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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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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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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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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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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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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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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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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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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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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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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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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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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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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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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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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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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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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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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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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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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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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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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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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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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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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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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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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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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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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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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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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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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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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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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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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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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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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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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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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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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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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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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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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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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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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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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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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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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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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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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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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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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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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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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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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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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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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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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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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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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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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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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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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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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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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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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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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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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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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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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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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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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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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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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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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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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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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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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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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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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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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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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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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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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盧斯達：《機動戰士鐵血的孤兒》大家都死得既窩囊又現實】

我極少追看過高達系列，上一次大概是小學時期，在電視斷斷續續看過《機動武鬥傳》。「武鬥傳」是香港武俠片，有俠客一對一決戰的戲劇性、《英雄本色》的男人浪漫；主角精神力爆發而一舉反敗為勝，則類似《如來神掌》。

《鐵血的孤兒》則是風塵樸樸。沒有激光劍、浮游炮和激光槍，變成冷兵器格鬥；主角群是一班孤兒，沒有家世，沒有遺傳特殊能力；因為命賤，所以不少人做了人體改造手術，身上有一個與機器溝通的裝置，駕駛高達和其他機體，比正常人更強。既是力量的來源，也是受人歧視的終身詛咒。

星際殖民時期，地球是人類發祥地，又是第一世界；火星成為地球附庸，在政治經濟上備受剝削。富家女庫德莉雅要搞火星獨立，而火星人民也有訴求想爭取。庫德莉雅要去地球講數，找上火星CGS保安公司護送，地球圈要阻止火星獨立論蔓延，就找軍事組織末日號角暗殺她。CGS的大人臨陣逃走，手下一班童兵就反叛奪取公司控制權，並使用一部古董高達擊退第一波敵人。各方陰謀交織、互相利用，一班細路被大人政治扯入戰場。

風聞這套作品，是聽說不少抗爭前線深受其影響和熱愛。在2015-16年之間，香港正在大亂的起頭。有年輕勢力崛起，一直奮鬥，創造出奇跡，但最終在強權的絕對優勢下遭擊潰，折翼四散；故事的情節，去到最後完全是悲劇歷史的重演。

少年精神

這套高達的編劇，之前做開文藝動畫，《鐵血》文戲比武戲多，更著重各種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反而主角之一的三日月則類似是社交障礙，內心世界成謎。童軍重組成「鐵華團」之後，與黑社會結拜，以求在未日號角的敵意下生存壯大。

鐵華團的成員都是兒童，領袖歐格則頂多是青年，沒有見過世面，亦沒有太多權謀。在第一季，經過多場戰鬥之後，鐵華團成功完成任務，並且得到地球政治家的扶持。不過一路上有不少重要角色戰死。這些戰死對後來劇情的「失控」有重要影響。例如肥仔比司吉，他一向是歐格的軍師，歐格面臨問題時，都只能與他商量。肥仔死了後，歐格完全失了方寸；而三日月因為盲從歐格，並沒有阻止他帶領鐵華團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危險。

肥仔在死前認為，鐵華團的方向太危險，這反而會危害大家最初想謀生活的初衷。事實上整個第二季，就證明了肥仔的遠見。第一季的種種奇跡，在第二季開始失效。因為鐵華團越做越大，所屬黑幫的敵對派系就勾結外人要剿滅鐵華團，最終只能脫離黑幫、讓出地盤，失去黑幫的保護傘，又變回流浪的宇宙老鼠；

本來同盟的末日號角改革派麥吉利斯，在第二季智商急速下降，這也解釋得通，因為麥吉利斯太過理想主義，他以為能得到號角創立者當年的終戰高達坐駕，就能號令並改革組織，但組織內的實力派卻根本不理這種象徵符號。

麥吉利斯被逐出，成為反賊；鐵華團與麥吉利斯的關係也曝光，成為非法組織。麥吉利斯也是孤兒出身，他和鐵華團一樣，進入了自身能力無法應付的深水之中。末日號角最終要討伐麥吉利斯，鐵華團投降已經太遲，因為統治階級要殺一儆百，向世界宣示自己可以控制秩序，開展了一輪單方面虐殺。

最後大殺傷力武器「破滅魔劍」一出，觀眾罵聲四起，因為能力太過屈機，連擁有高達神通的主角，也一招被秒殺；歐格被人在大街暗殺、麥吉利斯也死得很窩囊，但其實劇中很多人都死得莫名其妙。

然而這就是《鐵血》最現實之處，人的犧牲，很多都是死得莫名其妙；政治裡很多人就是會突然智商下降，自爆而亡；至於破滅魔劍，就是政權金手指。你說是人大釋法、DQ議員、告你暴動、將你組織一夜間定為非法，全部都是現實出現過的不可抗力。鐵華團拿到一根破滅魔劍，最後卻射偏，這種決定性的錯失、差一點或者可以改變歷史的遺憾，因為常見，所以揪心。

三日月是故事中戰力數一數二的駕駛員，因為反應速度極高，以一敵百完全不是問題，卻被魔劍一下打死。觀眾那種鬱悶心情，也極為真實，現實政治就是如此冷酷。主角最後沒有發揮威能，沒有扭轉戰局；不是大喊一下招式名字，能力就能大輻增強，要死的還是會死；麥吉利斯拿到象徵性的巴力高達，但號角卻沒有太多人倒向他，他要憑一人對抗一個軍事組織，根本不可能。

《鐵血》無人有主角威能，犧牲了，人血饅頭是別人吃掉。鐵華團的人血饅頭，成就了火星圈狀況改善；麥吉利斯的犧牲，促成了末日號角的內部改組。這已經是略為溫情的結局，因為各人的犧牲，最終確實推動了歷史；在現實裡，往往是人犧牲了，世界卻絲毫未變，甚至會遭受人民批判。

老人之世

另外製作人員對《鐵血》的想法，與作品本身亦可堪對照。例如監督長井龍雪說，「鐵華團排外性太強，造成團滅完全就是他們自作自受」，這在第一季末鐵華團的秘書小姐的視角已經看到端倪，在成年人眼中，這群為了團體存活可以進行自殺式襲擊的少年，根本已像一個邪教；而少年並沒有太多人生經驗，對於「何時應該收手」並沒有一個概念，最後越踩越深可謂合理發展；

在另一個訪問，長井又說：「……鐵華團只會招致混亂，這種混亂無法拯救世界，萊斯達爾 (號角中接收戰果之人) 的行動就是重新整理好這個混亂的世界」，可見在作者眼中，鐵華團雖然是主角，但不是理念之所寄托。

這種評論其實充滿日本風情，日本人完全臣服於二戰共識。二戰之後麥克阿瑟幾乎是再造了日本，是日本的「二次建國」。不能擾亂秩序、要止息鬥爭，才是日本的真正「憲法」。對日本人來說，秩序高於熱血、集體高於個人。私自行動、私自改革社會，是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

三日月或者麥吉利斯之死，就像三島由紀夫切腹，令人激蕩，但相信日本人認為只能聽之任之，甚至樂觀其成，視為獻給時代的生祭。因為自發者的奮鬥，會擾亂世界平衡，將所有人拖入不確定之中。這種意識形態亦不自今日始。大家都有看過高畑勳的《再見螢火蟲》，小時候看，很容易哭得一場糊塗，只會看到兩兄妹好慘、戰爭好殘酷，結論是要反戰，和平真好；但其實導演所表達者，卻是批判兩兄妹明明有親戚投靠，卻因為相處不好而負氣離開社群，最後不能自理而死。簡單而言，是哥哥製造了妹妹病死的悲劇。

故事教訓：不要以為人可以獨立，你還是要靠家人靠社群靠國家。以反面故事，以彰顯傳統、秩序和集體的重要性，《鐵血》如是、《螢火蟲》如是。就像中國的四大名著，其實都有共通的潛文本。《水滸傳》是說造反再大，最後終要被收編；《西游記》是說齊天大聖再強，還是被佛祖和天庭鎮壓，要去取西經；《紅樓》是說賈寶玉不要跟隨大家族的身涯規劃，不想讀書科舉，但現實是不做官就沒有身份和財富，大觀園也是最終敵不過現實而毀滅，賈家沒落，無法再光復；《金瓶梅》，西門慶始自金玉滿堂，終於油枯燈盡；男人勾引女人，卻死於女人之手，講個體被世間的反噬。四個都是悲劇。張愛玲對中國人的宗教思想下過這樣的批語：

「……中國文學里彌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

至於日本人的內心，則似乎是無喜亦無悲，只有冰冷的秩序。沒有革命，沒有改變，世上千年，彷彿只是幽玄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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