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6.10 德國 ※
孤立無援的女性難民
德國難民收容所安置了數十萬名的女性和兒童。在收容所中,來自安全警衛、志工、男性難民的性暴力威脅仍如影隨形。德國,對她們而言,不代表安全之所在。
難民收容所中的性暴力事件似乎層出不窮。在漢堡,一位伊朗女性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女性之家,在洗衣間中,她遭到來自警衛的性暴力兩次。根據自由民主黨(FDP)所做的小型問卷,漢堡收容所至二月底為止,發生了九起性暴力事件,其中一位受害者是 15 歲的女孩。歐斯納布魯克(Osnabrueck)檢察官日前起訴一位敘利亞人,因為他性侵一位 13 歲的阿爾巴尼亞女孩。在基森(Giessen),地方法院起訴一位巴基斯坦人,因為他涉嫌在廁所性侵一位八歲女童。弗萊堡警方逮捕了一位伊拉克男性,因為他強迫一位伊朗女性撫摸他的性器官。鐵屋城(Eisenhuettenstadt)司法正在調查兩位阿富汗人是否涉嫌性侵一位肯亞女性。
然而,實際案例有多少起,目前並不清楚。難民收容所中的性侵案,並不屬於特別的統計類別。研究人員推估,收容所中未成年難民可能面對性暴力的風險,是其他孩子的 6.5 倍之譜。
僅管在去年夏天,德國通過難民救助計劃,希望保障收容所中難民基本的人身安全——包括男、女分開的淋浴間和廁所——但是大量湧入的難民,讓各地方政府光是想著要如何收留就一個頭兩個大。於是,基本設施的考量失去了優先性;事實上,許多收容所的淋浴間連幕簾都沒有。
到了跨年夜、以及柯隆大規模的性侵事件。在政治領域中,沒有人想要碰觸這類議題。柯隆事件,原本可以成為改善女性和兒童安全措施的時機,卻很快地被抹滅。
羅林格(Johannes-Wilhelm Roerig)被委以改善收容所中的性侵害事件,「政治人物的鐵石心腸」、以及「沒有同理心」讓他十分憤怒,他也憂慮整個情況可能要等到下次再發生一次大規模性侵事件時,才會再得到關注。現今情況,要靠立法來改善的機會不高。
許多地方出現噤聲的情況。收容所的負責人不願意提起這些事件,因為擔心因此被革職。志工也不願意主動提起,擔心這類事件會成為新納粹反難民、攻擊難民的藉口。地方官員鮮少讓這類事件曝光,一方面是不願意在反對難民的聲浪上火上加油,另一方面則是,完善防備措施是一筆開銷。
然而,連受害女性都選擇沉默——出於羞愧、出於對加害者的畏懼、也出於對庇護申請不利的擔心。最關鍵的是,她們的沉默是因為無知於,在德國作為一位女性所擁有的權利;她們在自己的國家,根本沒有任何權利。
15 年前,13 歲的左拉和家人從阿富汗逃到德國。她說:「對我們而言,太太要對丈夫的不忠負責。」當年她所認識的收容氣氛,和現在收容所中的情況一樣。在她的原生國家,女性艱困的環境不是新聞,但是在德國,她們更顯得無助、似乎更容易受到攻擊。
27 歲的蘆芭,帶著 12 歲的女兒離開大馬士革。有一段時間,她們住在收容所內的一間六人房中。她說,有天一位男人未經敲門、或是詢問就闖入房間。房中五位敘利亞女性正好即時蓋上頭罩。他在一位漂亮的厄利垂亞女性床邊,安置了一張床,似乎在宣示他可以為所欲為。這位非洲女性後來說,即使那名男性並沒有碰到她,但是恐嚇意圖卻滲入肌膚。這位男性任職於該收容所。她的庇護審查程序正在進行,由於害怕節外生枝,她選擇沉默。
蘆芭則決定要上報這件事。蘆芭會英文,也不怕和志工、官員打交道。因此意識到,沉默不是唯一的選擇。當蘆芭說出這件事後,收容所的女性負責人表示鬆了一口氣。關於這個男人有許多的傳言,但是因為一直沒人出面舉發,許多人都無能為力。沒過多久,這位男性就離開該收容所。
在反性侵民間協會工作的安德絲(Ursula Enders)說:「往往要在一些年之後,我們才會知道當年在收容所發生了什麼事。」她說,這些女性往往在新生活上軌道後——有時是二年、有時是五年後——她們才意識到自己曾遭受性侵。
德國對於這些難民的文化,特別是在性別文化上這些女性被教養成的習慣——例如在公開場合要帶頭巾,在陌生男子前不能拿下頭巾——缺乏了解。當在女性收容所中,保全都是男性時,這些女性只有在上廁所時,可以稍稍拿下頭巾。不意外的是,若我們想要了解收容所的情況時,由男警和男性官員拿著問卷訪問的結果,也問不出什麼。
Hoidn-Borchers, Andreas; Opitz, Barbara; Eißele, Ingrid: Allein Gelassen, in 《Stern》 Nr. 12, 17. 3. 2016, p.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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