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39）
天堂門與地獄門
（日前重刊舊作《世間再無蔡元培》。現時北京大學仍然設有「元培學院」紀念蔡元培。但有沒有傳承蔡元培精神呢？話說2018年3月22日，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發表一篇題為《挺直脊樑拒做犬儒》的文章，開頭寫道：「戊戌變法、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年，我們紀念蔡元培校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元培先生當之無愧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蔡校長在人們的印象裏總是一個謙謙君子式的思想領袖。其實蔡校長的另外一個側面同樣是萬世師表，那就是一個挺直脊梁、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文章說，「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歷史上「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多少人是精明地昧著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現在，「高級知識份子裡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我們沒有科學、人文社科大師的第一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性地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這和知識無關，和人格有關。」文章迅速被刪，學院的公眾號被關閉，李沉簡和北大資料研究院院長鄂維南，北大元培學院負責通識的副院長張旭東三人名教師辭職，校方逐一要求學生刪除已轉發的文章。
2018年3月29日和30日，我寫了兩篇關於李沉簡的文章。現重刊如下。）
造福與造孽
「在這種千年嚴酷的條件下，人們甚至被剝奪了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北大三君子之一的李沉簡在他的文章中婉轉講出了辭職原委，就是為了拒絕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從一個沒有說真話自由的時代，進入一個沒有不說假話自由的時代，是三君子辭職的警號。
李沉簡以在美國已擔任醫學院講座教授的地位，2012年被中共的「千人計劃」延招回國任北大教授，他顯然沒想到政治現實會變成這樣。網上讀到他2017年12月寫的一篇較長的文章，深入談到作為一個科學家，應該具有怎樣的人文精神。
文章講20年前，他和妻子徐楊充滿享受地翻譯物理學家費曼的書。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1988年）是量子電動力學創始人之一，納米技術之父。他們享受翻譯，是因為費曼著作大都寫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李沉簡說他和妻子帶著費曼的書旅行，走到哪裡翻譯到哪裡。在遊歷意大利佛羅倫薩這個文藝復興古城時，看到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靜靜地俯瞰全城。他拿出書來打算翻譯幾段，誰知一看就停不下來，於是整個下午，譯出了全篇文章，通身愉悅：「夕陽、佛羅倫薩、大衛像、費曼，大概世間不會有太多更讓人激動/有幾近宗教神聖感的瞬間了。」
所講的是書的最後一篇，費曼的一個演講。
費曼說，他年輕時認為科學會有利於每個人。科學顯然很有用，也很有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與了原子彈的製造工作。科學的發展導致原子彈的產生：它代表著對人類的毀滅。戰後，他對原子彈憂心忡忡，既不知未來會怎樣，更不敢肯定人類一定會延存。自然地就想到：「科學是不是包含着邪惡的成分？」「當我們看到科學也可以帶來災難時，那麼我如此熱愛，並且畢生孜孜為之的科學事業的價值究竟何在？」
他為這問題苦苦求索，直至在夏威夷的一個佛寺，主持跟遊客講佛學，最後送上臨別贈言，這贈言是佛經中的一句箴語：「每個人都掌握著一把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能打開地獄之門。」
科學是這樣的鑰匙，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給人類帶來災難。其實，任何學問、知識、技能也如此。權力就更是這樣。有些人從政，認為自己的能力與努力可以為所服務的人群造福，甚至說相信天堂留了一個位置給她；但當被權力欲所驅使，不斷說謊時，造福變成造孽，他(她)手中的鑰匙（權力）不是開啟天堂之門，而是為人群帶來煉獄。
馬克思主義提出把民眾帶往人間天堂的理想，1924年徐志摩遊蘇後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造福終變成造孽。
鑰匙每個人都有：知識、科學、技能、權力，都可以開啟天堂之門，但同樣能打造地獄。怎麼分辨天堂與地獄呢？
科學的價值
李沉簡2017年底發表的文章，前有引言：「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于思想的自由」。文中引述費曼的演講《科學的價值》。
科學價值的第一點，是科學知識使人們能製造許多產品、做許多事業。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惡，它本身並沒有附帶着使用說明。鑰匙顯然是有價值的，否則分辨出天堂之門或地獄之門也無法開啟。
科學價值的第二點，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這種享受一些人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則要從深入研究中方能滿足。
科學價值的第三點，是它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科學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著它在旋轉。
科學最重要的價值，是科學家們成天經歷着無知、疑惑、不確定。當科學家不知道答案時，他是無知的；當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測時，他是不確定的；即便他滿有把握時，他也會永遠留下質疑的餘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留下質疑的餘地，這兩者對於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都必不可少。
這是理性時代的觀念：沒有一種東西是絕對確定的。正因為相信沒有一個人絕對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們才要有民主制度來保證新的想法可以帶來發展、被嘗試運用、並在必要時被拋棄；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再被嘗試。這是—種從嘗試到糾正偏差錯誤的系統方法。在18 世紀末，科學已經成功地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那時，關注社會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明態度便帶來機會；質疑和討論是探索未知的關鍵，如果我們想解決以前未能解決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接受質疑和討論。
倘若我們自以為對眾多問題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我們一定會犯錯。如果我們壓制批評，不許討論，大聲宣稱「看哪，同胞們，這便是正確的答案，人類得救啦！」我們必然會把人類限制在權威的桎梏和現有想像力之中。這種錯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費曼說，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於思想的自由。宣揚思想自由的價值，教育人們不要懼怕質疑而應該歡迎它、討論它，而且毫不妥協地堅持必須擁有這種自由。
一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二戰後在美國一所學校當校長，他給每一個新來的教師都寫這樣一封信：我曾親眼目睹最慘烈的悲劇：毒氣室由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建造，婦女由學識淵博的醫生毒死，兒童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殺害。專業本領落在無人性者的手裡，就是人類社會之敵。
堅持質疑和思想自由，是人類文明得以進步的最根本的科學價值。害怕和拒絕質疑，則不論一個人持有的是多麼萬能的鑰匙，開啟的也只會是地獄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