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平衡與債留子孫的迷思
民進黨政府發放經濟紅利的構想反反覆覆，說明了民進黨政府的決策受官僚體制的阻撓有多深重！媒體甚至報導財政部官員不滿這項照顧低薪與低收入族群的構想，主張經濟紅利優先用於還債。許許多多因循保守的政治人物也抱持同樣的想法。這正是民進黨政府當前最須破除的迷思！
只有毫不猶疑成為堂堂正正的社會福利執政黨，民進黨才能起死回生。蔡總統是正確的，「政府應該照顧弱勢者，減輕他們家庭的負擔，這本來就是國家的責任。」必須勇敢把這項主張具體落實成為立竿見影的、規模宏偉的，而不是零零星星的、支離破碎的國家政策，民進黨才有可能重新喚回人民的信任，繼續帶領台灣向前走！
當務之急，莫過於普遍發放兒童年金：讓國中以下的學童和幼兒，也就是從0到14歲的人口，每人每月可以領取6000元的國家養育津貼。
施行這項政策的正當性，應該可以不必作太多論證。長期以來，少子化已經成為公認的嚴重的國安問題，卻未見任何政府採取任何有效的應對作為。再者，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國家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至少部份的養育責任。
施行這項政策的年度預算，當然不會只是區區400億。從0到14歲的台灣人口大約300萬，施行這項政策每年大約需要2200億。以當前台灣的稅收規模，不可能只以歲計賸餘支應，必須舉債。
可以想見，「不要債留子孫」的聲音一定又響徹雲霄！
現在，比債留子孫更讓人擔心的，是未來沒有子孫！現在投資子孫，不但不是債留子孫，反而是奠定子孫美好的未來！
相較於全世界富有的文明國家，我們的政府負債其實非常輕微，不像那些「想當然耳」的議論所誇張的那麼嚴重。
我們的政府總債務餘額，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2017年佔國內總產值（G.D.P.）的比率是38.26%。如果只計中央政府負債，這項佔比則只有31.15%。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這項佔比在相同年度：日本是236.388%，美國是107.785%，新加坡是110.864%，法國是96.956%，英國是87.029%，以色列是60.971%，德國是59.8%，韓國是39.782%。
日本政府債務的沉重程度是台灣的6倍。
即使在歐盟內部最強勢要求財政紀律的德國，其本身的政府負債比重，也高過台灣許多。
當代的經濟學者和當代的各國政府都不把財政平衡當作政府施政的目的；恰恰相反，都把財政不平衡當作促進經濟發展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手段。其中最聲名卓著的例子就是日本現在的安倍政府以及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克魯曼博士。
克魯曼博士在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大危機的當下，就極力主張以量化寬鬆和大量舉債來解決美國的經濟蕭條和失業惡化的問題。這些主張後來都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也最終實現了美國的經濟復甦。
到2012年，美國的經濟已經走出谷底，克魯曼仍然不斷提醒：「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支出，讓失業勞工和閒置的生產力都能盡全力工作。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最正確的方式是政府支出更多。」
這位最傑出的經濟學家用最簡單的公式表達他對政府債務的觀點。他說：「只要債務成長的速度較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率的總和還慢，債務的持續增加就不是很嚴重的事。」
2012年底第二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不但神奇地讓自己回來執政，也神奇地帶回來日本人對往日強勢經濟的一絲懷想。
六年的執政，讓日本的經濟成長超過12%，讓日本的失業率降到2.4%：這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日本經濟的最佳表現。久久不動的日本經濟又動了起來。安倍也因此可能成為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
安倍是百分之百克魯曼主義的信仰者。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克魯曼經濟學。它的法寶正是無限制的量化寬鬆和大幅度的政府支出。六年下來，日本的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值的比重，也增加了超過40%。
台灣和日本一樣經歷了長久的通貨緊縮和經濟停滯。安倍經濟學正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經濟學！如果以日本為榜樣，我們的政府債務還有無限大的成長空間。
即使不敢學日本，不敢學美國，不敢學新加坡，不敢學任何前面提到的政府負債比重超過我們的富有文明國家，這幾年政府的財政政策還是過份謹慎！
過去三年，台灣的經濟成長超過6%。依據克魯曼的公式，如果政府負債也成長6%，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換句話說，如果過去三年增加4000億政府債務，是一點都不違背我們自訂的嚴格的財政紀律的。可是，我們政府的債務在2017年卻比2016年少了1831億元。
不必否認，小市民的內需經濟不景氣是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的重要因素。普遍發放兒童年金，不但可以成為阻止少子化趨勢進一步惡化的重要政策，也可以成為促進小市民內需經濟成長的有力動能。許多經濟學研究證實：政府增加一塊錢支出，會增加一點五塊錢的產值。因此，增加兩千多億的兒童年金支出，就可以創造三千多億的國內產值。對於當前低迷的小市民經濟，這當然會是一劑有力的強心針！
做該做的事，不必在意爭議，不必在意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