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行為醫學研究所 出路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前幾天看到的網路調查*，不知道大家可以忍受到那裡？（這問題應該是針對異性戀，所以才會寫異性好友，其他性取向的朋友可以把這裡的「異性好友」想像成「有可能跟他發展關係的對象」）。

你呢，你可以接受到幾分？（我總覺得這個和你愛他的程度有關⋯⋯）
*圖片來源： https://pttweb.tw/s/2USp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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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讀相關文獻，所以另外補充幾個研究
1.國內外研究[1][2]發現，相較於一對一關係的伴侶，開放式關係伴侶伴侶比較能夠忍受自己的伴侶和其他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親密行為。

[1]Mogilski, J. K., Reeve, S. D., Nicolas, S. C., Donaldson, S. H., Mitchell, V. E., & Welling, L. L. (2019). Jealousy, consent, and compersion within monogamous and consensually non-monogamous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8(6), 1811-1828.
[2]康依婷, 陳敬堯, 朱均虹, 管昱翔, 張書渝, & 綦珮如. (2019). 台灣成年早期未婚者多重親密關係態度之分析. 輔導與諮商學報, 41(1), 55-76.

2.可是這並不代表開放式關係的當事人並不會吃醋，一些質性研究結果發現[3][4][5][6]，不論是同性戀或者是異性戀的開放式關係，嫉妒吃醋甚至是欺騙在開放式關係當中仍然會出現。
[3] 蔡伊婷(2009) ．性解放的出路？異性戀坦誠的多重伴侶關係之研究[未發表之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4]陳敬堯 (2021) ．男同志多重伴侶關係互動經驗之研究[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5] 陳建勳（2017）．「做」一段開放式關係：男同志的性愛慾衝突與協商經驗探析[未發表之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6]許欣瑞（2014）．同志開放/多重關係中的誠信與語言實踐策略 [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天主教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今日芬蘭新聞：
芬蘭家長們連署反對復課 shorturl.at/hpJL5
芬蘭教師們持續醞釀罷工 https://www.oaj.fi/
赫爾辛基醫院: 兒童氣喘病患者和兒童糖尿病患者不算高危群還是可以上學 🤦🏻‍♀️ https://www.hs.fi/kaupunki/art-2000006498659.html
芬蘭總理: 口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口罩短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在口罩短缺下建議戴口罩。https://yle.fi/uutiset/3-11337461

Alexis Kouros是赫爾辛基時報的總編輯，同時也是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醫學博士:

【讓芬蘭孩子現在回去校園2星期是不負責任，沒有用而且動機錯誤】

芬蘭政府決定從5月14日起重新開放基礎教育，直至整個學期結束，該學期於5月29號結束。該決定不會給市政當局，學校，教師或父母留下任何餘地，並且對每個人都是強制性的。高危家庭的孩子或有高風險家庭成員的孩子應出示醫生聲明，以留在家中。那些有“流感”症狀的人也可以待在家裡。

這意味著，5月中，每個芬蘭的孩子和老師都必須重新參加11天的面對面教學。但諷刺的是，芬蘭衛生局在同一時期預測該流行病將在芬蘭達到頂峰。

政府對重新開放設定了一些要求，強調需要與社會隔離，並為班級和飲食提供特殊安排，例如使用“其他設施”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並將教學內容分為不同的班次。

這項決定令正在受到遠程教學束縛的老師和家長們感到困惑和驚訝，這是在停課24天后逐步重新開放社會的第一步。

媒體採訪的老師，父母和學生大多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持批判和懷疑態度。任何與孩子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告訴你，不可能強迫孩子遵守社會疏離規則。老師們還發現這些指示常常很可笑。 “我的學校有500名學生。設施早已充分使用。一半以上的學生也坐校車上學。我們必須按班級組織午餐課，輪流教學，安排額外的洗手。這一切都要在兩週內完成？我能說有很多人不會上學了，”薩斯瑪塔拉西爾瓦學校的校長賈里·安德森（Jari Andersson）發推文說。

教育部長李·安德森（Li Andersson）提醒有關父母，所有決定均基於對衛生保健官員的評估，即重返學校是安全的。政府說：“國外和國內的經驗表明，兒童在傳播新的冠狀病毒方面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THL）的衛生安全負責人Mika Salminen表示，兒童很少感染該病毒，即使那樣，通常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他說，兒童將病毒傳播給成人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不幸的是，這並非完全正確。在大流行開始時，有人懷疑兒童可能是超級傳播者，後來的觀察結果表明他們並未患上重病，但仍未就兒童在傳播病毒方面的作用及其對兒童的危險進行評估。健康。 關於兒童和Covid-19的科學研究很少，而且我們很多還不知道。

英國牛津大學的安德魯·帕特斯教授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的採訪時說，儘管兒童本身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可能較低，“目前，我們對兒童之間或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傳播知之甚少。 ”

實際上，有一些相反的證據。 “對兒童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那些被發現感染的人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其傳染出去。”教授說。安德魯補充說。 “關於開設學校的問題是，何時發生這種情況，孩子們是否會對傳遞給社會的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儘管兒童很少有成年人患有Covid-19的嚴重肺炎，但懷疑還有其他疾病是由兒童Sars-CoV-2病毒引起的。兒童出現的症狀從腎衰竭和血管發炎到川崎綜合徵不等，困擾著全世界的兒科醫生。儘管這些病例很少見，但它們是嚴重的跡象，表明該病毒在兒童中的行為可能完全不同，並具有我們尚不知道的長期影響。許多差異似乎是基於與成年人（尤其是成年人）相比，幼兒的免疫系統運作方式的巨大差異，而不是基於病毒的感染率或傳播性。

兩項新的研究增加了兒童可以傳播冠狀病毒的證據，數據表明，如果學校重新開放，病例可能激增。在發表在科學上的一項研究中，一組研究小組對來自中國兩個城市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即使兒童對病毒的易感性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但是，由於孩子們在學校中的接觸機會是成年人的三倍，因此被感染的風險是成年人的三倍，這幾乎使孩子的感染風險均勻。研究得出結論，保持學校關閉可以減少40-60％的感染傳播。

由德國著名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博士進行的第二項研究比較了接受測試的兒童和成年人，發現進行陽性港口檢測並散發與成年人一樣多的病毒的兒童因此具有與成年人一樣的傳染性。研究發現，無症狀兒童的病毒載量高於有症狀的兒童或成年人。有些甚至具有“高濃度病毒”。

即使這只是兩項研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明確答案，“基於一些未經調查的觀念就要學校復課，那將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杰弗裡·沙曼（Jeffrey Shaman）告訴《紐約時報》

另一個問題是，學校由許多成年人，老師，管理員，廚師，護士，心理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組成，孩子們必須使用公共或學校交通工具上下學。就在最近，赫爾辛基市18個幼稚園中有24人確診。

對於這麼多成年人來說，在一個短暫而無用的為期11天的“恢復正常”劇場中扮演演員的危險，真的值得嗎？

當局用於重新開放學校的另一個論點是兒童保護案件報告的減少，由於老師缺乏和學生聯繫而減少發現兒童虐待案件。虐待和虐待兒童是芬蘭的一個嚴重問題，每年報告的案件超過10萬例，僅去年一年就有18 5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和寄養家庭中。可以肯定的是，托兒所和學校積極參與了這些案件的報告，但是社會必須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並解決造成貧困，失業以及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問題的根本原因。學校也不應該充當兒童虐待的主要警務機構，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此問題，但是其中不包括重新開放學校11天，使超過56萬的學生及其家庭遭受冠狀病毒感染的風險。

馬林政府在沒有令人信服的退出戰略的情況下徘徊不休。關閉期造成芬蘭每週損失超過10億歐元，但並未有效地用於測試和追踪病例並控制這一流行病。現在，我們已經全面撤回了已失效和危險的“群體豁免權”選擇，儘管這種選擇經常被否認，但似乎是當局從一開始就擁有的唯一“戰略”。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選擇不是基於知識和科學，而是僅因為它是政府毫無準備的唯一出路。不幸的是，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所需要的緊迫感缺失了。

我們不應將芬蘭與其他國家的最壞情況進行比較。芬蘭人口少而散，病毒到來較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如果及時有效地加以利用，可能會完全控制這一流行病。

關閉不是治愈方法，而只是一個暫停按鈕。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應該發生很多事情來改變防疫策略，但是不幸的是，我們在進入關閉後就毫無防備地退出了。

社會不可能永遠關閉，政府被迫試水，但是學校並不是最好的開始。兒童不應成為首先要犧牲的白老鼠。

#赫爾辛基18個幼稚園24人確診
#芬蘭教師要求教師工會訴訟政府

【心理師自己的事】臨床心理師的隱憂

◆我的臨床心理師之路

在談這些敏感的議題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我的背景，我從大學到博士班唸的都是「心理all the way」，起初就讀的是中正大學心理系，心理學雖然是一門非常廣泛的學問，但具體直接的出路在當時只有臨床心理師這個選項，大學時曾到醫院見習過，坦白說並不覺得心理師是一份體面的工作，給我的印象是必須關在一間間的小房間裡與一箱箱的心理測驗為伍，總有點「技師」的感覺(實際上早期某些醫院的確使用心理技師這個貶稱)，儘管如此我對於人性與變態行為(不是日本那種變態你知道的)還是很有興趣，成績兩光的我爆氣考到成大以訓練臨床心理師為主的行為醫學所(咳，小聲地說好像還是榜首)。

在行醫所我們接受了許多關於心理病理與鑑別診斷的訓練，在研究上也是採取量化的實證主義思維，或許是處於醫學院裡，那種科學或醫學的氣氛濃烈且自然。心理病理博大精深，涉及了精神、神經與復健醫學等範疇，三、四年的訓練並不長，相較於病理與衡鑑的比重，心理治療的訓練顯得淺嚐即止。在成大精神科實習時，精神科主任陸汝斌教授同時接任行醫所所長，磨刀霍霍地我們當成住院醫師來操(實習一年都可以養出一個R1了，他說)，我們幾個也就跟著住病房、半夜跑急診，分配到的扣機雖然有點些沉重，但卻也像榮耀的徽章，感覺自己成為醫院重要的一份子。還記得有次在護理站硬背各種藥的學名與副作用，有位護理師跑來問我能否下order來約束一位躁動的病人，我困惑地理解到，在階級分明的白色巨塔裡我畢竟不是醫師，難道我們的訓練等同於半桶水的精神科醫師?

心理衡鑑(評估)是我們實習的主要工作，由於評估耗時耗力，病人往往得排上數周，即使是對我們這些小毛頭也多畢恭畢敬。值班與熬夜開研究會議造成我長期睡眠剝奪，以至於脾氣暴躁，記得有一次幫一位自閉症的小朋友進行評估，媽媽怯怯地告訴我評估時她需要在場，不然小朋友無法接受，當時我面無表情地指示媽媽先離開房間，門才一關上孩子立刻大哭，用頭大力地撞牆，我嚇到馬上請媽媽進來安撫。我像是被這孩子的頭撞醒一般，看到了自己的傲慢與無知，披著白袍的我怎麼反而離人更遠了?

畢業後我在家裡附近的醫院待了兩年，很快就知道在醫院工作不是我要的，除了無止盡的評估外(才短短幾年智力測驗可能就做了幾百遍)，心理師的發展也因健保給付而受限，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歡醫院的階級氛圍，以及與人較為遙遠的距離，畢竟醫院是看病而非看人。當時我迫切需要一位心靈導師的指引，而Yalom是我的偶像，我也開始接觸佛洛姆、阿德勒、荷妮等人的思想，後來決定轉換跑道到諮商心理學，在台師大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
就如同所有學校，師大的課程並不如想像完美，但已補充我許多不足，例如失落與悲傷、家族治療等課程都開啟了不同的視域，我也更為細膩地學習到心理諮商中治療師與案主的人際歷程。坦白說更深刻的學習是身教，這是課本中學不到的。

◆臨床與諮商心理師的戰爭
有太多的新仇舊恨讓臨床與諮商心理師的關係緊張，當年臨床界辛苦耕耘才使得心理師法三讀通過，諮商界則撿便宜搭了個順風車，後來諮商心理師又努力地想打入醫院，被搶地盤的臨床界當然很不高興。互相對抗下不免開始詆毀彼此，例如聽到諮商說臨床心理師只會做心理測驗，而臨床說諮商根本不懂診斷和病理。我常戲稱自己是蝙蝠，兩邊都沒把我當成自己人，坦白說我對這樣的對抗感到厭煩，這些對彼此的貶低都隱含著偏見，即便都是臨床心理師，當中也有很大的個別差異，不能以一概全，我也漸漸體會到在校的訓練只是起點，好的心理師應該根據所處的工作場域與對象自我學習。

這場戰爭一開始臨床略佔上風，掛著醫院的招牌總是多了分優越感，但談到打仗，人數才是硬道理，諮商心理師人數增加速度是臨床的好幾倍，雖然有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是優秀的人才肯定也不少，尤其是因為研究所考試門檻較低，吸引了許多原本其他領域(如傳播、企管)的人才來學習，更增加了諮商界的多元豐富性，漸漸在媒體曝光率取勝，大眾越來越認識「諮商師」，有sense接受諮商的民眾也增加了。人多關係也就多，後來諮商心理師進入醫院，因為姿態較低通常與醫師的關係也比較好，終於臨床心理師連醫院的城門也失守了。

當我參加臨床公會討論時，發現很多前輩們仍執著於「臨床」這塊招牌，希望能讓民眾認識臨床心理師與諮商的不同，說白一點，他們還想打這場已經輸了的仗。這裡可以發現他們少了role taking(說同理太沉重)的思考，民眾關心的是有誰可以幫到他們的問題，有太多事情要煩憂(如我有沒有病、會不會改善)，誰有那個閒工夫搞懂什麼臨床跟諮商?

◆危機與轉型
臨床心理的危機真的來了，不是因為諮商，而是健保給付制度限制了心理師在醫院的發展，職缺增加速度趕不上每年新培養的新血，許多優秀且滿腔熱血的生力軍畢業即失業，被迫從事「行動」心理師，到學校、社福機構、甚至監獄接案(政府的心理衛生經費缺乏整合，工作多零散地發布，東奔西跑的心理師們其實很辛苦)但如果研究所的訓練都是以醫院工作為前提，他們又怎麼有信心在社區面臨大量的競爭? 離開醫院後臨床與諮商的區分還有意義嗎?

我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寫這篇文章，因為一定有很多前輩看了不高興，忠言逆耳，但我是真心覺得我們值得更好的發展。本文目的不在於輕臨床而重諮商，兩邊都有其優點與限制，但隨著醫院工作機會不在，臨床心理學界的大老們必須意識到這點並做出調整，究竟台灣需要怎樣的臨床心理師?

我們的心理學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是相當吃專家、實證主義這套的，但是台灣也是嗎? 從研究中發現好多的model與建構，是這些理論模型貼近民眾?
或者婆媳問題更值得關心? 光是「衡鑑」這個詞就夠讓人聞之生畏了，能不能用更為普及的話來說呢? 類似的問題有太多太多了，我沒有偉大到都提供答案，我只是想指出臨床心理學界的產學落差的問題，學會的老師們如果真的關心學生的發展，就必須跳脫學院的框架，草根地去認識台灣心理衛生的現況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總統梗)地學習如何能學以致用。

當然工會也責無旁貸，我們需要更強的凝聚力，提攜後進，將不同場域的工作經驗予以傳承，例如最近台北市公會，由黃龍杰心理師主持的「一一成群」活動正有此意味。我也認為臨床與諮商不僅該停戰，更要開始彼此熟悉與合作，學習彼此的優點。坦白說心理師早已供過於求，與其爭食醫院這塊越來越難以下嚥的餅，不如一同開拓藍海。

我們都希望良禽擇木而棲，但現在的心理師很難待在一個安穩的位子直到退休，相反地，我們被迫去闖，去思考、開拓、改變、成長。我們更辛苦，但必定也更多元豐富，默默耕耘的同伴們一起加油吧，Rogers說 ”becoming a person” ，就讓我們becoming a psycholog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