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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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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累死三軍，害死打火弟兄的，是誰？
行政院長，可以換人嗎？‘’

如果，有同理心，慈悲心，善解心，
傾聽關懷人民的心聲，下來感受災民的苦痛，
就不會如此冷血了吧？

以為，會有三大，八大改革方針，
結果是..

確立不立專法、
不編特別預算，
不設專責機構的「三不原則」之冷血回應。

「如今，高雄氣爆，各界再度痛呼要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但是馬上看到當年阻擋「災防總署」的江宜樺針對高雄氣爆事件，立刻在行政院確立不立專法、不編特別預算以及不設專責機構的「三不原則」之冷血回應。

各界終將知道：打火兄弟終究又是白白犧牲，冤死了‧‧‧」

《因江宜樺而冤死的打火兄弟們...》

文／黃創夏

前言：在「莫拉克八八水災」之後，馬英九就親口說要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五、六年過去了卻毫無動靜，打火兄弟又冤死，而當年阻擋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之關鍵人物，就是馬英九最寵愛的現任行政院長江宜樺。
＝＝＝【照妖鏡】＝＝＝
高雄氣爆，全民悲痛，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再度出面表示，事實已經很清楚，除了颱風的防災救災政府有能力應付外，包括化學災害、工業災害、甚至核災等重大災害事故，現有的體制再度曝露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處理，「大家都亂了方寸」。

不但是「亂了方寸」還相互推諉，面對高雄氣爆的慘痛教訓，李鴻源痛呼：「政府認真思考成立國家級防災總署的時刻到了。」

真的，面對高雄氣爆悲劇，看著那些位階低只能打水降溫無辜受難的打火英雄悲歌，「國家級防災總署」的呼聲更讓人沉痛。

正因為沒有統整災防體系，所以位階低的消防弟兄沒辦法立刻要求負責「化學災害」之環保單位立刻檢測外洩毒氣是什麼？

正因為沒有統整災防體系，所以位階低的消防弟兄沒辦法立刻要求負責「製造工業」之經濟單位立刻徹查是那些工廠在運轉？

正因為沒有統整災防體系，所以位階低的消防弟兄沒辦法立刻要求負責「地下管溝」之水利單位立刻普查是那些地下管溝有危險？

正因為沒有統整災防體系，所以位階低的消防弟兄沒辦法立刻要求負責「工程管理」之工務、建管單位立刻翻閱地下管溝的配置圖？

正因為沒有統整災防體系，所以位階低的消防弟兄沒辦法立刻要求負責「工安檢查」之勞檢單位平日並沒有查驗藏在地下之恐怖管溝？

災難迫在眉睫、打火兄弟疲於奔命，但是跨單位的請示、公文、協調‧‧‧把所有寶貴時間都耽擱了。

痛定思痛，加上如今所有災難都是「複合型災難」，保障人民的最高原則下，台灣當然需要一個能統合、指揮所有災防體系與資源的「國家級災防總署」！
高雄氣爆最新現場近照／記者林清華攝
高雄氣爆現場(圖／記者林清華攝)
最悲痛的就在此，早在「莫拉克八八水災」之後，馬英九就在他出面鞠躬道歉的中外記者會上，親口說要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五、六年過去了卻毫無動靜，而當年阻擋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之關鍵人物，就是馬英九最寵愛的現任行政院長江宜樺。

歷史鏡頭倒轉，當八八水災發生後，二○○九年八月十一日發現小林村被滅村了，整個馬政府都傻了眼，災情完全超乎想像，資訊多到無法判斷。

國難當頭，馬政府終於沒有人還計較國親之間的黨派紛爭，救災中心不再是自己閉門造車，不恥下問，彎下腰請益了曾為前省長宋楚瑜倚重的前消防署長、現任中華消防與減災學會理事長趙鋼，在趙鋼的號召下，包含前台北縣副縣長李鴻源及約十位國內不到五十歲，曾留學國外並有實務經驗之新興減災專家在當年八月十二日左右，集體進駐中央應變中心二樓，以供馬英九隨時資詢。

八八水災的教訓太大了，馬英九因此希望這樣的團隊成更緊密結合，隨時給政府警惕與建言。

於是，國安會在蘇起下台，胡為真扶正後，正式啟動了「非典型災害應變小組」。

「非典小組」並不是關著門「學者論政」，他們必須親自跑到各地去視訪，甚至還要到最基層單位輔導應變計畫的擬定。

一年多的運作，這些「非典小組」雖然曾在二○○九年底就協助馬政府重建應變計畫，把軍方整個納入救災體制，如今，正在協助衛生署制定「有害藥物管通報與管制」體系，頗有成果，但是，他們的感嘆更多。

「實際參與運作之後，我們才知道真正的危機並不是那些『非典型』災害，台灣的最大敵人，是最『典型』的官場文化」。

八八水災過後，「非典小組」碰到的第一個「典型政治」就是「不沾鍋」精神，負責災防的內政部主導下，中央預算單位只顧著發公文敕令，撥款入庫，剩下來就是地方政府的事了。

那時，內政部長正是剛從研考會主委升官的江宜樺！

最「典型」的就是台東縣太麻里溪的防治事件了，好幾億元預算下來了，承辦的縣府科長當著「非典小組」成員面前，抱著鈔票痛哭失聲。

哭什麼？整個台東縣有關河川防治的法定官員只有四個人，且僅是高普考資格的一般底層公務員，除了嫻熟法令之外，對於河川、工程、土地‧‧‧都沒有足夠能力。

更恐怖的是「典型」的地方政治馬上發威，在地的黑、白兩道勢力都想要分一杯羹，施壓、關說不斷。該科長哭的不僅僅是「怎麼花錢」？他知道，這筆預算將是大麻煩，各方角逐下，順了姑情逆嫂意，最後他一定會被捲入「圖利官司」，一生全毀。

還有「各自為政」的「典型」文化，二○一○年「九一九凡那比颱風」時，依慣例進駐中央防災中心二樓的「非典小組」最怕的就是高捷淹水，特別提醒高捷要確保高捷的六個蓄洪池正常運作，高捷公司也迅速處理。

問題卻是，在地底下的高捷蓄洪池顧到了，「一個市府，兩個世界」，高雄市民政局和工務局卻沒有人多想一點，高捷方面也沒人「主動」提醒市府同仁。結果，地面上的太和里蓄洪池出事了。「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是很納悶，難道這樣的資訊，高捷和工務局不會互通情報嗎？」

不止是地方有本位主義，八八水災後，馬英九公開在中外記者會上承諾要設「中央災防署」，結果，修訂《中央災防法》的過程中，內政部長江宜樺視為「不容侵犯」的權責，「非典小組」提出許多建言都被視為「馬耳東風」。

「非典小組」與內政部長江宜樺的「搭不上線」，甚至驚動了馬英九總統，馬英九還因此特別召見內政部長江宜樺與相關高層詢問發生了什麼事？

最讓了解發展的所有人驚愕的是，「意見紛歧」比不上「意識型態」，討論了半天，內政部長江宜樺堅持不設比照美國，甚至是中國大陸之直屬總統或國務院總理之常設有預算、法定能統合各部門的「災防總署」，而是設一個「任務編組」，根本沒功能之「災防會報」。

原因，讓人傷慟！

因為江宜樺在研考會之力作「政府組織法」才通過，不能又多設部會自打耳光；更讓人失望的是「金馬指揮部」已經和江宜樺聲氣相通，這些人聽到這紛爭後，更建議馬英九不要去管這事：「非典小組的很多人，都和過去的宋省長有淵源」。

如今，高雄氣爆，各界再度痛呼要成立「國家級災防總署」，但是馬上看到當年阻擋「災防總署」的江宜樺針對高雄氣爆事件，立刻在行政院確立不立專法、不編特別預算以及不設專責機構的「三不原則」之冷血回應。

各界終將知道：打火兄弟終究又是白白犧牲，冤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