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系兩年的臺詞課想一個月補上?不可能!】
2018-02-09 08:35:43 來源: 新京報
「不瞪眼、不面癱、有表情、能哭」已經成了評價一個演員是否有演技的基礎要素,而表演的另外一面「臺詞」,正在被從這個標準剝離出去,臺詞正在成為配音演員的工作。以至於最近趙立新、韓雪等演員在綜藝節目中秀了一把臺詞功底後,就讓觀眾有了發現新大陸的感覺。但在臺詞老師們的眼中,臺詞和表演素來不可分割。
新京報記者專訪了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的幾位臺詞老師,解析目前表演和後期配音割裂、科班學生臺詞水準堪憂等現象的原因。
1 配音濫用 - 演員軋戲頻繁哪有時間背臺詞
最近幾年大熱的劇集不僅捧紅了許多演員,還帶火了一批幕後配音演員,他們的聲音幾乎全年無休地出現在各種劇集中。觀眾一方面被配音演員的聲音圈粉,另一方面也開始對「不同的劇集,熟悉的聲音」感到疲倦。
很多劇,尤其是古裝劇,現場收音可能會導致聲音上的穿幫,但無法同期收音跟必須起用配音演員之間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就算是後期配音,如果對自己的專業和塑造出的人物有要求,哪個演員願意讓別人來給自己配音?」中央戲劇學院臺詞老師吉璟津說。
接受採訪的幾位老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口音問題,上海戲劇學院的臺詞老師孫魚洋表示,臺詞教學第一階段要完成的重要任務就是矯正學生的地方口音,不然之後的戲路會受到限制。
一些古裝劇因為棚外拍的戲份多,同時段有若干劇齊拍,而不得不用配音,但在現代劇中,配音現象仍然屢見不鮮。除了口音出戲和臺詞功底不過關,軋戲也會導致演員沒有時間背臺詞。「他橫店有戲,車墩有戲,懷柔還有戲,哪有時間去琢磨人物、背臺詞呢?有些人就只能靠導演現場講戲,直接告訴他這場幹什麼,再不行就念數字臺詞。」吉璟津無奈地說。
知名配音演員姜廣濤(曾為《琅琊榜》藺晨配音)曾表示,「配音演員最為本職的工作其實是譯製片和動畫片,現在我們配這麼多國產電視劇完全是個美麗的誤會。」
「表演和臺詞一個是手心一個是手背。用配音演員,其實是把這件事割裂了,變成了兩個巴掌。」這種割裂讓北京電影學院的臺詞老師劉中哲很擔心,他害怕配音過分使用會給觀眾帶來錯誤的引導。
「國外配音演員大多受過表演訓練,但國內不少配音演員學的是播音主持,配音時容易過於『拿捏』,劉中哲認為,缺乏表演訓練會讓配音演員難以應對不同的角色,他提到了這幾年的熱劇,「適合清宮戲小清新范兒的配音演員,不一定能駕馭戰國時期的野性之美,所以《羋月傳》的配音就感覺很空。」
吉璟津提到《雞毛飛上天》中張譯的表演,東北籍的張譯用自己的聲音詮釋了一個地道的浙江商人,「語言成立,這個人物形象就完成了一半,慢慢地觀眾會相信你就是那個人物。」
2 悖論 - 學生無心上課忙拍戲,出校門卻急著補課
劉中哲經常會給學生們推薦一些經典的國外電視劇,讓他們去觀摩學習。之前,他推薦了英國的莎士比亞作品改編劇《空王冠》,但過了一段時間再問起時,全班僅有兩個人看了。
和其他院校的大學生相比,影視院校的學生要面臨另外的誘惑,通告、綜藝、拍戲等工作在讀書階段就紛至遝來,尤其某些讀大學之前就已成名的學生,更是需要持續的曝光保證人氣。
吉璟津表示,多數表演學院都明令禁止在校生外出接戲。但即便是不外出拍戲、錄綜藝,一些學生也難以保證每天出早功,認真練習課堂學到的方法。「生活中不鞏固,說話含糊不清,或者跟家人和老家的朋友打一個電話就又說回了方言,想要基本功扎實就一定得讓專業融入生活。」
校園裡有些學生無心上課,急著進圈子拍戲,進了圈子的不少人卻開始急著找老師補課。劉中哲常常接到一些臺詞和表演指導的工作,但授課方式讓他越來越難以忍受,有演員一到了試鏡的時候就拿著劇本來找他,最急的時候晚上給劇本,第二天就要試鏡,「這已經不是表演課了,這是創作課。」
有些演員甚至會把老師提供的粗略的表演框架,直接定型套用在戲中,劉中哲再也不願意給這樣的演員上課。在他看來,臺詞表演是門慢功夫,需要花時間來打磨和思考,「就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那一小段臺詞,要想講清楚,就得用上十節課。」
3 高校臺詞教學 - 學生思維僵化,無法理解感於心、發於聲
高校的臺詞課堂並不神秘,乍看之下,有些基本課程甚至和諸多藝考培訓班的培訓頗為相似。在上述幾大高校的表演系,臺詞必修課通常持續兩年到兩年半的時間。「氣息、聲音、咬字是第一階段的入門訓練,儘管基礎,但也需要在課堂外下足工夫練習。吉璟津介紹,『出早功』是中戲的傳統,要求學生每天早上花45分鐘到1個小時的時間練習課程內容。
高校也會引進一些國外的教學方法,上海戲劇學院這幾年引入了林克萊特聲音訓練法,這套理論強調“放飛自然之聲」,有論文表述過林克萊特認為現代人在來自社會的壓力和束縛下,出於禮儀、紀律和偽裝等目的,已經丟失了發出最自然聲音的能力。「演員這個職業就是社會心靈疏導師,用人類的情緒和那些原始的生命訴求去引領別人」,孫魚洋如此說。
「第二個階段是『人情意』,你要去理解劇本和臺詞。」
吉璟津指出,一些演員並不理解臺詞,只是一味死記硬背。隨著各種影視劇數量突飛猛漲,對演員的需求也越來越旺盛。但演員培養的規模卻沒有跟上劇集的生產步伐,「表演指導」、 「臺詞指導」應運而生。
但有時找上門的培訓卻讓吉璟津感到頭疼,「經紀公司簽了藝人,但戲不行被導演和製片人退回來,就找老師補課問『能不能在1個月之內解決掉?』,怎麼可能?」
「先塑造人物,再談臺詞。臺詞是人物感於心,發於聲的結果。沒有感於心,哪來發於聲?」,塑造人物是劉中哲反復強調的一點。但在實際教學中,他卻經常感到無力,學生的僵化理解讓他頭疼。
「學生一演杜十娘,基本就是我崩潰的時候。她們永遠把杜十娘弄得風塵味十足,然後就是哭,把她變成哭哭啼啼的怨婦。在某種流行審美的驅動下,覺得‘能讓觀眾哭,我的創作就成功了。 」
4 改進 - 學校授課從舞臺劇為主到兼顧電視劇
如今臺詞表演存在的種種問題,其實已經埋藏在藝考體系中。一方面,對於藝考生的文化課分數要求過低,被錄取的許多學生在文本的理解能力上並非佼佼者。
另一方面,為了成功通過考試,大部分學生都會在藝考前參加各種培訓班,而培訓班的課程往往更偏重朗誦,獲得了些皮毛的學生到了大學課堂上反而喪失了學習動力。劉中哲就曾在課堂上遇到過習慣了把朗誦當臺詞的學生質疑「怎麼跟培訓班教的不一樣」的情況,「孫道臨不用朗誦腔,依然可以把《琵琶行》演繹得讓人潸然淚下。」
雖然學生存在不少問題,但高校老師們仍然在努力革新自己的授課方式。孫魚洋表示,全國幾大影視院校的教學都以舞臺劇為主,但演員接觸更多的還是影視劇。為了跟市場接軌,學校的教學也在做調整,讓學生能儘早適應電視劇的拍攝方式。在他看來,職業教育有三個層面:心態、技能、知識,目前的教學體系在職業心態層面的培養還不夠多。
而影視劇中臺詞表演太差,過度使用配音的問題,演員固然有責任,但劇集生產鏈條上的其他方面也並非全是受害者。劉中哲指出,一些戲的劇本也有問題,「太爛的劇本沒法演,有些時候其實是演員在替編劇寫劇本。」
孫魚洋認為,有些時候使用配音,演員本身也很無奈,片方有預算考慮,經紀公司也有其他的工作安排。「現在越來越工業化、標準化,每個人付出的時間都有限,但這其實也是行業進步的表現。」
劉中哲推薦了一部電影,李麗華主演的《武則天》。對於看著近些年影視劇長大的人來說,這部上世紀60年代的電影的臺詞表演風格顯得過於平實。劉中哲解釋到,現在流行的朗誦腔是形成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特殊語言表達方式,「回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電影,他們也有『腔調』,但都是『人物』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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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工場和BCG諮詢合作的“+AI改造者”系列:看看F5未來商店,如何用AI技術擴大品類優勢,重塑無人零售及餐飲行業。
改造者系列:全自動烹飪+清潔,現在的便利店有多未來?-- 本文来自BCG微信公眾號,經授權轉載。
近期,創新工場聯合BCG波士頓咨詢旗下亨德森智庫,推出「AI融合產業:『改造者』如何促進AI普惠」系列研究。人工智慧在中國大陸有著明確的落地應用場景,大量的AI企業活躍於這些垂直場景中,我們定義這些企業為「改造者」。「改造者」通過傳授其AI技術和垂直行業理解,極大地打破了傳統企業應用AI的瓶頸。
作為擅於趨勢前瞻的TechVC,創新工場長期看好AI領域,深入佈局,至今已經投出了7只AI獨角獸。在系列研究中,我們采訪了數家創新系AI企業,通過這些「改造者」的視角,探究傳統企業擁抱AI的範式與路徑。
在廣東,F5未來商店已經在AI的幫助下重構便利店的商業模式。區別其他無人便利店,F5未來商店抓住了便利店引流獲客的核心品類:鮮食,由後廚機器現場烹飪;不僅如此,顧客用餐後,攝像頭會自動檢查面是否有未處理垃圾,觸發自動回收垃圾和清潔桌面指令。
在采訪中,F5未來商店聯合創始人林小龍認為,許多零售行業的傳統問題是當前AI應用無法跨越的,例如門店擴張導致的供應鏈壓力,想要實現自動化賦能,還需潛心研究和打磨技術。以下:
■系列導讀
本系列由BCG亨德森智庫與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博士帶領的創新工場團隊共同推出,圍繞「AI融合產業:『改造者』如何促進AI普惠」的課題,我們致力於探究傳統企業在應用AI過程中的關鍵要素與合作夥伴,以及傳統企業擁抱AI的範式與路徑。
在零售行業,F5未來商店以重構便利店的模式向傳統零售企業展示了AI和機器自動化的巨大潛力,重新定義了「無人零售」。正如「F5」其名,F5未來商店嘗試以AI和機器自動化「刷新」零售服務與體驗。
■本期受訪嘉賓:林小龍
F5未來商店是利用機器自動化結合演算法替代人工的24小時機器人便利店。無需服務員,所有烹飪、冲調飲品、取貨、結算、庫存盤點、清潔工作均由機器自動完成。F5未來商店探索未來零售與餐飲的商業空間,重構人與商品的連接場景。
林小龍是F5未來商店的聯合創始人,福布斯中國「30 under 30」。在此之前,他曾任職於騰訊。
■對談實錄
Q1:F5未來商店為什麼選擇切入零售?又為什麼選擇獨立運營,而非和傳統零售商店合作?
林小龍:2014年,F5的創始人徐海成機緣巧合在工廠裡開了一家便利店,營收雖然高,但因為重人力,利潤其實很一般。60平方米大的小店卻雇了13個人來運作,攤去了很多成本。當時我們就在思考,可不可以讓運營工作自動化?可不可以讓機器替代人工?同時,我們也看到市場的整個大趨勢是勞動力供給走下坡,工廠招工越來越難,自動化確實有著巨大的價值。於是當年開始立項做自動化的無人零售。
選擇自己做無人零售的探索主要是因為無人零售仍需要時間證明自己,對已經成型的零售商而言,試驗的風險和成本太高。而且零售的鏈條很長,完全讓零售商各環節改造機器和AI應用影響太大。
我早年在騰訊工作,有一個說法是「小步快跑、快速反覆運算」,無人零售也是一樣。無人零售在早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不斷打磨單店模型,單店模型成熟之後才適合做擴張。這對於已經成型的零售商而言,會面臨業績不升反降的壓力,在試錯的過程中往往信心和意願容易動搖。
另外,F5未來商店的無人化涉及到零售的方方面面,從中央廚房、門店運營到物流供應鏈,對於傳統零售的顛覆是巨大的。F5未來商店將圖像識別、機器自動化、千人千面推薦演算法、機器預測等技術都靈活地運用到了便利店業務當中:包括顧客進店時有攝像頭做人流分析,顧客在電子螢幕上購買時,演算法會根據顧客的歷史購買資料、類似偏好顧客的購買行為來做推薦,出貨之後由攝像頭檢查商品是否被顧客正常取走、攝像頭檢查桌面是否有未處理垃圾而觸發自動回收垃圾並清潔桌面指令等等。在後臺備貨和生產過程中也有AI賦能。比如,我們銷售的品類中有很多是鮮食,都是由後廚的機器蒸煮生產的,我們可以通過資料分析預測需求量,輔助門店精準備貨。這些顛覆對傳統零售商店而言都需要時間來適應。
Q2:我們理解F5未來商店對於傳統便利店的顛覆確實是巨大的,但對於F5未來商店的上下游包括供應鏈、門店運營的員工而言,亦是如此,發展過程中有什麼挑戰嗎?
林小龍:F5未來商店相當於用AI重構了便利店的商業模式,這對於很多有著豐富零售經驗的人來說會有衝擊,甚至存在人與系統的對抗。比如在發貨上,當演算法的推薦和人的經驗認知有所違背時,你是選擇相信演算法還是相信經驗?人對AI的理解不夠(演算法的推薦很難對單點的結果做出解釋)、對AI的信任不夠時,應用AI就會出現挑戰,經營者需要做抉擇。
比如,一個令人驚訝的演算法發現是,在深圳的門店,人們對辣食的偏好要比廣州強得多,水煮牛肉熱銷得多。這是基於我們對商品口味類型的歸納,再將其作為發貨的參考指標,區域經理就能夠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來做發貨的決策。而在以前,人的經驗很難有這樣的發現。我們現在的AI店長大概能達到一個有八年經驗的店長水準,能夠理解每個單店的個性化需求。並且,AI對每個門店的需求理解是在隨著時間不斷調整和反覆運算的。
AI能夠加快學習和複製的速度,自動化之後門店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模式化,10天就能拼裝出一家新店。但是這又涉及到了另一個挑戰——供應鏈問題,我們發現,許多零售行業的傳統問題是AI應用無法跨越的。儘管可複製性提高了,但門店的擴張也會導致供應鏈的壓力急劇增大,一旦上了規模,供應鏈的複雜程度和壓力都會上升。我們最近兩年都在研究供應鏈,在研究供應鏈的自動化輔助,研究技術如何能夠賦能供應鏈。
Q3:F5未來商店相比其它無人零售商店的差異化優勢是什麼?
林小龍:目前市場上大多數無人便利店主要是通過機器視覺、感應器或者RFID來實現無人零售,對於消費者而言,整個對話模式和傳統零售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F5未來商店的變革要大得多,以千人千面的貨架為例,F5未來商店用一塊塊電子螢幕取代了實體貨架,千人千面的產品推薦才變得可能。要知道實體零售中傳統貨架很難移動,也不會因為顧客而有差異。
F5未來商店的另一大優勢在於品類差異,F5銷售很多鮮食,而非包裝商品,相當於是「零售的餐飲化」。因此消費頻次更高、消費品質更高、利潤也更高,其即時性、強線下、集約化的特點也使我們受電商的衝擊不會像百貨商店那麼大。未來,我們在考慮將餐飲模塊獨立出來,用AI和機器自動化賦能餐飲企業。
■要點回顧
1、信任AI並非易事,既往的優勢也可能成為應用AI和創新的阻礙,決策者需要增加對新興技術的理解,在創新浪潮中把握主動權。
2、「改造者」在試圖規模化AI時,往往也會面臨來自傳統企業業務上的挑戰(比如供應鏈的專業程度),因此AI要規模化,還是需要磨煉好垂直領域的內功。
3、在尊重行業規律的前提下,「改造者」要敢於運用AI重構傳統行業,突破傳統方式的束縛,這將有助於「改造者」打造差異化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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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之殤與政策之困 - 劉海影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CPI是否失控,而是PPI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近期中國經濟走勢意外地掀起爭論,這與數據本身呈現出的矛盾特點相關。一方面,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大漲18.2%,創出有數據記錄以來最高值,另一方面,按照與2019年同期相比的兩年平滑數據來計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到5% 的低位;PMI、社會融資增量增速等指標,都分享了共同的矛盾特性:它們既指出中國經濟的擴張,也指出這種擴張的邊際衰弱。
對此也有兩派互斥的政策主張,一派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因此應該採取更加寬鬆與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派則擔憂目前經濟結構中呈現出的不可持續性,呼籲更加謹慎的政策選項。對於通貨膨脹、債務等問題是否值得擔心,也成為兩派之間分歧的自然延伸。
兩派意見孰是孰非,取決於我們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寬鬆政策派看到了CPI的低迷,以此作為重要依據判斷需求不足,主張此時政府不妨加大政策力量以增加需求,而PPI的上行不值得擔心。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者CPI是否失控,而是PPI的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為什麼這麼說?
在2015年之前,中國經濟保持著正常的經濟周期節律,以庫存周期為核心組織起需求的層層傳遞。這樣的經濟周期有高峰低谷,大致來說維持了價格信號對機會發現與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在容納更大要素投入的同時維護著較為健康的要素生產率與投資回報率。彼時,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尚未過度延展,經濟體中積累與堆積的過剩產能與殭屍企業比例尚不高。這種情況下,當PPI上行,釋放需求增加信號,企業與家庭較為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容許前者加庫存,後者加槓桿,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也鼓勵它們這樣做。
對企業而言,PPI上升時,提升原材料庫存有利於節約未來成本,提升產成品庫存有利於增厚未來收益。如此PPI的上行跟隨著庫存的上行,而庫存增加本身反過來促進需求進一步上升。在由此推升的景氣浪潮中,出口部門與民營企業在市場化經濟中挖掘投資機會,地方政府與國企在基建與重資產行業尋找擴張機會,結果是信貸、投資、利潤的同步上行,驅動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這兩者主要歸因於民企),並最終推升終端需求,再進而推動CPI上行。如此構成的完整循環,從現象上看是PPI上升傳遞給CPI上升,本質則是需求以民企投資為中間環節的層層傳遞。
PPI見頂回落之後,相反過程展開,減庫存與價格下行自我強化,利率與價格增速前後下行,最終完成一輪典型的庫存周期。
在2015年之前,這樣的庫存周期大約3.5年循環一次,在數據上體現為PPI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的指標的前後錯落的有序漲落,相應地,經濟政策只要適時跟隨周期進行調整,就不會犯大錯。
然而,2015年之後,中國的庫存周期破碎,PPI失去了驅動實體經濟、收入、CPI與消費共同波動的能力。從數據上看,PPI仍舊在高低起伏,工業增加值增速則失去了這樣的曲線形態。
在此之前,2009年出台的4兆政策開啟了債務驅動發展的新模式。2008年底,中國非政府債務約為GDP的112%,彼時美國為168%左右;到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到197%,而同期美國(經過痛苦的去槓桿之後)下滑到147%。2016年PPI脫離42個月的負增長泥潭,開始大幅上行,但與此前不同,此時,企業資產負債表已經過度延展,以至於面對價格上行,企業無力大幅增加庫存(增加庫存需要佔用營運資本),PPI與滯後3個月的產成品庫存增加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PPI驅動加庫存運動能力的衰退;原材料PMI指數與滯後3個月的央行調查企業盈利指數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加庫存驅動利潤增長能力的衰退。其結果是,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難以重現全產業鏈加庫存的盛況,企業界也難以呈現資本開支擴張浪潮。
這一情況自然也存在分化,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中,國企加大其負債與庫存,而民企則失去之前的加槓桿與擴開支衝動;甚至,面對上游成本增加的擠壓,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開支意願不是增加而是降低。鑒於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就業密度遠高於國企以及政府,這一經濟組織群體的沉默,直接影響到就業、工薪與居民收入增速。這種情況下,PPI上行不再有能力驅動實體經濟、收入、消費與CPI有序上行,庫存周期破裂而不再周期起伏。
在此過程中,企業債務高企、產能過剩嚴重、房地產庫存等負面現象逐一浮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相關部門推出了諸如供應側改革、貨幣化棚改、環保新政、行政化房地產市場調控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不幸的是,這些政策沒能改善上述結構性問題。舉例而言,旨在去產能的供應側改革推進了資源品行業的國進民退,部分產能被選擇而退出,一方面,這有效減輕了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國企虧損、債務負擔與過剩產能問題,另一方面,高漲的原材料價格令中下遊行業與中小型企業付出額外代價,也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趨勢與速率。旨在去庫存的貨幣化棚改令居民加槓桿步伐驟然加速,房價連年遞增,各地賣地與房地產開發風起雲湧,一方面,房地產庫存去而復建,另一方面,高增的居民債務槓桿率與失衡的房價收入比進一步壓制了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加劇了中下遊行業的競爭烈度與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難度。
上游壟斷性國企的資本開支,只能驅動較低的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而其贏得的利潤中,混雜了不低比例的經濟租成分,並不僅僅是佔用信貸資源這一個負面後果;地方政府的基建性資本開支,整體而言在投產之後無法產生覆蓋利息開支的現金流,其規模越大,地方政府追逐非稅收入的動力越強。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構成壓低中國經濟投資回報率與下游中小型民企負擔的重要因素。
在正常情況下,中下遊行業中的中小型民企如果能夠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率,其遠高於整體經濟平均值的資本就業密度的特性,保障了資本開支與居民就業增長的聯動性。健康的投資回報率不僅支持民企的後續投資能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同步的就業、居民收入擴張與終端需求上升,進而支持後續投資回報率,構成自我維持的正向循環。這與上游重資產國企投資的經濟效果有重大不同。後者的資本回報率以相當大的落差低於前者,而且如果剔除其中的經濟租的話,實際上的投資回報率可能接近零值;而其提升下游成本、弱化就業擴張的效應,對整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造成壓力。從數據上看,中國整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從2007年16%的高點下滑到近年來4%左右的水平,並仍舊在持續走低中,成為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從10%左右水平腰斬的主要動力。
近年來的國進民退將更多的資源投放給國企、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民企固定投資增速從2014年年底24%水平快速、穩定地下行到2019年年底的-2.6%。其結果是,整體上仍舊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不少比例是國企、上遊行業、重資產行業、房地產投資),沒能轉化為勞動者收入的高增長。2012年之後勞動力相比較於資本的稀缺度上升,在別國經驗中本應啟動勞動報酬佔比快速、大幅上升的階段,而在中國並非如此,中國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仍舊畸形。從數據上看,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從63%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59%左右(按照國民帳戶統計資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總收入計算),遠低於美國的75%;在本就很低的收入佔比中,財產性收入佔比處於一個不合理高位,部分解釋了居民儲蓄與投資的畸高比例,以至於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本世紀初的46%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39%左右,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組別的55%,高收入國家組別的58%與美國的59%。
這就毫不奇怪,即使在疫情後經濟復甦期間,中國居民消費表現一直低於市場預期,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速從十年前18%左右的高位,下滑到4%左右水平(數據按照2年年化速度計算)。這樣的終端需求表現,也解釋了PPI高漲的壓力何以無法傳遞給CPI——回應本文前面論述,這才是值得擔心的。
在這一背景之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陷入兩難。如果採取偏緊的宏觀政策組合,則目前已經露出苗頭的經濟降溫將難以逆轉。如果採取寬鬆宏觀政策,加大財政刺激與寬鬆貨幣政策,受益者將會是國企、基建、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進一步推高PPI,而陷於紅海競爭的下遊行業、出口產業鏈與中小型民企無力將經營壓力傳遞給終端,利潤預期與資本開支偏好進一步受壓,壓低勞動者收入及與其緊密關聯的終端需求。如果公司掙扎求存,其員工待遇自然每況愈下,996、「躺平」成為無奈的選擇。
如何才能突破這樣的困境?從前文分析來看,唯有改善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才能改善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與終端需求;反過來,唯有促進了終端需求,才能改進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這兩者幾乎兩面一體,是目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如果不怕過分簡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唯有救民生,才能救經濟;唯有救民企,才能救民生。
原文: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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