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位台獨意識前輩的辭世】Kay(相片主角)是京都帝大醫學博士的呂阿昌醫師(1893-1955,照片中雕像)的六女(共十子女)。呂阿昌母親是平埔族,父親是位白手起家的香鋪商,呂阿昌哥哥年輕時就得傳染病過逝,被日本政府強迫於後院火葬,此震憾的見證,造成了他決心從醫。弟弟名呂阿墉,娶了某位台灣總督的女兒(?),一生在日本司法界發展。呂阿昌妻子是廈門人吳真真,她是霧峰林家林朝棟長女的孩子,也是十二歲即中秀才吳蔭魂的女兒,會台英華三語,也彈一手好鋼琴,可惜一生不會日文。但這不妨礙kay的母語之一是日文,因為她的爸爸、哥哥、姐姐全都是以日語作為日常語言。
吳真真與林雙隨友好,這對表姐妹是林朝棟的孫子,林雙隨後來嫁給了杜聰明,使得日本時代台裔日人兩位最知名的醫學博士成了親家(雖然牽得有點遠),而林雙隨的獨生女杜淑純後來嫁給了林衡道,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因此成了親家(但我相信兩個林家還有很多親家關係)。
因為兩位表姐妹的交情甚深,所以林衡道這位廈門人坐飛機來台相親時,就是在呂阿昌醫師家與杜淑純第一次碰面,kay說那次相親其實很不順利,因為林衡道後來站起來時,整個沙發被提起來:他太胖了。
坊間一說,台裔日人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的孩子林宗義,才是杜淑純所愛,但媽媽林雙隨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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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的姐姐們是當年台裔日人(戰後變成本省人)最受矚目的相親對象,包括李登輝與彭明敏都有媒人來詢問過。大姐嫁給了一位醫學博士,是政治人物張豐緒的哥哥,他們的醫生爸爸後來當過屏東縣長。大姐婚前有位畫家一直來呂宅前「站崗」,這位畫家後來很有名,但kay不肯說出這位失敗者的姓名。二姐嫁給另一位台裔日人醫學博士賴尚和的醫生姪子,賴尚和在戰後當上樂生療養院的院長。
身為本省人圈的名媛,這些女兒們除了要學鋼琴,十八歲後還要去「Très Bien」(法語:太好了)洋裁研究會,學習最新的流行知識與裁縫技巧。「Très Bien」(台北市本鄉町3-204)是當年同業裏最優異的補習班,主持人是從美國學設計回來的酒井小銀。
日本在二戰中戰敗,「Très Bien」關門(後又重開,詳見留言問答),kay因此只能從姐姐那邊間接學到酒井小銀的設計觀念與技術,這項能力讓她受用一輩子,特別是剛抵巴黎、語言不通時,她就是靠此手藝維生。kay的穿著經常是周圍朋友裏最有品味的,即使是混在孫輩台灣人之間,她經常還是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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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詢問過戰後國民黨政府要來台了,所謂的本省精英不是都去歡迎嗎?她表示這說法不可信,如他們家就是在擔憂啊。因為太太娘家在中國官場的關係,其實呂阿昌原本被指定去「接收」日人的醫院,呂家可望一夜致富,但耿直的呂醫師拒絕了這個肥缺,他特意與這個政府保持距離。
呂阿昌醫生館現在變成萬華剝皮寮博物館一部份,剝皮寮對面有間銀行,那裏原本也是呂阿昌的物業,大約國中的kay,就是在那裏的窗戶往外一瞧,目擊了二二八的殺人現場。
「站住。」阿兵哥喝住一位鄰人,儘管那人隨即站住,但阿兵哥還是不客氣地開了槍,無辜的人倒地後,成為停在窗外好幾日的屍體,阿兵哥還持槍盤據街道,沒人敢靠近。
相對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長彭清靠因二二八而被拘禁,台北市醫師公會會長呂阿昌則無風無雨。但1955年,呂醫師在屏東部落一場考查裏,因中暑而早逝。這代表還未嫁的女兒們,不會再有仕紳階級來提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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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唸完大學的語言專業後,陸續在外交部及石門水庫美國工程師辦公室工作過,她說在外交部考試的筆試成績很好,但到了口試那關就被淘沃掉,因為口試官問她:「妳府上哪裏?」她答「台北」,對方不可置信地說:「我不是問妳家地址,我是問在中國哪一省?」
但後來她還是進了外交部,因為現有的人能力實在不如她。可惜,不管是在外交部及石門水庫,她都飽受省籍歧視之苦。「沒有人願意離開家這麼遠…」她去年還很遺憾地這麼說。
1960年代未,在台灣稍學法語,就坐船到巴黎。後來註冊法國高等社科院(EHESS)的前身,那時法國學界對於東方語言多語人才求才若渴,她碩士一畢業就留校在圖書館工作,不久就取得國籍。之後妹妹也想來法國,她就把位置「交接」給妹妹,自己跑到德國一東方博物館工作,學好德語並且又拿到德國國籍,中間還交換到日本做了一年研究,再回來定居忘不了的巴黎。
太陽花運動期間,巴黎也在Trocadéro廣場辦了一場聲援活動,kay就在大家面前表演用法、德、日、台、華、英六語為台灣發聲的演說,令在場的學子莫不驚奇。她所熟練的語言數已是她媽媽的一倍了。不知中華民國外交部誰有這樣繽紛的語言能力?若有一個國家肯公平地對待她,她的人生會不一樣。
盧修一的博論是寫日本時代的台共,但盧不識日文,那些日文文獻其實是好友kay幫他辨讀的。kay也是我與一群朋友的義務日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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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德國回巴黎後,先在一日本研究中心工作,後以開茶館與開紀念品店累積一筆小財富。在蒙馬特的一角落(18 rue Berthe)租下一個棄用倉庫,將之變成人來人往的紀念品店。這位多才多藝的巴黎女士還自己設計紀念T-shirt、自己設絹印工作室印製,我家還保有二件或許是九○年代未賣光的存貨。很多台灣留學生,都曾在這裏賺到支撐苦讀的生活費。
她的茶館設在Odéon附近,她細數過光顧過的名人,但我對那個年代的法國影視文化了解太少,聽了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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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留法圈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至少有張維嘉、邱啟彬、陳嘉哲、許隆雄、鄭欣、陳錦芳、候錦郎、翁正山、黃昭夫、張宗鼎、謝里法,提報黑名單的是國民黨的滕永康,他爸爸是國民黨情報兼恐怖組織藍衣社的書記滕傑。滕永康曾經想註冊過EHESS,結果被大家聯手私下搞掉,這內情可能他本人至今仍不知;1973年,黃昭夫還曾拿刀刺過滕永康,造成滕永康一輩子聽到台語或台灣國語就會緊張起來。黃昭夫在法國坐牢的那幾年,都是靠kay這些朋友輪流去探監撐過來。
可能是身為女性,kay不在正式的黑名單中,但她仍因為當過同鄉會會長,回台都會被監視,收留她的人也會被約談。事實上,一直到過逝,她都認為自己還得提防國民黨情治勢力的魔手,她心情從沒有放鬆過。
包括彭明敏,許多綠營老一輩的政治人物到巴黎,都是住kay那裏。
她就是那種所謂的「老獨派」,因為與她親近,我也變成跨齡的「老獨派」,看到一些年輕人無視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動不動就自詡為「不是老獨派的那種進步獨派」,就會自動感到厭煩,不幸的是,這種厭煩好像在太陽花之後突然頻繁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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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孩,付完船票剩下沒多少錢,還是篤定要離開鬼島,到一個完全不識一人的國度,這是需要很「pa-kiat」的。kay的個性當然有其硬漢的一面,她把這個力道用在她對台獨運動的投入、對做生意的敢,但把溫柔與優雅拿來與我們這些朋友相處,以及一輩子把小妹當小妹妹對待。
去年十二月上旬,已重病的她說她不能死,她說她努力一輩子了,要看到台灣(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的那一日才甘心;今年二二八當日與她最後一次碰面,她一直用法語說「我不能死!」我想她是一直記得這個心願;其實,她當時已經意識不太清楚了,我說的話她都重覆一些,無法正常表達自己的意思;不過,當我說到「今天中正紀念堂被鄭麗君給關起來」,她複誦「關起來」時,雙眼突然睜大並且流露光芒。
浩大的國族打造工程,不會是完成於一代人的努力,而是要代代累積的。kay,請放心地走,你的遺憾我們會接棒的。
給十九歲的我英華 在 李臻 Oscar Lee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今天的《信報》專欄
《在一孩新世代脫穎而出》
「⋯⋯如果一個社會的一整代人,甚至往後的幾代人,絕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而這群父母心目中的「金笸籮」、小霸王和「慈菇椗」,一起湧進社會每個角落,這些獨生子女的問題,就很可能變成整個社會的問題。「一孩世代」相互影響下,更可能產生惡性循環,令人擔憂⋯⋯」
在一孩新世代脫穎而出
作者:李 臻(Oscar Lee)
2015年6月23日刊於《信報》
二戰後有嬰兒潮(Baby Boom),後來又出現了X世代和Y世代,到近年用來形容十多二十歲年輕人的,已變成了Z世代。下個世紀不知會否又由A開始排?每一個世代的特徵,以及這世代對社會、人口結構、經濟、和流行文化等影響,都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課題,亦影響着各國政府的人口及其他政策。
而和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互動性最大的,不僅是被標籤了的「80後」、「90後」、和「00後」,還有中國內地在「一孩政策」下成長的新世代。中國在80年代開始,推行一孩政策,以計劃生育來控制人口增長。多於一名孩子的家庭,可能會被罰款、強制避孕、甚至被強迫墮胎。雖然一孩政策不斷惹來人權爭議,但無可否認在數字上它達到了政策的目標。一孩政策下的中國平均出生率,由1971的5.44,大幅下降至1998年的1.84。直至2012年, 估計一孩政策已令中國少了4億嬰兒。
人口控制了下來,卻衍生出其他的社會問題。除了性別失衡和加劇人口老化問題外,一孩政策開始後出生的「金笸籮」,到現時已超過1億人,很多都已長大成人,開始掌控社會的各個階層,有些亦已結婚和組織他們自己的一孩家庭,「一孩世代」(One-Child Generation)在中國的影響力亦以幾何級數地增加。
背負兩代人的期望
旅英華裔作家薛欣然最近出版了探討中國「一孩世代」的新書,Buy Me the Sky: The Remarkable Truth of China's One-Child Generations。身為獨生子的我,立時被議題吸引。本身是一子之母的薛欣然,在書本開首時寫道:「一個孤獨的時代造就了一代孤獨的人,他們在擁有的海洋中孤獨地守着自我。」
獨生子女的特點,是他們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家中兩代人的資源都集中在他們身上。在父母和祖父母的能力範圍內,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最好的東西。不過他們同時也背負着兩代人的期望和加重了幾倍的包袱,所受的壓力也不輕。獨生子女一方面在充足的照顧和資源下,傾向缺乏責任感和缺乏解決困難及社交的技能;他們傾向自我中心,但同時又很難建立自我形象;他們大多被溺愛,卻又缺乏愛與被愛的能力,亦少了點同理心。
當然每名獨生子女有自己的故事,亦有自己的性格,很難一概而論,薛欣然卻通過九個個案和一班學生,以及本身的遭遇見聞,嘗試向讀者呈現一幅「一孩世代」的圖畫。有青年在沒有父母幫助下不懂得執拾自己的行李,是其中一個典型;而「把天空買下來給我」就是獨生寶寶的金句。
成為整個社會的問題
薛欣然也說了一個頗嚇人的發現,她在發掘這群獨生子女的故事時,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說他們不想要孩子,因為他們不想幾代人對自己的專注和溺愛,轉移至自己的下一代。有獨生子女知道母親準備生第二胎時,激動得要生要死,也不是沒有聽聞。
試想,如果第一代的「一孩世代」已是受盡呵護,出生在更加富庶環境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孩世代」,那寵愛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獨生子的特徵亦只會更加突出。在獨生子女只是少數人的社會,這些特質和缺點,會被其他人淡化, 獨生子女也會在碰釘後改善自己,慢慢成長。不過,如果一個社會的一整代人,甚至往後的幾代人,絕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而這群父母心目中的「金笸籮」、小霸王和「慈菇椗」,一起湧進社會每個角落,這些獨生子女的問題,就很可能變成整個社會的問題。「一孩世代」相互影響下,更可能產生惡性循環,令人擔憂。
放手讓他們面對失敗
就算是現今香港,基於種種原因,也愈來愈多一孩家庭。香港婦女的平均實際子女數目,由2002年的1.6名,降至2007年1.49名,再跌至2012年的1.24名。「一孩家庭」在2012年比率達到37.5%,更首次超越「兩孩家庭」(32%)。我們這一代人的孩子,無論是否獨生子女,也將無可避免和香港及內地的「一孩世代」互動,互相競爭、也互相合作。
作為父親,我會思考如何讓女兒在這樣的一個世代脫穎而出,加強競爭力,或起碼活得快樂一些。薛欣然的新書只是提出了很多觀察和問題,卻沒有太多的答案。不過我想,在這個愈來愈自中心的社會,強化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他們的社交技巧和同理心,似乎是不二的法們。要做到這幾點,父母必定要放手,讓他們間中面對失敗和跌倒。還要記着,愛不等於溺愛,過分的溺愛,反而會讓孩子不懂得去愛。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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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 #HKUSTMBAAA
給十九歲的我英華 在 給十九歲的我To My Nineteen-Year-Old Self - Facebook 的必吃
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將於2月6日起,暫停公映。 ... 「《給十九歲的我》表面上是講英華女校重建校舍和幾個女生的故事,但是我覺得它其實涵蓋很多重要的命題,包括 ... ... <看更多>
給十九歲的我英華 在 [新聞] 給十九歲的我︱兩主角表態反對公映阿聆萬字文批無尊重學 的必吃
新聞網址:https://bit.ly/3HVsGGy
歷時十年製作、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公映以來受社會熱議,電影紀錄了英華女學校
六位學生的真實成長過程。不過,片中兩位主角向傳媒表示,曾向校方表達反對電影公映
,惟校方未有好好處理,批評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
其中主角之一的阿聆,親筆撰寫萬字文,指她「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
公開放映」、「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
交涉,但校方說法朝令夕改,由以學生意願出發,到只用法律角度去解釋所有問題。
阿聆又指,對於學校選擇和拍攝團隊同一陣線,只以法律角度出發處理而感到詫異,認為
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向《明報周刊》表示,與其他數位於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版本出現才的同學
,是在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半年至數月前才首次接到通知校方和導演有把電影公映的
打算、校方截至上述時間亦從沒表達紀錄片會用作公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她就此曾不少次間接透過校方,及直接跟導演反映希
望得知剪輯內容,故事大綱等。但當時「導演以每個人都要求刪這段刪那段的話紀錄片便
剪不成的理由拒絕」。
各主角不知情下已送電檢
信中指出,校方通知她電影有公開放映的可能以及2021年12月校內首映前,校方和團隊從
來沒有給予她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並在沒有知會各主角的情況下把最終剪接(final
cut)片段送往電檢,校內首映時方第一次看這齣電影。
阿聆認為,校方代表得悉她和另一位拍攝對象首次看到電影成品後有情緒不穩的狀況,表
示沒有意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又為引述當時校方當時回覆的錄音:「千萬不要覺得我們
是刻意bypass(忽略)你,因為沒有可能的,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同意)。
」但她質疑:「為何校方在校內首映前不debrief(詢問)我們並確保得到各人同意後才
放映?」
她又提及,校內首映之後,她曾向校方表達不願意及認為沒有要讓電影公開放映的責任,
「多年來的配合都是因為我從不知道電影有公開放映的打算,甚至我在校內宣傳活動時拍
的訪談片段時我亦沒有看過電影,我是從張導演口中知道電影大概會是這樣,希望我可以
幫忙宣傳給校友。」
心理醫生指不宜公映 影響阿聆情緒
她指,觀看電影前沒有很強硬的反抗公開放映,是因為校方代表及導演以此片能對他人有
正面影響等原因循循善誘,亦認為應該先觀看電影才能評估能否接受讓校外的人觀看我的
片段,但她觀看後已感不妥:「而首次觀看《給》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給
》公開放映,這個想法亦有充分地反映在我的情緒上我需要並有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
理醫生求助。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我的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
12歲時父母簽署的通告 成上映法律理據
阿聆表示,校方期間亦有與其他拍攝對象交涉,草擬了一份「同意書(consent )form」
,簽了就等親自授權校方進行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她直
至現在亦沒有簽署此文件,而其他五位主角已簽署。但她指,這一份consent form在半年
後便被校方,「導演和監製以一份我父母於2012年簽署的『通告』徹底推翻。」
阿聆指,參展電影節後是需要有公映場次,導演和校方代表向她游說時,曾強調只是一兩
場的場次,「沒有人會看的,叫我不要介意」。校方、導演和監製在參展電影節游說不果
後,第一次把「通告」的正本呈現於她眼前,「原來我多年來以為是一份簡單通告,竟然
是有如此詳盡細則的同意書。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我仍要繼
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即使我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我在成年後仍有繼續參與拍攝
的行為是給了『silent consent』,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她認為校方及導演選擇在這時
間點才解開此誤會的處理,對她很不公平。
她坦言,在沒有心理準備底下看到有關宣傳,對情緒控制或多或少有影響,當初曾向校方
提出要刊登宣傳物料前想事先得知,但學校在完全知情的情況底下選擇不作出通知。
信中指,她在最後一次與校方及張導演的會面中,校方及導演指出因為導演已與發行商簽
署合約,即使她反對他們亦無力改變任何事情,無論她準備好與否,公映都會如期進行,
校方會提供心理醫生對她的情緒作支援,亦願意在正式宣傳片,給傳媒提供的照片等等公
開宣傳電影的場合把有關她名字和照片都抽走。
她又提及,在拍攝期間亦想過退出,「但最後沒有的原因是,在我眼中,我感覺到攝製隊
對我們躲避拍攝的不滿,而大人們在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前展露出不滿的一面其實對於女
孩來說是很具阻嚇性的。這亦是我一直以來不太敢直言對攝製組不滿的原因。」
阿聆又指,導演張婉婷及後翻查很多影片片段,找到了一條證據說明她中五的時候已清楚
知道電影會公映。「片段中的內容大概是導演說找到了發行商播放電影,另一位同學大哭
,我安慰她說觀眾都是看一次便會忘記,希望她能看開點。」
「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指,本以為他們心裡其實清楚他們做的選擇之沉重,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事宜。但
看到鋪天蓋地式的個人專訪,有關他們教育理念的報道,「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
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最後表示,很可惜的是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與其在
電影中所呈現的影像可說是相映成趣。
阿佘:曾反對公映 電影揭起過去所有傷感引起情緒起伏
片中阿佘另一主角亦接受《明報周刊》表示,不滿並無看過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
版本,提及「這些雖然是我的生活,始終不是你透過把口訪問我的經歷,而是將別人也拍
進去,我覺得不是太好。」她又提及影片中偷拍她吸煙的鏡頭,有點不太好,「你想拍我
吸煙,有好多機會拍,不需要這樣偷偷地在對面街zoom-in來影我」。
阿佘指,電影之中形容中三、中四時拒絕拍攝是因為踏入「反叛期」是一種怪責,用一個
藉口夾硬說我們反叛才不想拍攝,又以電影描述阿聆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為例,認為戲中有
些旁白是導演多嘴,加多了她的主觀想法。
本身患有抑鬱症的阿佘坦言,因電影引起其情緒起伏,而電影提及她的戀愛和家人關係,
揭開她過去所有的傷感:「點解你想拍一套戲,一開頭會覺得,好似將你的快樂建築在我
的痛苦上面,為了拍到好的戲出來這樣,但是最後,我覺得,其實可能我睇化了,其實這
些講到大眾都要睇(的電影),都係睇你自己怎睇你自己,所以最後消化完之後就好些。
」
她又認為,導演拍攝時稱自己「樹窿」只是她一廂情願,至於張婉婷提及一蚊都無收、幫
她們拍了好久,「個人覺得有少少(情緒)勒索」、「好似(如果)我們不讓它出街,就
會浪費了一番心思」。
其實阿聆即使沒有簽那份文件,這部戲終於還是上映了,如我當初估計一樣,所以最後我
做過一大輪掙扎之後,跟那些大人雞同鴨講完,我便認為算了,我簽吧,純粹是改變不到
別人就唯有改變自己,抱這樣的一個態度。《給十九歲的我》主角之一阿佘
報道刊出後,英華女學校現任校長關翰章向傳媒表示,對於主角有表達不滿感覺「有點愕
然、有點奇怪」,又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間,校方要
平衡多人及很多方面。關翰章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
間,諾詢過校董會和法律意見,亦聯絡過專業輔導人士。
前校長李石玉如則指,最近才聽到有關拍攝手法或不尊重的投訴,除了考慮保護學生,亦
要考慮守信用、守承諾,「所以很大掙扎」,倘有同學不願意可早點提出,並如其他同學
般退出,但可惜「錯過了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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