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今天的事態發展,不禁令我想起一兩年前寫的文章….
早幾年,我已看到資本主義已開始步入盡頭。資本主義下的所謂自由經濟,造成「貧者愈貧,富者越富」的社會問題,當各個經濟板塊被資本家壟斷,底層通往上層的階梯斷裂,即意味著現行的資源分配機制需要調整,才能重回健康的循環。然而,這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取捨,對貪婪的資本家而言,這種取捨實在有如「切膚之痛」。
這種資源重新分配的機制最後往往要通過政府/政權去執行。然而,當一個充滿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權用它的方式去管理一個實行自由經濟多年、極端資本主義特質入血的社會,使用極端性推倒重來的政策是預料之內。
其實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好處和壞處,「制度」決定了資源分配的方式,而資源分配講求平衡。任何一種「制度」實施得太久,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會慢慢將資源分配推向極端,繼而將「制度」迫向盡頭。這個時候,政府的角色是在「制度」運行的過程中盡量取得平衡,而非一刀切地執行另一種「制度」。
香港,在「無為」的政府下,「制度」很多年來都沒有平衡過,一直以來都是傾斜的,直到水一滴不剩的向下流乾才發現問題,今天才正視可能已經太遲。
《資本主義的盡頭》
//別以為樓市回調,受惠的一定是未買樓的小市民,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短暫的樓價下跌,對大業主/有實力的投資者而言,只是純粹帳面上的損失,卻是他們增持有價值資產的入市良機;而小市民在失業率高企的陰霾下只會更沒條件、更不敢入市,甚至連部份有一兩層樓的中產、中小企老闆亦可能因為經濟壓力而被迫出售手中資產。
年輕時讀經濟,受張五常經濟理論影響,總是崇尚自由經濟,認為自由經濟下的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才是最有效率分配市場資源的遊戲規則,因為經濟理論告訴我只有「價高者得」的規則,才不會引致經濟浪費,即經濟學上所謂的「Deadweight loss」/ 「Economic inefficiency 」,資源才能最終分配到「最有價值」的人手上。
然而,經濟學中所謂最有「價值」的人只代表他是能出「最高價格」的人,並不代表他是「最有需要」的人。在完全自由市場主導的價格機制下,走到最後,所有資源最終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
一個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絕對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正如鄧小平所講「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可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並不應該純粹追求經濟增長,而更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於民生和教育。如果一個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假設每年4%,當中的3.99%會落入資本家手,而大部份人只能去分那0.01%(正如倫敦、紐約、北上廣深以外城市的人均收入與一線城市之距離),這又有何意義?大部份人根本不能受惠國家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他們可能寧願拖慢經濟增長去換取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經濟以外,當權者/資本家為自身的利益著想,不應繼續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賺盡每一個銅板,置民生和社會問題之不理,因為當民粹主義抬頭,最後必然引致「物極必反」的結果,當社會「攬炒」發生,大家失去的將會更多。英國脫歐(Brexit)便是一實例。
如果我們能夠預視完全市場化的經濟模式走到最後的結果會是「所有資源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那麼我們應該早就預視到貧富懸殊的嚴重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及早反思問題所在並改善,社會資源應該相對「平等」地重新分配,而不應只管「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因此,我非常認同大發展商應更主動地捐出更多土地,用以興建更多公營房屋,以滿足市場需求。幫助別人,即是幫助自己。李嘉誠十億十億派的應急錢幫助中小企,從另一個角度,其實也就是幫助自己。試想一下,李嘉誠,香港就是「李家的城」,其集團系內業務遍及地產、零售、電訊、民生,總之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關佢事。如果中小企、零售商倒閉潮發生,市民失業,消費能力大受影響,導致樓賣唔出,商場無人去,商鋪寫字樓無租收,無人去豐澤買電器,屈臣氏無生意,到頭來自己一樣會受到傷害。因此,先不論他本身對香港的感情,在商言商,香港鉅富要在香港「長治久安、千秋萬載」,求神拜佛都希望香港平平安安,香港死,佢重傷;反之,香港繁榮穩定,他比所有人都要賺得更多。因此,他比香港所有人更不想「攬炒」,更緊張香港的前途,這是再合理不過。區區數十億撐住香港,何足掛齒,另一方面,對他老人家來說,更贏得「發財立品」、拯救香港的名號,成功創造了「李嘉誠經濟圈」,反過來逆市下促進了市民於李嘉誠經濟圈消費,這算盤從商業角度都打得響。
當一個人發覺自己賺錢賺得越來越容易,越來越輕鬆之時,要思考一下究竟是誰造就自己的成功,而「他們」能夠生存嗎?如果「他們」是自己的成功因素,當「他們」都生存不了,自己安逸的日子還能長遠嗎?希望世界不會走進資本主義的盡頭。//
全文:
資本主義的盡頭
http://starnman84.blogspot.com/2020/02/blog-post_26.html?m=1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0萬的網紅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訂閱頻道:https://bit.ly/32WHzlI 加入會員支持我們:https://bit.ly/2PtaTM4 英國脫歐過渡期即將結束,但雙方仍有三大問題還沒達成共識;華納電影打破慣例,2021年17部電影將線上線下同步上映,讓電影院業者大怒;美國制裁14名中國高官,破壞香港自治是起因,同...
「英國脫歐最終章」的推薦目錄:
英國脫歐最終章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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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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