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心理治療是這麼一回事呀~
【我需要心理治療/諮商嗎?】 #三大問題解析
文/王思涵 臨床心理師
經常會有人到診所/諮商所,甚至打電話詢問這個問題「我需要諮商嗎?」。而這個問題,問一百個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會有超過一百種的答案。這一百多種可能都是對的,也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能貼合你的感受。會問這個問題的,通常還會伴隨其他的疑問,「怎麼樣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跟諮商到底是什麼?」「我應該看健保門診還是心理諮商好?」上述這些問題,我會試著在接下來的文字中給出我的答案。
「我需要諮商嗎?」
「怎麼樣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諮商?」
「我去做治療是不是表示我有病?!」
首先,當你腦海中浮現「我需要諮商/心理治療嗎?」這個疑問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提醒,無論你最後有沒有選擇去做心理治療/諮商,表示你都意識到了生命中有一些自己無法立即處理的議題,或是難以消解的情緒,這些問題,往往也都不是一次的諮詢就會好的,而需要數次以上的共同合作(我們會說心理治療是一種共同合作的過程)。
即便是這樣,不同的人來到我的面前,我也可能給出不一樣的回答,有時我會先問對方,是什麼事情讓他浮現了「我可能需要諮商」這個念頭呢?得到的答案也有千百種,「我家人覺得受不了我了,希望我來。」、「我最近失眠。」、「情緒已經感覺不太行了。」、「朋友建議我來。」、「工作快撐不下去了。」、「我想了解我的前世今生」(!)、「我家寵物過世了。」、「懷孕之後覺得很擔憂。」,各種答案最後再往下問,基本上都會指向類似的方向,生活中有些地方不太對勁了,過去可能生活也有些令人煩躁或覺得糟糕的地方,但現在可能加劇了,或出現了新的問題,又或是其他人對你產生了新的行為或反應,而這個變化,也可能不是外在的變化,而是內在好像出現了什麼變化,讓你對於一如往常的環境跟人際,無法出現過去那樣如常的反應,你感受到難受,或是疑惑。
任何人,都可以做心理治療,只要你感受到你有需要,不一定需要醫師下一個診斷說你有憂鬱症或是躁鬱症,真的不需要!任何人只要有想要解決的困擾,只要覺得哪裡怪怪的,都可以來。其實心理師們自己也會尋求心理治療,有些是處理自己的議題跟困擾,即便沒有很緊急的議題,也經常會作為一種「自我成長」跟自我探索。
「心理治療在做什麼?我需要做什麼?」
心理治療跟身體疾病的醫療不一樣,身體疾病的醫療,即便你不是自願被醫治的,但可能被推上手術台,被逼著打針吃藥,身體還是會自然產生反映。如果你打從心裡認定自己並不需要去做心理治療/諮商,其實不見得需要勉強自己去。
就像一開頭說的,心理治療不只是醫療行為,更多時候更像是一種合作關係,心理師與眼前的你一起探索你想探索的議題,陪你一同面對對你來說很難以面對的傷痛,在治療過程中給予你安定包容的感受,有時也會真誠的反映你的矛盾,當然也會有很多的時間傾聽你的感受與想法。在這樣的心理治療關係中,缺一不可,缺乏你的參與,心理治療這件事情就不存在。
個案確實需要心理師的幫助,心理師也會需要個案提供許多素材,做一些嘗試,有些心理師會問你最近發生的事情,有些會問生命史,問你的家庭狀況,有的會問你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有的會問你小時候的故事,有的會問你的身體感覺或是情緒,有的,會出回家作業讓你回去執行。
還有一件在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是,當心理師能給出一個安全的空間時,會需要眼前的你真實的回應,即便是心理師,也不可能講的每句話都貼合你心,有些推論,猜測,分析,或者是回應,都可能讓你的心裡又產生了許多的想法,而這些無論對你來說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這些可以討論的素材都是治療中珍貴的寶藏,無論是過程中的不安、慾望、怨恨、悲傷、懷疑,甚至是對治療師的生氣都是。
為什麼討論這些事情/素材是重要的?所有在治療室裡面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你在治療室以外的人際相處,通常不會有機會慢下來去注意現場兩人之間的互動「發生了什麼事」,就算你想慢下來看,對方不見得能跟你同步,人際互動當中有多少的理解與誤解,有多少重複了過去良好的人際經驗,有多少重複了過去挫敗的人際經驗,當人陷入就有的循環時,往往會不自覺。這些,都有機會在治療室慢下來,讓你可以知道自己怎麼了,現在正在什麼情況,也可以重新選擇可以怎麼樣繼續你的人生,所以說,這些都是心理治療中重要的事情,也是會發生的事情。
「我應該看健保門診還是心理諮商好?」
關於這個問題,答案就更因人/因地而異了,除了考量交通方便性、費用預算、之外,還有遇到的醫師/心理師是否適合你,這些都是考量的重點。
首先,可以暫時分成三大類,(1)醫院與診所的健保/自費門診 (2)醫院的健保心理治療 (3)診所的自費心理治療。
先從「醫院與診所的門診」開始講起,通常都有健保/自費的門診,健保門診方面,通常以醫師為主,有些醫院會有心理師的自費門診,隨掛隨看,但並不普遍。在醫師看診的健保門診中,許多醫師一樣會傾聽你的困擾,了解你遇到的困難跟問題,但一方面門診時間有限,再加上有些醫師門診大排長龍,或許一個人想談到十幾分鐘都很困難。無論是醫院還是診所,僅有很少數的醫師會限制門診人數,或是堅持採預約制,才能有相對寬裕的時間跟病人會談。
另一方面,無論是醫院還是診所,醫師們當然都會運用這短暫又精華的時間給予心理治療或心理支持,但相對於心理治療(諮商)「多數門診醫師會更著重於病情的評估跟診斷」。若有藥物需求的個案,醫師通常也會開出相應的精神科藥物,無論失眠、焦慮、憂鬱、幻覺等等。另外,醫院還有一個功能是,可以提供緊急個案的住院安排,但這不在本次詳談的範圍,因此簡單提過。
醫院通常也會提供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只要給付該醫療機構所訂定的健保費用即可,費用絕對比自費心理治療低。但在醫院中,心理師除了心理治療業務之外,通常都還包含了心理衡鑑與各式大大小小的醫院行政事務工作,因此有些醫院會因為人力問題,在心理治療這部分會有次數或頻率上的限制,時間方面一次大約50分鐘,但可能治療次數的上限是6次或8次,頻率方面,有的可以約一周一次,有的可能沒辦法,主要還是以醫院正常上下班時段為主,就我的了解,只有很少數醫院有平日晚上及假日時段。待排時間普遍也會比一般的診所還要久,待排時間可能一周到三個月都有,比較不適合想要馬上做諮商的個案。
有很多功力深厚且用心的心理師持續在醫院提供健保的心理治療,如果有經濟上的考量,時間上又搭配得上醫院提供的健保資源,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診所的自費心理治療,有醫師提供的治療,也有心理師提供的治療,就形式上來說,一樣是一次50~60分鐘,有些時間會比較長,例如有些診所的初次會談是90分鐘,或是伴侶或家族的會談時間也有可能是高於60分鐘的安排。
從形式上來看,確實診所與醫院的健保心理治療差異不大,但在時間跟頻率的安排上,以及針對特定議題專長的治療師的選擇上,診所方面相對有更多的選擇與彈性,待排方面通常也會比較快速就排到了,目前就我的了解,除了特定兒童治療的熱門診所需要等比較久之外,通常一般成人的心理治療都能夠在一到兩周之內排到。
跟醫院相比,診所的心理師業務「通常」相對單純,有相當高比例的心理師主力就是做心理治療,因此在次數跟後續的時間安排上通常能夠比較穩定,更適合進行長期穩定的心理治療安排。費用則依不同診所及治療師會有不同定價。
除了醫院跟診所之外,有沒有其他心理治療的資源跟管道呢?在校學生可以多利用校內的輔導室或諮商中心,雖然會有寒暑假的問題,也不見得能每周排到,但對於有經濟壓力的學生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除此之外,各縣市也有心理衛生中心,或是社區心理諮商中心,還有一些公立或私立的社區機構都可能有提供,這些網路上都能查詢到很多相關資料。
至於「治療需要做幾次的?」這個問題,你可以有一些想像跟期待,但我相信等你進入治療室之後,你的治療師會針對你的想法,跟你做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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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去治療就是承認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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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費用初診 在 陳信諭 醫師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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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唔到佔中好投入,之後有失落感。之前唔知係抑鬱,以為係失眠,一係瞓兩日兩夜,一係兩、三日都瞓唔到。睇醫生發現係抑鬱,鬱結好多係同社會有關。」禍不單行,2016年初她發現患上乳癌,要用標靶藥,一針1.8萬元,整個療程一年半內打18針,共32.4萬,還未算上診金和身體檢查等各項費用。
「因為食標靶藥太貴,我冇再睇私家精神科,轉睇政府醫生。我食開嗰隻抗抑鬱藥,私家醫生用正廠藥係有效,但政府用副廠嘅藥,平啲但冇效;另外係食緊嘅抗癌荷爾蒙藥,都會引發抑鬱。我當時唔知,食咗十個月,自己有莫名嘅傷感,會無端端流眼淚,會想自殺,如果屋企有露台,我諗我跳咗落去死咗!」Fermi憶述時反而大笑起來。
那十個月的Fermi,最初沒意識到自己的抑鬱日漸加重,還有意無意不想承認自己是一個病人,家人慘變成Fermi的出氣袋,「我老公啲鞋一直亂放,唔會擺喺鞋櫃。但我唔知點解覺得好忟,會話『搞錯呀!你可唔可能擺好啲呀!我唔係成世都可以幫你執鞋!』後來佢問我係咪唔妥,食咗藥未,我就更加嬲,『你咩意思呀!係咪話我痴線呀!』佢就避我,出去散步。」最誇張之時,她竟想到要離婚,「我先生會覺得我好白痴,但佢都會覺得hurt,好彩佢有足夠嘅理性。」
事實上,Fermi老公一直包容。Fermi做化療,老公跟她一起剃光頭以表支持;她嘔吐,老公不斷替她抹身又抹地;二人本來有五十萬積蓄,現都花光了,為Fermi治病。Fermi說著,更透露老公對她疼錫的程度,以「廿四孝老公」也不足以形容。話說07年1月他倆結婚,但Fermi竟忘記自己的大婚日子,還答應到一間中學做講者,到Fermi發現自己擺了大烏龍,唯有硬著頭皮跟學校說要延期,校長表示驚訝,但老公也沒怪責一句。//
Fermi Wong
Photo credit : Cheng Tao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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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這家也是我爬文爬好久感覺很不錯我就殺過去了哈哈不過也是初診費最貴的 ... 比較貴要400$(可能還有漲價)我不確定複診要220$(不包含藥物費用).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