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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會想起上海
那個02-05年的上海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鬼混的上海
學校外面有賣五毛錢的炒飯 五塊錢的賈樟柯站台ＤＶＤ的上海
那時候 沒有淘寶 沒有支付寶 還沒世博 還沒奧運
那時的中國真美 那麼多的傳統民居 房子雖舊但並不破敗 人的衣著樸素 但精神卻自然安詳 老吉士是正經八百的原料 擺盤也認真實在
那時候搭地鐵去靜安寺 跑去常德公寓偷按張愛玲家的電鈴 幻想她會冒出來
那時候地鐵只有兩線跟一條輕軌
那時候的南方週末真好看
那時候的書報攤的 看電影雜誌 一本五塊錢
那時候沒有買火車票不用實名制
沒有外賣 沒有網紅 城市矬矬的 但想起來還是很懷念 還是在心裡難分難捨
那個上海 跟曼禎世鈞的愛 一樣回不去了

常常會想起那個上海
非典肺炎我在的上海
先是駁斥外媒造謠 但等到認清事實 就是天翻地覆的作戰狀態
常常想起那時候跟上海市民的患難與共
但忽然想起我已經不在上海
忽然想起 現在已非江溫體制
忽然想起現在的武漢肺炎
忽然現在面對的是更草菅人命的席維尼
就哀傷起來


以下是03年SARS那個春天的日記

「和我一樣決定留在上海的同學青小文很嚴肅地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要先booking回程機票以防萬一。我說妳的口氣真像38年詢問要不要搭船撤退來台灣那樣。她說可不是！只要感冒了就上不了飛機，這裡醫院你敢上？我們連感冒的自由都沒有了！

四周的肅殺氛圍到底把摩登上海打回共產國家原形。
公布真實疫情後不到三天，整個城市就可以翻過來。在大眾傳媒之外，有一套類似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我們所看不見的傳播通報體系，效率好得神奇。「四早三好」、「響應號召、珍惜生命、草藥七付、遠離非典」神龍教一樣的口號早在大街小巷喊得擲地有聲。

相關約束的法令馬上就落實：嚴格禁止離開上海市，進出校區一律佩帶校徽攜帶證件。學校風聲鶴唳地清查貪圖便宜房租住在學生宿舍的非法住戶。到處都貼著告示歡迎舉報非法住戶和疑似ＳＡＲＳ患者，察經屬實有獎金鼓勵。
所以去北京私人遊歷回來的同學馬上收到校方通知隔離就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情。

去超市幫他買所需的日用品，週遭的人十個有八個都帶上口罩了，是這裡的人真是太好煽動，還是那個隱形的通報傳播系統太利害了？ 超市中廣播字用捲舌的北京腔說嚴防死守，眾志成城，客觀中性的醫學語言陳述，於是帶上了一種戰爭的修辭。

ＳＡＲＳ很可怕，在高密度人口、交通便捷的大都會是應該小心，但用一種面對瘟疫的亢奮和驚恐態度去面對會不會太戲劇化了？病毒沒有壓抑住，人心先摧折一半。買妥東西沒有帶證件正門無法進去就從側門溜進來，四月的天氣很應景的風雲變色，一下子天又沉下來，前天大太陽底下曬了一天的羽戎服，還得拿出來。風刮得有肅殺之氣。隨風飄散的除了無色無味的病菌，還有傳播種種謠言的興奮和人心之間的猜忌和堤防。

戲劇化的氣氛讓人聯想起張藝謀的電影活著有一段是這樣的：鞏俐靜靜的做著針線活，廣播普通話很標準的平穩地說毛主席裁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口氣宛若宣告著颱風警報一樣的謹慎平穩。鞏俐抬起頭，外面下著雨，爐上的水滾著，歷史總是在平靜的日子翻轉一頁。」

常常會想起上海
那個02-05年的上海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鬼混的上海
學校外面有賣五毛錢的炒飯 五塊錢的賈樟柯站台ＤＶＤ的上海
那時候 沒有淘寶 沒有支付寶 還沒世博 還沒奧運
那時的中國真美 那麼多的傳統民居 房子雖舊但並不破敗 人的衣著樸素 但精神卻自然安詳 老吉士是正經八百的原料 擺盤也認真實在
那時候搭地鐵去靜安寺 跑去常德公寓偷按張愛玲家的電鈴 幻想她會冒出來
那時候地鐵只有兩線跟一條輕軌
那時候的南方週末真好看
那時候的書報攤的 看電影雜誌 一本五塊錢
那時候沒有買火車票不用實名制
沒有外賣 沒有網紅 城市矬矬的 但想起來還是很懷念 還是在心裡難分難捨
那個上海 跟曼禎世鈞的愛 一樣回不去了

常常會想起那個上海
非典肺炎我在的上海
先是駁斥外媒造謠 但等到認清事實 就是天翻地覆的作戰狀態
常常想起那時候跟上海市民的患難與共
但忽然想起我已經不在上海
忽然想起 現在已非江溫體制
忽然想起現在的武漢肺炎
忽然現在面對的是更草菅人命的席維尼
就哀傷起來


以下是03年SARS那個春天的日記

「和我一樣決定留在上海的同學青小文很嚴肅地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要先booking回程機票以防萬一。我說妳的口氣真像38年詢問要不要搭船撤退來台灣那樣。她說可不是！只要感冒了就上不了飛機，這裡醫院你敢上？我們連感冒的自由都沒有了！

四周的肅殺氛圍到底把摩登上海打回共產國家原形。
公布真實疫情後不到三天，整個城市就可以翻過來。在大眾傳媒之外，有一套類似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我們所看不見的傳播通報體系，效率好得神奇。「四早三好」、「響應號召、珍惜生命、草藥七付、遠離非典」神龍教一樣的口號早在大街小巷喊得擲地有聲。

相關約束的法令馬上就落實：嚴格禁止離開上海市，進出校區一律佩帶校徽攜帶證件。學校風聲鶴唳地清查貪圖便宜房租住在學生宿舍的非法住戶。到處都貼著告示歡迎舉報非法住戶和疑似ＳＡＲＳ患者，察經屬實有獎金鼓勵。
所以去北京私人遊歷回來的同學馬上收到校方通知隔離就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情。

去超市幫他買所需的日用品，週遭的人十個有八個都帶上口罩了，是這裡的人真是太好煽動，還是那個隱形的通報傳播系統太利害了？ 超市中廣播字用捲舌的北京腔說嚴防死守，眾志成城，客觀中性的醫學語言陳述，於是帶上了一種戰爭的修辭。

ＳＡＲＳ很可怕，在高密度人口、交通便捷的大都會是應該小心，但用一種面對瘟疫的亢奮和驚恐態度去面對會不會太戲劇化了？病毒沒有壓抑住，人心先摧折一半。買妥東西沒有帶證件正門無法進去就從側門溜進來，四月的天氣很應景的風雲變色，一下子天又沉下來，前天大太陽底下曬了一天的羽戎服，還得拿出來。風刮得有肅殺之氣。隨風飄散的除了無色無味的病菌，還有傳播種種謠言的興奮和人心之間的猜忌和堤防。

戲劇化的氣氛讓人聯想起張藝謀的電影活著有一段是這樣的：鞏俐靜靜的做著針線活，廣播普通話很標準的平穩地說毛主席裁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口氣宛若宣告著颱風警報一樣的謹慎平穩。鞏俐抬起頭，外面下著雨，爐上的水滾著，歷史總是在平靜的日子翻轉一頁。」

我取消了國慶閱兵
《壹週刊》 546 期陳前總統專欄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總共舉辦過十七次國慶閱兵。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因為蔣介石已經辭掉總統下野，「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已誕生，由東南軍政公署長官陳誠主持在台北舉行的首次國慶閱兵。其餘十六次歷經四位總統，蔣介石共十一次，蔣經國及李登輝各二次，嚴家淦一次。接下來的總統，我和馬英九前後十二年，則從未舉辦過。因為我一上任就把國慶閱兵給取消了，馬英九也不敢恢復。
有「萬年總長」之稱的郝柏村在《中時》十月三日的專訪中提到，「老蔣總統時代年年閱兵，經國先生時逢五、十，最後一次閱兵是民國八十年，以後就沒有了。」事實上，蔣介石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在台「復行視事」後，當年也沒有舉辦國慶閱兵。由蔣介石總統擔任大閱官的國慶閱兵，一九五一年是第一次，最後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一九五八年因八二三金門砲戰，一九六二年因台海局勢緊張未如常舉行外，真的是年年閱兵。但一九六四年國慶閱兵，郝柏村擔任閱兵指揮官，有二架參加空中分列式的F104戰機發生擦撞，墜毀在土城，飛官殉職，地面平民也有傷亡，隔年起才停辦國慶閱兵，直到一九七五年老蔣總統過世，嚴家淦繼任總統，才再恢復閱兵。
郝柏村說，「早期只有總統過世等特別原因，才會暫停舉辦閱兵」，但一九七五年、一九八八年二位蔣總統過世，還是都有舉辦國慶閱兵。一九七八年蔣經國剛就任總統，照樣舉辦國慶閱兵，一九八六年是民國七十五年，儘管逢五，也沒有閱兵，只在一九八一年是民國七十年逢十才閱兵。李登輝總統比照蔣經國模式，在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及逢十的一九九一年即民國八十年才舉辦閱兵。從嚴家淦、蔣經國到李登輝剛就任總統都有國慶閱兵，那是三軍部隊向新的三軍統帥宣誓效忠，和總統過世無必然關係。
二○○○年我首度當選總統，沿襲往例應舉行國慶閱兵，軍方也有此意，請示我要不要循例辦理？我告訴軍方國慶閱兵是軍國主義的產物，是極權國家才會展示軍威，全世界任何民主國家不會這樣做，縱使共產國家也只剩中國、北韓、越南才有。我是民主台灣的總統，不可能再走回頭路去辦什麼國慶閱兵。就這樣，我正式取消了在我之前總共四位總統都舉辦過的國慶閱兵，二○○一年是民國九十年逢十，也未恢復舉行。在我之後的馬總統二○○八年就任，今年又是逢十的建國百年，只好「扁規馬隨」，也沒人敢再提國慶閱兵了！
國慶閱兵取消，但整齊劃一的踢正步在陸軍官校七十五週年校慶還保留著「傳統」。沒多久，我在徵得軍方同意後，踢正步終於成為絕響。
今年國慶日的「國防展演」是第二次舉辦，第一次的「國防展演」，在我任內最後一次的國慶大會呈現在國人的面前。主要是二○○六年紅衫軍之亂時，竟有橘營立委大鬧會場，干擾三軍樂儀隊的前進，把國家「生日」，唱衰成「祭日」，這種國慶大典不辦也罷，美國在七月四日也沒有辦國慶大典，我宣布二○○七年國慶大典還辦不辦將從長計議。由於國慶大典籌備委員會主委是立法院長，王院長當大會主席堅持續辦，我要求改變型態，才有「國防展演」的規劃設計，這樣我就可以只觀禮不必致詞講話了。
「國防展演」安排神龍小組高空花式跳傘，最後神準跳到觀禮台前定點降落，展現國軍健兒的精實訓練，那是我的提議，可惜二○○七年那次礙於雲層及風向而臨時取消。後來在自由廣場再補跳一次。這次展演武器有雲豹八輪甲車，是我任內研發成功並開始量產的，「雲豹」也是我命的名，雲豹是台灣特有種的勇猛動物。
過去國慶大會及閱兵都會有學生的「排字」，不是排出蔣介石的遺像，就是排出反共八股的政治標語，也在我的時代取消，減輕很多高中生不必要的負擔。以前南北廣場都可以看到斗大的八個大字，跟目前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政治標語很像。從兩蔣到李登輝時代都沒有消失過，「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反共必勝建國必成」、「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我上任時還寫著「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後來我以防颱準備為由，將「自由民主統一中國」招牌拆卸下來，「忘了」再裝上去，一直到現在，大家也習慣了。
國慶大會都有總統致詞，威權時代叫「總統文告」，傳統上，總統在最後會帶領大家呼口號。二○○○年國慶大典為了呼什麼口號，主辦單位有些建議，李總統時代的政治口號是「光復大陸國土」、「完成統一大業」、「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前二句我怎麼說得出口？初任總統我不便全部廢除，只好將前二句改為「自由民主萬歲」、「台灣人民萬歲」。後來我連「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也不喊了，代之的是「台灣加油」、「台灣萬歲」，甚至總統講話只談台灣，不再提中華民國。
威權時代，軍中的五大信念是「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這和美國西點軍校只有三大信念「國家、責任、榮譽」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忠於人民，不可以效忠個人，甚至把個別政黨的主義教條強加在國家軍隊的身上，也在我的建議下將不合時宜的「主義、領袖」拿掉。以前到軍中還要唸「民國二十四年」，訓政時期，以黨領政的政治文宣，上面還在講中國四萬萬同胞，前言又臭又長，我唸了一次就不唸了。三軍五校聯合畢業典禮所唱的校歌有一句「黨旗飛揚」，不僅違反《憲法》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也不符《國防法》政治中立的規定，我向李傑部長反應，都民主化了，還唱黨政不分的校歌好嗎？李傑說乾脆不要再唱了！
今年國慶剛好是李鎮源院士、陳師孟教授成立「一百行動聯盟」，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屆滿二十週年，當年這批訴求「反閱兵、廢惡法」的知識精英、民主鬥士，二十年後在郝柏村的回憶裡，卻變成台灣最後一次閱兵「造成許多麻煩，有台獨分子準備鬧事」。一九九二年五月刑法一百條終於大幅修正，從此以後，台灣不再有思想犯，證明「一百行動聯盟」不是「來亂」的。最後我想起郝柏村院長在立法院答覆我的質詢，他說：「縱使台灣一九九九萬九九九九人都贊成台獨，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也不會接受。」二十年過去了，郝柏村仍將國慶閱兵的民主訴求視為「台獨分子準備鬧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2011.11.09
《壹週刊》546期陳前總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