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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國家有義務讓人人有房住嗎
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曾經有個一般性意見指出，公政公約的締約國的核心義務是實踐公約上的權利，至少要符合「最低限度基本生活水準的門檻」。
如果人民的基本住房被剝奪，導致無法滿足基本生活水準的門檻，國家這時候就違反了一般性意見定義的「核心義務」。
而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 Miloon Kothari 曾經來台審查人權現況時也指出，「即使是公有土地上的舊有違建居民，居住權也應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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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近年來有許多不當迫遷的事件發生，在這之中，當事人有哪些權利？而政府在這之中，是否有盡到公政公約的要求？
5/8（也就是明天）14:00 我們在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多元博物館講堂」，從不當迫遷問題，討論空間政治與適足居住權的問題。
活動免費，現在報名：https://bit.ly/3vC46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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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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