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大門 1959 vs 2019
上圖由中央社記者李壽康攝於1959年11月1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臺灣榮民總醫院開幕典禮」在該院中央大樓大門前廣場舉行,由副總統陳誠主持,應邀觀禮者包括三軍首長、醫界人士,及外賓共計四百餘人。(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謝謝我的表弟王建文特地幫我在榮總開幕整整60年後的2019年11月1日,於同地拍攝下圖。而上圖中的中央大樓也早在30多年進行改建工程,蛻變為目前的中正樓(1989年10月落成)。
1956年6月6日,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籌劃興建的臺灣榮民總醫院,於陽明山管理局北投鎮(今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舉行破土奠基典禮;當時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親臨主持,有中外來賓數十人參加,包括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安全分署長卜蘭德、美軍顧問團長史邁斯等人均在場觀禮。
1958年7月1日,耗資美金160萬元(當時折合新台幣8400萬元),費時兩年興建的臺灣榮民總醫院竣工落成。
1959年3月,臺灣榮民總醫院開始門、急診作業。
1959年11月1日,全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臺灣榮民總醫院」的臺灣榮民總醫院正式開幕,總收容量為610個病床。開幕典禮於當天上午10時在石牌該院門前廣場舉行,由當時的副總統陳誠主持,三軍首長、醫學界人士、該院員工及外賓四百餘人觀禮。陳副總統及美國大使館代辦葉格先行致詞,然後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會主委蔣經國陪同陳副總統參觀該院設備與環境。首任院長為盧致德。
1963年5月22日,院名改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榮民總醫院」(略去原名裡的臺灣二字),簡稱榮民總醫院。
1966年9月27日,院名隨著退撫會更名而改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總醫院」。
1969年,除榮民、公保外 ,台北榮總也開放勞保、一般民眾就醫,且於同年興建樓高12層的中正大樓(這棟中正樓在新的中正樓於1989年完工後,更名為思源樓),當時病床增至900床 , 每日門診達1500人次。
1971年,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指示榮民總醫院與國防醫學院共同成立陽明醫學院(今國立陽明大學)以培養醫療人才。
1977年,第二門診大樓完工啟用 ,原樓高6層的建築物於1983年因門診人次增多而加蓋7、8樓。
1979年8月,行政院核定以10月31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為「榮民節」,目的在使國軍退除役官兵永懷蔣公德澤,益勵忠貞、團結奮鬥、報效國家。
為了落實政府照顧榮民之宗旨,臺灣榮民總醫院於臺灣中南部地區先後籌建臺中、高雄兩分院,以支援輔導會所屬12所榮民醫院的醫療作業。
1982年10月31日,臺北榮民總醫院臺中分院正式開幕。
1984至1988年為更新計劃第二期,拆除中央大樓 ,改建成綜合醫療大樓「中正樓」,採國際標準的現代醫院設施,興建動力中心及附屬工程。
1985年5月,位於中正樓後方樓高10層的綜合大樓完工 ,定名為「長青樓」,依其名收住退役將官及一般暨癌症病患,並設有復健治療室。
1988年7月1日,臺灣榮民總醫院臺中分院獨立為臺中榮民總醫院,位於臺北的榮民總醫院同時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簡稱臺北榮民總醫院。
1989年10月,新中正大樓落成。中正樓為臺北榮民總醫院最重要的建築物 ,也是天母、北投地區的地標,耗資新臺幣75億8千萬元,為地上24層、地下3層之 SRC 構造 ,頂樓設直升機停機坪,以備緊急救護之需。
中正樓的病房設計具人性化 ,所有病人使用的空間均有大型觀景窗,而且早在國內環保意識還不普遍的年代,中正樓的廁所就以節能減碳為主要設計,全部廁所都有對外窗能接收自然光線,避免廁所因為通風不良 、日照不足而有霉味 ,也因為這個構想 ,讓中正樓外觀不同於國內其他醫學中 心 ,看起來比較活潑有變化 ,且能符合現代醫療需求 ,並由原來的1816床擴充到目前的將近3000床。雖然病床數不斷增加 ,但對病人的照護並沒有因病床的增加而壓縮病人的使用空間 ,這要完全歸功於當初堅守尊重人性的設計。
1990年10月31日,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雄分院正式開幕。
1993年7月1日,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雄分院獨立為高雄榮民總醫院。
1997年元月,臺北榮民總醫院建置國內最早之榮陽數位化醫學圖書館,提供榮總、陽明同仁豐富、新穎之醫學電子書、電子期刊等數位化醫學資源。
1998年7月,在臺北市臥龍街設立「大我新舍門診部」輪派醫師駐診,提供該地區四千餘高齡單身榮民便利優質的醫療服務。
2000年及2001年,先後承辦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及署立宜蘭醫院開公立醫院委託經營之先河,使當地居民也可以獲得與國家醫學中心同等級的醫療服務。
2002年6月,與財團法人中心診所醫院醫療技術合作,嘉惠臺北市東區居民。
2013年11月,隨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調整,「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正式更名為「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榮總在成立之初,床位有610張,醫療服務對象僅限於在台退除役官兵,後來逐年開放及於榮眷、公、勞、農、漁保及一般民眾。並逐次興建一、二、三門診大樓,門診人數由最初每日200餘人次,增至目前每日約8000餘人次;因應門診量的增加,陸續擴增床位,目前擁有2932張(統計於2019年1月)。
目前臺北榮總的主要建築有中正樓、思源樓、長青樓、第一、二、三、湖畔門診大樓、致德樓、神經再生中心、身障中心、動力中心、科技大樓、護理館等;土地面積為30.36公頃,總樓地板面積為54萬5203.83平方公尺。
臺北榮總現有員工6443名(醫師1256名、護理人員3010名,醫事人員932名、技術人員305名、行政人員664名、技工工友276名,統計於2019年5月),組成堅強的醫療團隊,配備先進的醫療設備,精確地為病患診治各種疾病。
在歷任院長及同仁辛勤耕耘之下,臺北榮民總醫院被列為國家級醫學中心,肩負病患醫療服務、醫事人才培訓及醫學研究發展三大任務,配合國家醫療政策,善盡政府照顧人民健康之責任。
1963年,由美國實業家柯柏先生在捐贈該院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正式啟用,是為國內最早成立醫學研究部門的醫院;在基礎與臨床並重的前題下,培育醫學研究人才,研發出多項領先國內的研究成果。
為能將研究成果產業化,利及民生,臺北榮民總醫院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已見成果;興建之醫學科技大樓,是結合基礎、臨床、資訊科技與實驗動物中心等尖端設施並符合安全環保標準之科技、人文並重的智慧型多功能研究空間,完成後將是國內第一棟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的臨床研究病房,符合優良實驗操作規範(GLP)及合於生物安全等級2-3級的研究設施(BL2-BL3),及符合國際標準之動物照顧等設施的醫學研究大樓。
為縮短診療時空差距、提昇偏遠地區醫療服務品質、加強醫療教學與群體醫療服務,臺北榮民總醫院自1996年起,運用遠距電訊傳訊數位網路系統,提供國軍金門醫院、金門縣立醫院及宜蘭縣醫療院所遠距會診、遠距教學、遠距會議及遠距病例研討等遠距醫療支援,建立醫療資源共享,一年平均4百餘件,使當地居民健康得到保障。
近年來,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力於神經修復及再生、人腦科學及認知功能研究、功能性腦神經造影、腦神經資訊、幹細胞研究、基因工程、生殖科技、臍帶血移植、生物影像整合、心電生理、電子病歷等先端醫療科技之研發,俱有重大的成果。
臺北榮民總醫院各科均訂有臨床處置作業規範、標準作業流程、稽核制度及各種品管會,以確保醫療品質。為了提昇服務效能,該院開發自動語音辨識預約掛號系統、全國藥品資料查詢辨識系統、雙語藥袋、病患醫療資訊系統、更新手術同意書;開辦夜間門診、啟用開放式單一窗口多功能櫃台、設立安寧病房、定期舉辦社區衛教服務;成立各種品質管制委員會,負責監督醫療品質;推動建立臨床路徑,保障醫療品質及病患權益;舉辦策略發展共識研究會、醫療品質及醫院管理訓練課程、成立品質改善行動小組,定期舉辦病患問卷調查等措施;設立財團法人惠眾醫療基金會幫助艱苦病患,組織龐大志工團隊散佈全院各區為病患服務。
60年來,臺北榮民總醫院孜孜不懈,秉持「以客為尊」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理念,致力於醫療技術創新、服務品質提昇,提供患者身、心、靈全方位的醫療照護、便利的就醫環境及人性化的服務;以「視病猶親、追求卓越」之服務理念,遂行醫療服務、教學訓練、醫學研究三大任務的發展與成長;以「品質」、「效能」為核心競爭力,謀求人類的健康與福址。
縣立醫院門診表 在 陳信諭 醫師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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