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精神科 去機構化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生病之後來到這裡，20 多年來，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想家，但是老闆對我很好，以前還沒賺到錢買腳踏車的時候，他開車來載我上下班。工作不但可以賺錢，更重要的是，終於有事情可以做。
　
在這裡，我是個有用的人，終於不再是別人的負擔。」
　
這週一早上，我們起了大早，搭上太魯閣列車，來到位於花蓮的玉里榮民總醫院。從前，這裡被稱為「精神疾病病人的最後一站」。
　
院長告訴我們，許多病友在西部治療困難、家庭功能耗盡，輾轉來到玉里後，一住就是十幾二十年，甚至還有人說，這裡是「直的進來，橫著出去」。
　
玉里榮院的精神醫療團隊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況，從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到同儕過來人，每個領域的人，都努力地在醫院與社區之間建立連結。
　
從急／慢性病房、護理之家、日間照護、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到社區家園等，希望盡可能讓不同需求的病友，分流到適合、支持他們的地方。
　
「希望這裡不再是人生的終點，而可以是人生另一個起點。」
　
在玉里榮院精神醫療團隊的指引下，我們到社區一間經營超過一甲子的羊羹廠商。羊羹廠商的老闆，聘僱精障者已經超過 30 年，而玉里鎮上，已經有超過 70 幾個像羊羹店老闆這樣的友善職場，提供病友在玉里鎮上的職場工作。
　
玉里榮院也提供病友工作訓練，希望讓他們能重拾生活技能。如今，已有許多人可以每天自己騎車、步行到鎮上工作，下班再回到院裡，逐漸恢復穩定的生活。
　
感動的是，院內的精神醫療團隊，他們在平日繁重的工作之外，更投入社區家園的建立，透過同儕支持的力量，讓社區家園中的病友們成為家人，在生活中形成互助關係，也更是充滿力量的支持。
　
這樣的互助網絡，也存在病友與玉里鎮民的生活之間。許多正值中壯年的病友，協助鎮上的長者就醫、送餐，工作訓練的老師告訴他們，送餐時如果發現上一餐沒吃或剩很多，記得要看一下老人家的狀況，如果覺得有異狀，就要趕緊跟老師聯絡。也因為這樣的互助網絡，讓醫護人員能夠及時地救治鎮上的長者。
　
在玉里，我們看到社區對病友的需要，更看到病友與鎮民，發展出一種良好的互助模式。
　
台灣的精神衛生，在醫療與社區照顧，有許多未受中央政策支持的地方。在 CRPD 的相關原則與去機構化的潮流下，無論是醫院、社區到精障者的家庭，都未能受到國家在預算與人力上的重視。從精神醫療在健保架構下的困局、社區發生危機時的處理團隊、照顧者的喘息服務、精障者的同儕支持，到主動式的社區處遇，我們都曾在上個會期提出質詢與建議。
　
我們懇切期望，中央面對這些政策建議的時候，可以不再只是空泛地以「會讓社會安全網織得更密」作為回應。

希望能協助他們回歸社會，成為一個有助於社會的人，避免一步步走向墜落，發生下一個悲劇，如我們。
　
接下來，我也將休會將期間的所見、第一線人員的經驗整理起來，針對精神醫療、社區照顧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修法與政策上的敦促。

【3Q給台灣的提案20：心理健康】

小燈泡案，台南玉井縱火案......每當這些案件發生，精神病患是否影響社會安全？如何進行精神病患犯罪者的處遇？又會引起討論。這裡，我不討論個案，而是要討論台灣精神醫療的整體問題，簡單的說，太少的人、太少的經費、承擔了太大的責任。


#精神醫療與社會安全網

　
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但我要強調，作為立法者，我們要促進的是整體制度的完備，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病患若能提早得到妥善治療，而不是等到犯案再處理，其暴力風險與社會成本，反而可有效降低。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另外，對於收容高風險「病犯」的高度特化「病監」，也尚未完備。 而在監護處分之外，精神醫療體系必須負擔大量家性暴、藥酒癮濫用治療的案量，讓醫療體系在資源不足之下，需要負擔越來越多社會責任。


我認為，對於高風險個案的精神醫療資源協助，在個案管理與門診處遇上，都需要加強投資。而在強制治療方面，如同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心理健康投資不足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根據經濟學人報告，在亞太地區僅次於紐澳，勝過日韓，然而，這樣的高品質，卻是在高度壓榨各職類臨床人力上得到的。


台灣的心理健康主管單位叫做「#心口司」（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這是因爲，在馬政府江宜樺內閣2013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很奇怪的把心理健康和口腔衛生強制併在一起，這種畸形的發展，一開始就被質疑，但當時政府仍一意孤行通過，被立院協商有條件地要求一年後檢討，而後國發會報告也建議將兩部門分開。
　

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的社會，常常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然而，雖然台灣的就醫相當方便，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必須經過醫師醫囑），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

【3Q給台灣的提案20：心理健康】

小燈泡案，台南玉井縱火案......每當這些案件發生，精神病患是否影響社會安全？如何進行精神病患犯罪者的處遇？又會引起討論。這裡，我不討論個案，而是要討論台灣精神醫療的整體問題，簡單的說，太少的人、太少的經費、承擔了太大的責任。


#精神醫療與社會安全網

　
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但我要強調，作為立法者，我們要促進的是整體制度的完備，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病患若能提早得到妥善治療，而不是等到犯案再處理，其暴力風險與社會成本，反而可有效降低。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另外，對於收容高風險「病犯」的高度特化「病監」，也尚未完備。 而在監護處分之外，精神醫療體系必須負擔大量家性暴、藥酒癮濫用治療的案量，讓醫療體系在資源不足之下，需要負擔越來越多社會責任。


我認為，對於高風險個案的精神醫療資源協助，在個案管理與門診處遇上，都需要加強投資。而在強制治療方面，如同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心理健康投資不足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根據經濟學人報告，在亞太地區僅次於紐澳，勝過日韓，然而，這樣的高品質，卻是在高度壓榨各職類臨床人力上得到的。


台灣的心理健康主管單位叫做「#心口司」（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這是因爲，在馬政府江宜樺內閣2013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很奇怪的把心理健康和口腔衛生強制併在一起，這種畸形的發展，一開始就被質疑，但當時政府仍一意孤行通過，被立院協商有條件地要求一年後檢討，而後國發會報告也建議將兩部門分開。
　

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的社會，常常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然而，雖然台灣的就醫相當方便，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必須經過醫師醫囑），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