證明什麼是真實。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或者自以為如果別人信了就對社會有益的事所分心,只要專心一意去看事實是什麼。」
這個非常理性的觀念,一開始相當很吸引我,但作者及時把我拉了回來。他提到除了探究事實之外,你本身「相信」什麼,才是以改善世界的動力來源。
第一種相信的力量,叫做「畢馬龍效應」。科學家做過一種實驗,把兩群同樣普通的老鼠,分別標示聰明和愚笨。請不知情的學生照顧老鼠,然後進行迷宮遊戲,看哪一組比較快逃出迷宮。結果聰明的那組獲勝,事後發現學生「相信」這些老鼠比較聰明,給予比較好也溫柔的待遇。同樣的實驗在一群小學生上進行,不知情的老師對聰明組的學生更關注、更鼓勵,事後結算成績,聰明組的孩子其智力表現提高了最多。
第二種相信的力量,叫做「魔像效應」。曾經有科學家在美國做過一個不道德的實驗,他把二十個孤兒分成兩組,跟其中一組說他們是善於表達的人,跟另外一組說他們注定要變成口吃者。這個實驗結果害得許多口吃組的受測孩童,一輩子患有語言障礙。這種效應常導致貧窮學生更加落後、無家可歸者失去希望、已經被孤立的青年人更加極端。
一如正面的期待能夠引發好的結果,負面的期待也能夠讓惡夢成真。接下來介紹書中三個真實世界的例子,來看看如何運用「相信」的力量,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教育和民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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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工作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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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外在誘因例如紅利會減低員工的內在動機和道德標準。給予外在誘因會獲得相等的回報:按照工時給付,就會增加更多的工時(無論是否裝忙)。按照發表數目給予稿費,就會得到更多的發表文章(無論品質優劣)。按照手術量來給付,手術就會更多(無論是否必要)。
荷蘭的最大的鄰里照護平台「博祖克」(Buurtzorg)採取逆向而行的策略,這個組織沒有業績目標或分紅,沒有管理階層,沒有客服中心。運作的自主權下放給每一個十二人的團隊,團隊自己定行程表,自行雇用同事。省去的營運費用和會議時間都回歸到團隊本身。
執行長喬斯.德.柏洛克(Jos de Blok)是從最基層出身的人,他相信員工內心會選擇做「正確」的事。他說傳統的管理階層「喜歡憑空想像一些計畫給那群工蜂做」,還說「拿掉管理階層,工作還是照常進行」,他認為讓團隊自我導向、動手執行腦中想法,是最實際的做法。博祖克沒有人資部,被評為最佳雇主;沒有行銷部,卻獲得最佳行銷獎。
(延伸資源:在台灣有「台灣居護」引進了這套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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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教育的玩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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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愈是聰明的動物愈會玩耍,玩耍更深植於人類天性當中。創造力和學習力來自於自由地玩耍,孩子會自然地渴望探索這個世界。當社會工業化之後,學校的體制越來越制式化,學生的課表被排滿,家長連下課的時間也不放過。最近針對十個國家的民調顯示,監獄囚犯待在戶外的時間比孩子還要多。研究也發現一個趨勢,孩子愈來愈覺得「自己的生命被他人所決定」。這是一個快要忘記怎麼「玩耍」的世代。
荷蘭的「阿哥拉」(Agora,希臘語「市集」的意思)是一個沒有年級、班級、教室的學校,也沒有功課和成績,一組學生團隊就只有配一位「輔導員」,但自主權在學生身上,他們自己決定要學什麼。整個學校就像一個主題樂園,學生透過玩耍和探索,找到自己當下有興趣的題目攻讀,學校提供對應的資源給他們學習。相較於傳統教育把孩童當植物灌溉,這所學校將孩童當「人」看待。
在這裡,與眾不同是常態,一千個學生就有一千種學習路徑。這裡幾乎找不到霸凌的蹤影,因為不以年齡和能力區隔孩童,沒有誰的進度會落後,沒有誰的表現太過突出,每個人都在綻放當下最好的自己。作者引述道:「玩耍的相反不是工作,玩耍的相反是抑鬱。」問題不是孩子能不能掌控自由,而是大人有沒有勇氣給他們自由?我們是否問過自己,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延伸閱讀:Agora: Meet the school with no classes, no classrooms and no curriculum,英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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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民主政體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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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到,世界上愈來愈多的民主政體正遭受七種瘟疫侵襲:政黨持續腐化、公民不再信任彼此、少數人遭排除、選民失去興趣、貪贓枉法的政客、有錢人逃稅、人們發現當代民主充滿貧富不均(怎麼跟我住的地方這麼像!?)。但世界上有地方嘗試了解法,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卻很少上新聞(你應該猜得到為什麼)。
委內瑞拉的托雷斯市(Torres)的民選首長胡立歐.查維茲(Julio Chávez)選擇一種嶄新的信念,他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積極認真的公民」。他的競選政見只有一個,下放權力給所有托雷斯市民,而且他遵守了承諾。所有的政府集會邀請全體居民參加,不只是討論,還要決議城市所有預算的使用。
結果人們空前踴躍參與政治,在最需要的地方蓋起了住宅和學校,有效地鋪整馬路清掃街區。因為預算透明,大幅削減了貪污和權威的弊病。市民們還一起要求提高稅收,並且說道:「過去我們不瞭解市政稅要用來支付那麼多東西。」這個被稱為「參與式民主」的方式,深受民眾喜愛,卻鮮少在新聞上被提及。
(在台灣我還沒聽過類似的試營運模式,有人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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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相信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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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是我今年讀過最意猶未盡的一本書,作者的大膽思想,配上嚴謹的查證,讓人讀來格外痛快。從這本書中,我也慢慢體認到,問題不是二元化的「人性本惡或本善」選擇題。反而,透過這些精采的正反論述,猶如偵探小說抽絲剝繭般的分析,我理解到的是人性真正的「複雜」。
如同現在人工智慧和大數據這麼發達,如果只讓電腦演算法來判決,那麼歷久不衰的《蒼蠅王》人心黑暗論肯定佔據上風;《史丹佛監獄實驗》和《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無以計數的論文和書籍引用,肯定讓演算法覺得這才是人性的真理。無數對人性帶有扭曲和偏誤的描寫佔據了媒體的版面。然而,事實呢?
這本書中段的畢馬龍和魔像效應教我們的就是,人們「相信」的事情往往會發展成「事實」,更是一個令人驚醒的提點。無論是書中獄卒和囚犯的故事、老師和學生的故事、老闆和員工的故事、父母和子女的故事,一再說明了:「當你把一個人當人看,他就會表現得像一個人。」反之。讀完這本書後,你可以踏實地選擇自己相信的那一面。
瞭解事實,讓我們得以明辨是非。擁有信念,才能以行動改變世界。原來,關於人性,我讀過的許多論點幾乎都是錯的。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所分心。只管去看,事實是什麼。然後在事實背後,找出值得相信的事情,讓它成為新的事實。這絕對是一本必讀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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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引言範例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這次的作家談寫作,我們分享的文章出自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文集《故事開始了》的序言。
作為多項知名文學獎的得主、甚至有過諾獎提名的他,也還是和一般創作者一樣,感嘆「開頭太難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對於如何寫好故事開頭的絮絮叨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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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阿摩司·奧茲
過去,我父親寫學術性著作。他總是羨慕我有小說家的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腦子裡想的東西直接就可以寫到紙上去,不受各種預先搜尋資料然後再研究的限制,不須承擔先熟悉該領域所有現有資料的義務,擺脫了比較資料出處、提供證據、核對引文和加註腳的桎梏:像鳥兒一樣自由。您很想寫「什穆埃爾愛齊拉」不是?您只要動筆寫就是了。您想寫「可是齊拉愛的是吉伯特」不是?您寫就得了。您想加上「可是什穆埃爾是和吉伯特兩情相悅」嗎?誰能反駁您呢?誰又能走上前來,拿出相反的材料或者拿出您可能忽略掉的資料出處,對您表示異議呢?
而另一方面,我對父親懷有某種羨慕之情。他每次坐下來寫一篇學術論文,書桌上都擺得滿當當,有打開的書本、單行本、參考資料、各種辭書,就像是給大炮準備好充足的炮彈一樣。他從來不會像我一樣坐下來,呆看著一張了無生趣的書桌中間的一頁帶著嘲諷的白紙,仿佛月球表面的一個火山口。只有我,空洞和絕望。去無中生有吧。順便說一下,我說的還是那張書桌。我父親去世以後,他的書桌傳給了我。這張書桌年復一年都像是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一樣「人」滿為患,而今卻像科索沃的小型飛機場一樣空空蕩蕩。
實際上,誰沒有過這樣恐怖的經歷呢?坐在一張白紙面前,它衝你咧著沒有牙齒的嘴巴樂:開始吧,咱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動我一根指頭?
一張白紙實際上是一堵刷了白灰的牆,沒有門,也沒有窗戶。開始講一個故事就像是在餐館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調情。還記得契訶夫的小說《帶狗的女人》裡的古羅夫嗎?古羅夫朝那隻小狗一次又一次晃動手指頭,示意它過來,直到那女人臉一紅,說:「它不咬人。」於是古羅夫就請求她准允他給那條狗一根骨頭。這就給古羅夫和契訶夫他們兩個人一條可以遵循的思路;他們開始眉目傳情,故事也就開始了。
其實,幾乎每個故事的開頭都是一根骨頭,用這根骨頭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條狗又使你接近那個女人。
想像一下,你決定寫一個來自納哈里亞的姑娘——我們就叫她瑪蒂達吧——她發現她在希臘有一個不認識的表姐。假定那位表姐也叫瑪蒂達。想一想啊,納哈里亞的瑪蒂達決定九月份去希臘,看望和她同名的表姐。那好啊,可是應該先寫什麼呢?一個晴朗的早晨,瑪蒂達醒來?瑪蒂達去了旅行社?瑪蒂達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那一天她的手指夾在通風機裡了,使她難以忘懷?或者是,瑪蒂達在塞薩洛尼卡,在一個擠滿了農民的旅館裡租了個房間,她在那裡遇到一個養蜜蜂的人?或者,我們寫這個故事應該這樣開頭:詳細描寫樓梯下面的儲藏室裡那厚厚的蜘蛛網?第一章寫什麼?瑪蒂達凝視著那對曾祖母傳下來的耳環?曾祖母的名字也叫瑪蒂達。第一頁寫什麼?第一段又該寫什麼?第一句應該透露出多少東西?
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
離開筆直的道路,醒來發現自己
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森林裡。
——但丁《地獄篇》
或許,但丁的《地獄篇》開頭一節可以用作所有故事的標準的第一行:「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或多或少都是這麼多故事實際開始的地方。
所以,您坐下來,問您自己應該先寫什麼;怎麼樣進行人生旅程中途的開場?坐著。在紙上亂畫。把紙揉成一團。扔掉。在下一頁上亂畫:各種圖形,花兒,三角,菱形,帶一個小煙囪的房子,一隻沒長毛的貓。再揉成團。扔掉。到了這個時候,瑪蒂達開始消失了。您又掀開一頁。哎呀,這新的一頁並不比前一頁友好。還是老樣子:沒有狗——沒有女人。
實際上,這種事兒是一直發生的,不光小說家會遇到,不管誰要寫些什麼東西,都會遇到這種事兒。齊拉受廠裡委託要對吉伯特進行面試,他是一個應聘者,來一家製造廠應聘員工協理員職位。廠裡希望齊拉把她對他的印象寫一份書面報告。她寫道:「面試於晚上六點在巴格達咖啡館進行。」
她劃掉了。這樣寫可不怎麼對,因為面試晚上六點開始是不錯,但卻是在六點至六點四十五分之間進行的。再者說了,誰在乎是六點還是八點?是在巴格達還是在阿拉斯加?她又劃掉了。咬著鋼筆尖兒。思考。然後她寫道:「面試剛一開始,吉伯特給我提供了一份……」又劃掉,把「吉伯特」換上了「應聘者向我提供了一份簡歷,他堅持要我立刻就看,然後我們再開始談。那份簡歷是密封著的。」
劃掉。這又有什麼區別呢?還有,「堅持」在這兒口氣太重了,因為吉伯特當時實際上沒有那麼毅然決然。「請」?太弱了。事實上,他說話的口氣比堅持輕,比請要重,要我先看他的簡歷。有沒有一個介於「請」和「堅持」之間的詞兒呢?或許是「要求」?不行,他並沒有要求。他不是那麼毅然決然。總而言之,「毅然決然」這個詞兒可真是傻乎乎的。不管怎麼說,這份簡歷是要附在我的報告上的,如果我要設法寫這份報告的話,所以,誰在乎吉伯特是堅持、硬要、請我、求我還是引誘了我呢?(引誘了我?吉伯特?這冷不丁的,你腦子裡都在想什麼呢,齊拉?)哎,或許報告可以這樣寫:「應聘者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分外自信的人,儘管他好像是有點兒故意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不錯,而實際上是很臭: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在故意「試圖給人這樣的印象。」臭邏輯,希伯來語也很臭。此外,「分外自信」——你以為你是誰呀?一個有資格證書的自信心評估師嗎?
齊拉從頭再寫:「吉伯特,二十九歲,生於以色列國蓋代拉市,離異,曾任警察局巡官五年……」不對。見鬼,你難道直說事實都不會了嗎?他是從警五年,但他當警察局巡官只是過去的一年半的事呀。
幹嘛不從最帶勁的地方寫起呢?可是到底什麼才是最帶勁的呢?再說,天也晚了。齊拉答應過要在她下班前給瑪蒂達打電話的。
又是很臭。「她下班」指的是瑪蒂達下班還是齊拉下班,並沒有說清楚。
夠了。這報告齊拉今天是寫不出來了。明天又是一天。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嘛。
又一次劃掉。「明天又是一天」簡直太老套了。但從另一方面說,那又怎麼啦?老套的東西有什麼不好?幹嘛不老套呢?以三個意思相近的問題結尾:「那有怎麼了?有什麼不好?幹嗎不呢?」,這樣結尾不是很笨拙嗎?
齊拉把草稿撕成碎片,給瑪蒂達打電話(瑪蒂達已經去希臘找另一個瑪蒂達了)。
開頭很難啊。
誠然,對付這一難題的策略是五花八門:有的作家從來不從頭寫起,而是從故事的中間選上幾個容易的場面開始寫,以便熱熱身。(問題是,即便從故事中間選上一個容易的場面,那也需要一句開頭的話。)有的作家,比如卡繆的小說《鼠疫》裡的格朗,寫一部書裡的第一句話,寫了一遍又一遍,寫了一百遍,還是寫不出來。可以推測,還有的作家就完全放棄,也許是萬念俱灰,疲憊不堪了,索性想到哪兒就從哪兒開頭,這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從什麼地方開頭都可以,寫什麼都無所謂,即便是開頭平淡無奇或者有點可笑,都無所謂。比如說,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一篇名為《白夜》的小說開頭就不怎麼樣:「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親愛的讀者,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如此的夜色清朗,群星閃耀,當您遙望夜空時,腦子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燦爛的天空下,難道還會有性情暴躁,喜怒無常的人。」
嗐,挺令人尷尬。即使那對「親愛的讀者」的獻媚之詞也無法彌補那多愁善感的陳腔濫調帶來的尷尬。而這不是旁人,畢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呀。天知道他寫了一稿又一稿,究竟寫了多少稿,重寫,毀掉,咒駡,亂畫,揉成團,扔進火裡,扔抽水馬桶裡沖走,最後定下來這種「就這樣了」。
或者,大概不是這樣子。《白夜》畢竟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以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的觀點寫的,故事的副標題就是「一個傷感的愛情故事(選自一個做夢人的回憶)」。所以,這個很糟糕的開篇句也許是作者故意寫的,事先謀劃好要寫這麼糟糕的。
果如此,我們的問題就必須重新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又寫,到底寫了多少稿,才最後寫出了這個糟糕的開篇句範例?對那滿布星斗的天空,那「親愛的讀者」,那「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進行了多少提煉和蒸餾?換句話說,安徒生童話裡那皇帝的新裝實際上是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冒牌貨,為了揭露皇帝的愚蠢和眾人的墨守成規?或者,那個大叫「他什麼也沒穿」的勇敢男孩也許也是一個傻瓜,儘管可能是一個不同種類的傻瓜?有沒有這種可能:那一絲不掛的皇帝根本不是真的一絲不掛,而是身著華服?那個騙人的裁縫不是個騙子,而是一個令人稱奇的大師,他的天才也許遠遠超出的眾人和皇帝的理解力,遠遠超出了男孩的知識範圍?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最敏銳的觀察者才有可能注意到了皇帝那華麗的新裝,而皇帝、大眾,甚至那個大膽的解構主義男孩,都沒有發現那新裝之美。那孩子一定是搜索了所有的檔案才揭露了皇帝是一絲不掛的,並不是因為這位皇帝比別的皇帝——或者別的人——穿得更少,而只是因為今天,一絲不掛的皇帝是本周的特賣廉價商品。
有人可能會將問題表述如下:用第一人稱刻畫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寫出一篇多愁善感的文本,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一個分界線?如果有的話,這條分界線在哪裡?或者,是不是不再有所謂好的文本和不好的文本之分,而只有合理的、受歡迎的文本和別的文本,不無合理但不怎麼受歡迎的文本了?
回到我們兩難的命題來。一篇故事從哪裡開始才算恰當?一篇故事的任何開頭,都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合同。當然了,合同有各種各樣,包括那些缺乏誠意的合同。有時候,開篇一段或是第一章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作者和讀者背著主人公簽訂的一份秘密和約。《唐吉訶德》和阿格農的《就在昨天》的開頭就屬這種情況。有具有欺騙性的合同,作者似乎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盤托出,這樣毫不生疑的讀者就咬住釣餌,上鉤了,想著他實際上已經應邀進入了那個黑暗的房間,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後臺」並不真的就在幕後,而只是另一個場景;就在讀者幻想他參與了一個陰謀,而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陰謀的受害者而已;那份看得見的合同只不過是一個障眼法,是一份更隱秘、更微妙、更刁鑽的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已。比如,克萊斯特的《米夏埃爾•科爾哈斯》、卡夫卡的《審判》和湯瑪斯•曼的《被挑選者》,這些作品的開頭就是這種情況。
(《被挑選者》第一章的題目是「誰敲的鐘?」,在這一章裡,作者一本正經地告訴讀者說,敲鐘的並不是敲鐘的人,而是「故事的精神」,然而,到了後來卻發現,這「故事的精神」實際上並不是精神,而是一個名叫克萊門斯的愛爾蘭人。)
有的開頭頗似一個甜蜜的圈套:一開始就引誘您,要麼是有聲有色的閒談,要麼是毫無保留地供認,要麼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險,然而您最後發現,您要得到的不是一條真魚,而是一條釀餡魚。比如說,在《白鯨》裡有很多冒險經歷,也有很多菜單上沒有提到的熟食,甚至在開篇合同(「叫我以實瑪利吧」)裡都沒有暗示到,但是卻作為一個特別的獎勵頒發給您——就好像是您買了一個冰淇淋,卻贏了一張周遊世界的獎券。
還有富有哲理的合同,比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裡那著名的開篇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實際上,托爾斯泰本人不管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裡,還是其它作品裡,都是和這種二分法相矛盾的。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份很嚴苛的開篇合同,幾乎令人望而卻步,從一開始就警告讀者:此處票價非常昂貴。如果您覺得無力支付一筆令人不快的預付款,您最好乾脆不要試圖入內。不要指望有什麼讓步和折扣。比如說,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的開頭就是這樣。
然而,最後是,什麼是開頭呢?原則上任何故事是不是都會有一個恰當的開頭?是不是毫無例外總是有一個潛在的、開頭前的開頭?更在序言前面的引言之前的東西?《創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造成最初因的因素的原因,但這個因素的主旨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呢?愛德華•A. 賽義德對「起源」(一個被動的存在)和「開頭」(他認為是一個主動的概念)進行了區別。例如,如果我們想寫一個故事,開頭一句是:「吉伯特出生于蓋代拉。他出生的前一天,一場暴風雨把苦楝樹連根拔起,並且毀掉了籬笆牆。」我們可能還得講講那棵苦楝樹是怎麼倒的,或許甚至要講講那棵樹是怎麼種下的,或者,我們還得回過頭講講吉伯特的父母何時,從何地來到了蓋代拉,有那麼多的地方,他們為何單單來到了蓋代拉。要講講為何在蓋代拉定居,以及那刮倒的籬笆牆在什麼地方。因為,如果是吉伯特•卡多什出生了,那就一定會有人不辭勞苦做了他的父親;一定有人曾有所希望;或者是怕了,愛了,或者是沒有愛。有人提出了要求,並得到了滿足;有人很喜歡,或者只是裝作喜歡。簡而言之,如果這個故事要完全履行其理想的職責,那麼就必須至少一路追溯過去,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這一宇宙的極度高潮期,可以推測,在這一刻,所有小的爆炸也開始了。順便問一下,就在宇宙大爆炸之前,這裡實際上存在著什麼呢?是不是蓋代拉原來的化身?
在我們的開篇合同中,那個有暴風雨和苦楝樹的故事裡,應該有一種類似染色體的東西,這種染色體有一天會使吉伯特•卡多什結婚,再離婚,加入警隊,然後退役,申請一份新的工作,而這正好使得他和齊拉邂逅,當他請——堅持;不,既沒有請也沒有堅持,而是介於請和堅持之間——他這麼一做,齊拉已經迷上他了,最後發現,愛她的什穆埃爾也愛上了吉伯特。
或者,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從吉伯特或齊拉開始,而應該從這位什穆埃爾開始?或者,甚至從什穆埃爾的曾祖母瑪蒂達開始?而這位瑪蒂達也是齊拉的朋友瑪蒂達的曾祖母,而這位瑪蒂達去希臘尋找和她重名但並不認識的表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