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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警戒
延長兩週至7/26
有條件適度鬆綁
大家對兩邊的差別
有許多疑惑
請鎖定指揮中心記者會的釋疑
指揮中心記者會公佈
#部分適度鬆綁的內容有修正
有條件鬆綁對象（地方政府得視防疫需要因時因地調整）：
1. 戶外：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遊樂園區、休閒農場、森林遊樂區、植物園、文化園區、學校操場、駕訓班。
2. 室內：美術館、博物館、電影院、表演場館（無觀眾）、社教機構、文化中心。
3. 室內外運動場館（游泳池除外）、高爾夫球場。
4. 餐飮場所（餐廳、傳統市場及夜市、百貨賣場 美食街、美食區等）符合指揮中心指引得內用。
5. 國內小型旅行團（9人以下）、劇組拍攝。
2021年7月號印刻文學
《那些金色時刻》胡晴舫
大概因為太常搬家的緣故，我時常揣摩死亡的意思，並不是指人死了之後所進入的永恆黑暗，而是一個人離開之後的世界，應該就像一間搬空了的公寓，很快又有新住戶入駐，之前那個人生活過的痕跡完全抹去，無所殘留，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我也常想，為了避免發生日本電影《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的情形，最好自己動手，先把不想被其他人看見的東西早點清乾淨，千萬不要留下什麼令人作嘔的日記或任何會惹來奇異眼光的惡趣味物品。每回收執行李時，我都在想像自己的死亡，從別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身後，只覺得驚悚，便有急迫感想要事先處理我這個人用一生累積而成的物品。真的是什麼都帶不走啊。在別人眼中恐怕皆是垃圾吧。連回憶我也很少認真去整理，沒有後代的人不會去規劃要留下什麼遺產，因為無人在意。
全球疫情發生，突然就不用搬家了，新聞每天報導著各地的確診數字和死亡人數，我腦海裡卻出現一間又一間公寓，不是淨空了的那種，而是內裝舒適，細節講究，裡面裝滿了照片、碗盤、內褲和球鞋，還有盆栽，代表了主人對生活的想像。什麼都不捨得丟，任何想要收藏的心思無非是一種對美好生命的眷戀吧。那些我因為不想變成「令人討厭的松子」而趕緊扔棄的累贅物品，突然變成過去鬼魂似的東西，從心底慢慢浮現。
也開始時常夢到當時在東京的生活。表參道底，青山道口，有一間麵包店叫「安德森」，每天我去那裡買日常需要的麵包。店家每日開門，假日也罕見休息，推門進去，香氣四溢，架上擺滿各種形狀的麵包糕點，口味各一，閉眼隨便挑，都不會錯。之後，沿著根津美術館長長白牆，提著各色新鮮蔬果，慢慢走回家。東京的晴空總是很高，空蕩蕩，一片乾淨。我買麵包時買得那麼漫不經心，好像春天該有櫻花、夏天該有菖蒲、秋天該有紅葉、冬天該有皓雪一樣天經地義，邊走邊皺眉頭，以為自己在思考（但我現在想不起、因此肯定根本不重要）什麼關鍵的人生命題，我真正未曾好好深思的是這幅簡單的生活畫面，背後該有多大的集體心力才有那樣美好如童話的街角麵包店，散發暈黃燈光，折射出溫潤的麵包光澤，讓一個普通不起眼的平凡人不須特別擎香向上天祈求，就能安安穩穩地隨時有美味麵包可食。也該有多大的幸運，世局如此靜好，麵包店能夠天天按時營業，扭開水龍頭就有熱水、開窗就有綠蔭鳥鳴，不愁沒咖啡喝，電鍋有香噴噴的白米，生活平穩如在鐵軌上行駛，悄悄不受打擾——像是瘟疫。
我搬離東京那麼久，安德森也已經關門了。這些年之後，這間麵包店突然回到夢裡，推門進去的手感仍記憶猶新，麵包出爐的芳香盈鼻，一時不知那是何時的事。帕慕克小說《純真博物館》的第一句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而我卻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夠守護這份幸福嗎？一切會變得完全不同嗎？是的，如果知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絕不會錯失那份幸福的。在那無與倫比的金色時刻裡，我被包圍在一種深切的安寧裡，也許僅僅持續了短短幾秒，但我卻年復一年感受著那份幸福。」
帕慕克描述的是愛情。對我來說，那間麵包店成了金黃色幸福的意象。當時仍算年輕的自己，雖無恆產但生活無憂，住在美麗豐饒的街道，周圍大部分人皆溫和有禮，就算我言行不當了，都願意包容我的失禮，那時候最大的煩惱似乎就是自己這個人如何安身立命而已。當然是回不去了。時空已逝，店家已換，這個人恐怕也變了不少，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事態凌厲地，一下子阻隔了所有時空的延續、交換、流動，再無任何可能回去行走原來那條街，收集過去的足跡。
當瘟疫變成一種日常，那間麵包店卻回到我的夢裡，顯得如此不真切，不像是這輩子發生過的事，不是如隔三秋，而是恍如隔世了。我已不相信自己曾經擁有那般金光閃閃的日子。夢中滑過時，好像在看串流平台上的韓劇，有種作戲的不真實，不屬於現實，更不屬於自己。
如果當時很快便覺悟，如此幸福不但有盡頭，不會再現，甚至連舊地重訪都不可能，當時的我會不會過得不同？我會不會一樣很快將之藏在回憶的深處，很少向別人提起？日子的盡頭是死亡，人類因為死亡的逼視，才會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住在東京時碰上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地震，隔日福島核電廠傳出災情，周圍空氣頓時顯得可疑，本來用以維繫生命、最自然不過的呼吸變成幾近自殺的行為，家中門窗緊閉，戶外不宜久留，出門一律長袖長褲，戴上口罩，速去速回，商家架上貨品一下子淨空，因為災情，補貨變得困難，礦泉水、衛生紙等民生用品限購每人一日一件，那時候的心情就是每天怎麼驅吉避兇地活著，如何取得可靠的水源、上哪裡買到必要的民生用品，但究竟要怎麼呼吸到新鮮空氣，避免與死亡正面衝突，內心其實一點把握也沒有，只能多方收集資訊，觀察周圍的其他人怎麼做，當時心裡默默猜想，可能所謂的戰時生活就是這樣子，物資吃緊，個體的命運與集體綁在一起，人只能想著如何維持吃喝等基本生命功能，努力保持心情平靜，無法做任何長遠的打算。
當自己屬於捲入重大歷史事件的無名大眾行列，特別會明白自己與一棵樹、小狗、石頭沒什麼差別，我們存在於宇宙的方式是一樣的——思於此，寫作這件事其實也難免顯得有氣無力。
就某個層面來說，此時全球爆發疫情也是大自然的反撲。人類在地球上建造了一個強大的物質帝國，肆意掠奪資源，強力架構起一套豐饒便利的生活方式，人類一代代出生，不僅要健康長壽，且拒絕老去，那些日常慾念無時無刻不在製造億萬頓的塑料、萬年不滅的核廢料，城市面積不斷擴充，無用產品被當作資本燃料不斷被製造出來、淘汰、變成無法回收的垃圾，污染整個地球生態，對生命的貪歡已是當代人類的至高生命原則。因為有死亡的逼視，才明白生命的有限，如何珍惜並善用生命，但，在新世紀，生命的盡頭卻成了慾望的藉口。人類花費多少資源在維持自己的青春肉體，只為了活下來，但活著是為了什麼，似乎已經無人追問。
全球疫情令我駐在台北，兒時的城。生活重點在維持基本生活功能這件事，吃飯、喝水、睡覺，小心呼吸，讓自己活著。我忖度，是不是斷髮出家也就這麼回事，斷了一切浮誇的念頭，所有超乎生命基本需求的企圖心都散去吧，讓原本就簡單的生活更簡單，明白自己形而下的限制之後重新尋找形而上的自由。回到了台北，回到自己的童年，又開始閱讀厚厚的章回小說，加上新科技時代的網路武俠小說，熬夜慢慢翻閱，任自己墮入另一個時空。我從小熟悉這樣的心境，如何從一副瘦弱無趣的軀體飛脫出去，體驗現實生活裡永遠不可能經歷的時空，都說人類的想像力其實是旅行的最佳方式，翻一頁書，人已全身黑色勁裝上了明朝宮殿的琉璃屋瓦，像名功力高強的俠客，往下窺視腹黑的宮廷政治，滑一次手機，又進入了豪門名族政治，愛恨情仇糾纏不清。瘟疫並不是新時代的發明，而是一種歷史的永恆回歸，就像做完李白大夢，終究回到童年的起點，靜靜過起古典的生活。
然而，時空就算會重疊、交換，平行或跳躍，回歸並不是回到真正的原點，時間畢竟是線性前進。居家隔離、全球邊界關閉，時間彷彿靜止，地球仍然繼續公轉，四季自然仍循序替換，只有人類社會被迫留在原地，所有想要延長生命的人類依然持續衰老中。生命終止之前，人，要做些什麼呢？除了享受優渥的物質條件，拼了命打肉毒桿菌、換掉失效的器官，活著，所以能過日子；一直過日子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
因為近乎僧侶的生活，生命的核心反而如黑色礦石顯露出來。整理自己的心緒時，東京街角麵包坊就突然夜裏來到夢中。活著不只是享受生命的美好事物，更應該是為了創造真心相信的價值吧，而生活之所以必需趨于簡單，也是為了集中所有的心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吧。若是明白了那是幸福的時刻，除了當下的珍惜，也應該學會怎麼去守護，縱使世上很多事情都不在個人能力範圍內。
台北這個童年的時空，使我憶起當初那份對未知的嚮往，不需要高科技、僅憑已身的幻想力，便打開宇宙無數個時空，那時候從文學認知的世界雖然看起來危險，詭譎而複雜，卻不標榜污穢，也不崇尚卑劣，仍有大是大非，追求真理的企圖、以及彰顯正義的決心還是可以寫到文章裡，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自己的心魔，因為活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找到衷心相信的事情才可以繼續。
原點，指的是心的純淨吧。
搬空了的公寓也可以說是宇宙開了另一扇門。世界終究會重新開機。
【#阿潑 島嶼無風帶 🇰🇷🇰🇵🇪🇸🇺🇸🇫🇷畢卡索的『韓戰禁忌』？】
#周末回顧：你有看過主圖這張畫嗎？這是大師畢卡索（Pablo Picasso）在1951年完成的《韓國大屠殺》。在冷戰時期，此作曾是南韓與西方自由世界「封殺」的「禁忌之作」。但在70年後的這個星期，這幅大師名作即將首次登陸韓半島、第一次在南韓首爾文化中心「藝術殿堂」公開出展——但《韓國大屠殺》與韓國本土的初次相會，卻也引發了許多幽微不堪的討論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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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屠殺》是畢卡索生涯的「三大反戰名畫」之一，目前藏於巴黎畢卡索美術館。儘管無論在藝術技巧與公眾知名度上，《韓國大屠殺》的評價都不比兩幅前作——《格爾尼卡》（1937年，西班牙內戰，法西斯空軍對巴斯克小鎮的地毯轟炸，現藏於馬德里索菲亞王后美術館）與《納骨堂》（1945年，二次大戰，涉指納粹發動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現藏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但就政治爭議而言，它卻是畢卡索戰後生涯的「問題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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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卡索的這幅作品，發表於1951年1月。由於半年前，韓戰才剛在朝鮮半島開打，短短6個月之內局勢就經歷了北韓入侵、漢城淪陷、仁川登陸、攻克平壤、中國參戰....等一系列戲劇化發展，因此畢卡索也將這幅畫命名為《韓國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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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畫中，一群男性的武裝士兵，身著中世紀的歐洲鎧甲與刀劍，高舉著科技槍砲，瞄準著一旁赤身裸體的絕望婦孺——這幅「處決畫面」的構圖，也被認為是畢卡索對兩幅戰爭名畫，西班牙巨星哥雅（Francisco Goya《1808年5月3日》）與法國印象派大師馬奈（Édouard Manet，《處決馬西米連諾皇帝》）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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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師的命名與作品續敘述，卻讓眾人感到極度困惑與困擾，因為與《格爾尼卡》的狀態不同，除了強調「反戰爭」之外，畢卡索並沒有進一步解釋這幅畫的意志背景。誰是殺人者？誰是被殺者？主動被動的腳色模糊，放在當代仍在廝殺進行式的「即時戰爭」背景中，也成為各自表述的東西大亂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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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或者說「過去的南韓」如此解釋——畢卡索在《韓國大屠殺》裡的批評對象，應是美國與南韓的「自由盟軍」。因為在韓戰初期，南韓軍隊與美軍確實曾爆發多次爭議的平民屠殺慘案，像是南韓軍隊以清共為名殺死恐達20萬人的「保導聯盟虐殺事件」與「12月大屠殺」；或者是美軍部隊因無法辨識敵我，而無差別射殺南逃難民的「老斤里良民虐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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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因為西班牙內戰緣故同情國際左翼的畢卡索，在1940年代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儘管身邊親友總私下認為畢卡索對於共產黨的支持，是情緒大過於理性（畢竟在西班牙內戰中，蘇聯是對抗佛朗哥軍團出力最大也實際馳援的國家），他本不理解、也沒有意願理解馬列主義——但畢卡索對於共產黨、蘇聯的支持，在藝壇中仍頗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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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業界也傳出了許多謠言，懷疑這幅「韓戰作品」，是法共私下邀畫畢卡索的「政治業配」。而冷戰中的美國與南韓，也因此大力抨擊這幅「赤匪文宣」，封殺這幅畫作的展示與曝光討論——甚至直到70年後的今天，南韓方的策展單位，在展覽開始前還不斷接到抗議電話，痛罵主辦方：「展出這種共匪宣傳的汙名之作，是不是敵我不分！你們還算是韓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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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韓國大屠殺》這幅作品，除了作者親下的「畫作標題」外，圖像之中並沒有很明確的韓國暗示。畫作當中，殺人的行刑軍隊，身著歐式鎧甲與未來兵器；被殺的裸體婦孺與綠色山河，也幾乎沒有東方特色與韓文化符號（畢卡索也不曾造訪韓半島，或展露出任何興趣）——正也因此，這幅畫當時也廣受法國共產黨的主力批鬥，譴責畢卡索的作品：「迴避了真相的控訴...沒有正面凸顯出『西方侵略』暴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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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左右兩派的種種不待見，畢卡索本人倒是不以為然，他不特別宣傳這幅作品，也不特別解釋他的創作理念，只曾在輕描淡寫的表示：「《韓戰大屠殺》並無意指控誰、或在任何一方選邊站...如果說我的作品有立場，那即是絕對的反戰，我為人類宣傳、我只站在人類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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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時過境遷，儘管南北韓於法律上仍持續處於「戰爭狀態」。但在本次的畢卡索首爾大展中，大部分的韓國媒體與民眾，卻仍對「大師真跡」的來訪感到興致昂然，而對於《韓國大屠殺》這一爭議作品首度在韓國出展，更多也有種「我們的苦難歷史，曾是被大師筆觸所紀錄與看見」的微妙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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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戰爭中誰雙手沾滿了鮮血？誰掩蓋了記憶？誰算是好人？或誰不是壞人？歷史的許多ＡＢ面卻也留下了許多刻意被遺忘的記憶——這正也是本篇回顧文章中，當時所提到的討論與反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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