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台灣因為新冠肺炎而離世已超過五百位國人,已經為臺灣史上傷亡人數第三高,然而面對如此慘痛的悲劇,民進黨 #卻沒有展現出謙卑謙卑再謙卑的態度,反而是在昨天 #反對反對再反對,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完全封殺了在野黨的提案,這些提案,都是人民的怒吼,希望政府能夠對目前的狀況給全民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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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面執政、就能全面封殺、全面卸責,完全漠視民意,對於不幸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的國人,家屬的淚水、絕望及悲憤,到底該由誰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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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執政黨不斷的利用梗圖、網路,對外放話,不斷跟國人傳遞防疫的成功的 #虛幻表象,大肆吹噓國產疫苗的研發成果卓越、國外疫苗採購極為順利等等大內宣,但是到了現在,國內本土疫情爆發,國產疫苗才剛完成第二期測試,國外疫苗採購狀況更是一問三不知,面對這種說謊成性、一再利用網路社群,將疫情失控甩鍋給地方政府的執政團隊,只想對你們說,黨意真的不重要,民意才是一切!
虛幻表象 在 張亞中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新聞]
張亞中:多讀國文才孝順 民團酸「老外都不孝順?」
2015-05-04/林曉雲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提出兩岸統合論、被視為統派學者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今天在搶救國文聯盟記者會中表示,搶救國文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家長要了解國文不是寫國字,國文課本讀得愈多,就愈懂得孝順父母和友愛兄弟,搶救國文也是搶救孝順。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今日舉行記者會,台大教授張亞中說明訴求。(記者方賓照攝)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今日舉行記者會,台大教授張亞中說明訴求。(記者方賓照攝)
巢運發起人之一、台北市大直高中公民老師黃益中受訪表示,張亞中鼓吹中國文化不意外,但讀國文課本和孝順父母是兩件事,他以自身為例,他很少讀古文,但他很孝順父母,況且西方人難道都不孝順父母嗎?張的說法顯然是漏洞百出,無法說服人。
立委鄭麗君受訪也表示,古文不代表全部的國語文,而學習國語文的目的,也不應該在鞏固特定的意識形態,這種搶救國文就是搶救孝順,就是搶救中華文化的說法,不僅無法搶救國語文,反而對學生學習語文造成戕害,台灣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無法接受學生的學習,倒退回威權時代,來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
張亞中表示,搶救國文非常重要,國文包括國語和文化,智慧和道德是中華五千年文化豐厚土壤,考試影響教學,現在考國文傾向考國語,背奇怪的東西,未著重在文化部分,中國五千年留下來文化值得學習,現在是老天爺給機會,不抓住機會,會被老天爺譴責,中國經濟政治快速崛起,中國用中文,背後隱藏的也是中華文化,此時是台灣的最佳機會,要掌握文化主導權,在全球競爭優勢上取得更好的機會。
張亞中也表示,台灣原本累積很好的中華文化資產,但近年來台灣卻在打民主內戰,打認同問題,對方要切斷與中華文化的認同,強調台灣是多元文化,但他認為台灣多元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有一點色彩」的課綱委員說只能寫多元文化,不能強調中華文化,沒有中華文化只是虛幻表象,怎能跟中國取得主導地位。
張亞中表示,搶救國文不在表面的國語,更重要是搶救中華文化在台灣,不重視中華文化,就是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政治學教權利和義務,很少講道德,所以現在學校講的是不服從權利和兒童權,誰談道德義務?台灣社會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之後,即使馬英九先生當總統8年仍無法撼動結構,「現在只做到撥亂,但沒有做到反正」,未能改變前面留下來的結構。
張亞中表示,搶救要分兩條路線,期待政府扭轉結構,很高興看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及道德的重要性,且要推動兩岸成立文化共同體,兩岸共同在教科書及教育、基本文化教材上共同搶救國文,中國有文化大革命,台灣近來也經歷另外一場文革、民主內戰。
張亞中表示,民間力量不可小覷,另一條路線是鼓勵企業站出來,賈伯斯都知道中國文字具關鍵地位,要呼籲企業了解搶救國文是搶救企業能量,媒體難道只會邀名嘴論政?難道不會辦詩詞比賽?媒體也要搶救國文,和中國合作時才能有優勢。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306248
虛幻表象 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最近「低端」成為中國的熱門詞彙,描述這一波因為經濟條件低下,被北京市政府以建築安全為由,被迫離開在地家園的人們。
事實上,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之中,都能看到「低端者」,他們往往從外地來到大都會之中找尋機會。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許多城市角落,也都有類似的脈絡。
這篇來自【香港01】的文章,是〈廢品、山寨與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類學著作〉一文的上篇,為著大家從人類學視野來看「低端」。在這篇文章之中,作者先介紹了《廢品生活》這本描述北京「撿廢品」人的背景與生活,帶我們看到「廢棄品」所代表的不只是物件的浪費,還指涉了社會一整個被遺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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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品生活》把「廢品」作為我們理解今天城市化的重要範疇。中國二十年來驚人的經濟奇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雙重發展,正是伴隨「廢品」崛起而發生的——拋棄是為了消費,消費則拉到生產。大衛•哈維以「丟棄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描述歐洲和美國在七八十年代的「後現代文化形式」,使用和丟棄一次性物品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成為現代人「喜新厭舊」的性格;鮑曼的說法類似,今日人們盡是看到五光十色、繁花似錦的消費世界,是因為城市垃圾被清理到郊外、乃至出口到其它發展中國家,才能維持金玉其外的虛幻表象。一個生產掛帥、消費萬歲的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有足夠容納人類文明廢物的垃圾場。然而,我們處理垃圾的速度已經遠趕不上垃圾的增長,各國政府在垃圾之戰中早就泥足深陷。《廢品生活》捕捉的是中國北京一隅的垃圾盛世。
胡嘉明、張劼穎指出,我們對於「撿廢品」往往有理解上的誤區——以為只有那些毫無資本、沒有學歷、無法去工廠工地打工的「可憐人」才靠垃圾賺錢。實際上,收廢品的群體其實非常專業,要靠特別的人際關係網絡和空間資源才能進入。而這些收廢品的人從老家來到北京,廢品不但為他們帶來城市生存的收入,他們當中的人還靠收廢品養育兒女,供孩子上大學,靠它在老家建起新樓,甚至買房住進了城市的商品房銷區。比如,其中一位自稱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王大哥,他與其說是拾荒者,不如說是「低端企業家」,靠聰明與意志力精打細算,憑收垃圾闖蕩北京。不過,與很多經營廢品的人一樣,他的未來規劃並不屬於這塊骯髒的城鄉結合部,而是回老家買房(現代的電梯房),在家鄉實現奮鬥的滿足感與尊嚴。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