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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後，當年6月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並劃出維多利亞灣地段40幅公開投標拍賣，鼓勵商人投資發展樓宇，當時香港島人口約5000人。

那時起，香港成為轉口港的地位已確立。這時期的香港街道大都先擬定英文街名，之後再譯成中文。而這些英文名字多為紀念港英重要人物，包括當時在任的總督、輔政司及工務局首長的姓名外，很多都以產商和社會領袖而命名。

1842年2月，香港開始建築位於海旁市中心的第一條馬路，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叫Queen’s Road，起點在水坑口街。維多利亞女皇是「女皇」，應譯為女皇大道，但當時的翻譯員把QUEEN誤譯為「皇后」，所以得名「皇后大道」。港英政府曾於1890年澄清，但由於已沿用幾十年，所以亦無意更改中文譯名。其後皇后大道再向西區伸展，就分稱為「皇后大道中」及「皇后大道西」。最後再向東伸展到灣仔之一段，叫「皇后大道東」。

而《皇后大道東》亦是一首粵語歌曲，由羅大佑作曲、花比傲編曲、林夕填詞、羅大佑和蔣志光合唱，收錄在1991年的群星專輯 #皇后大道東 。歌曲運用多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相關的象徵和隱喻，描繪了香港社會面對1997年主權移交的心態。

「回歸的七年前，今天我們還能創作這首歌，希望七年後，或再沒有這麼自由的創作環境，可以寫這種歌詞。所以現在先寫出來，但特別希望到時也有人記得。作為一個對比，做一個歷史上的...就是說得誇張一點，做歷史上的見證。」-林夕，1990

「歌詞開始是“皇后大道西”，西就是英國。來到東方之後變成“皇后大道東”，就是香港。當“皇后大道東”去到“皇后大道中”，就是中國。」-羅大佑，1990

2020年的今天，中共政權要強推 #港版國安法，內容大致如下：

1. 無須搜查令即可入屋搜查

2. 不會再有言論自由

3. 不會再有新聞自由

4. 其他國籍的人，只要人在香港，同樣受條例約束

5. 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國外政治組織有任何聯繫

6. 罪名可以無限期追究

7. 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無論天涯海角也都受到條例約束

8. 知情不報者，都是罪。所以一人犯罪可檢控多人

林夕寫的這首歌詞，在多年後被認為是一個預言。林夕則表示，這種「預言」到底有多困難？不需懂得玄學或命理，也能算出這個必然的結果。所幸的是，旺角今天還是叫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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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東》

作詞：林夕，作曲：羅大佑

編曲：花比傲

演唱：羅大佑、蔣志光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
青春不變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買賣隨我到處去奔走
面上没有表情卻匯聚成就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賣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
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
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
若做大國公民只須身有錢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
但是換季可能靠特異人士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這個漂亮朋友道别亦漂亮
夜夜電視螢幕繼續舊形象
到了那日同慶個個要鼓掌
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會有鐵路城巴也會有的士
但是路線可能要問問何事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皇后大道東》MV：

https://reurl.cc/mnpzoM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

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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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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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