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漢代皇帝居住地方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未央宮殿名大揭秘 | 生活知史
西漢初年,劉邦平定天下後蕭何就極力建議建造一個豪華的宮殿。劉邦本來是相當反對的,因為秦代就是因為大興土木而失民心。但蕭何覺得建宮殿不但是立威,而且一次到位,建得盡可能豪華不也省卻了後代的麻煩嗎?於是在蕭何的主持下,未央宮正式開建。此後二百多年,西漢皇帝都居住在這裏,成為漢帝國政令中心。「未央」一詞就是源自,《詩經·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這首詩是描述宮廷早朝的景象,表現君王勤於政事。
前殿是未央宮最重要的建築,居全宮的正中,其它重要建築圍繞它的四周,凡皇帝登基,朝國群臣,皇家婚、喪大典大禮等均在此殿舉行。而前殿內有一處相當重要的建築,居於整個前殿最高處,那就是宣室殿。「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宣室殿是皇帝辦公的地方,是國家討論軍政大事的地方,更是整個皇宮最高的地方。而大家熟悉的椒房殿就是在前殿北側,這裡就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因其宮殿牆壁以花椒和泥塗抹,這樣既能讓室內有溫暖感覺,又可以使殿內中芳香襲人。以上所說的兩處,是整個皇室中最重要的兩處地方,也即所謂的「前朝後寢」。皇室主要的工作區和生活區就在這兩處
但未央宮內還有其他輔助皇室工作的地方,例如在未央宮的北側有中國最早的國家圖書館——天祿閣。這座圖書館全名為「天祿麒麟閣」,本來的作用是主要存放來自秦國宮廷所獲文史、典籍之所,後來逐步擴展成皇家圖書館。天祿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神獸,雖然具體形象仍待考究,但相信是頭上長角、獅身有翼的神獸。但未央宮內真正的圖書館確實在天祿閣正西方向的石渠閣,石渠閣因閣下建有石渠以導水而得名。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令諸儒於此講授五經,石渠閣成為了學術中心。
其實未央宮內有不少殿的名稱也是相當優雅的,例如后宮的殿名往往用花木命名,如蘭林、披香、椒風、蕙草、茞若;也有不少使用古代神獸命名的,如麒麟殿、朱鳥殿、金馬殿、白虎殿等等。要知道未央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皇宮建築,邊長為2150-2250米,總面積5平方公里,比紫禁城還要大上七倍。不過,經過西漢末年的戰亂,未央宮曾經被焚毀,後來的歷代皇帝也多加改建,已經頗難考證各個殿的實際作用。但是從漢代文人留下的描述中,未央宮的富麗堂皇確實彰顯出西漢盛世的繁華。
#知史 #生活知史
#中國歷史 #中国文化 #古代 #古代文化
#漢代 #未央宮 #椒房殿 #石渠閣 #宣室殿
漢代皇帝居住地方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佛教因緣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如果說漢代中國尚處於海上交通的萌芽時期,那麼,至魏晉南北朝和唐初,海上的交通則呈現了新的特點。其中的因緣,即為佛教的興盛和傳揚。很巧的是,這時,中國和東南亞各地都大興佛教,宗教交往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印度友好交往的重要內容。
公元一世紀(東漢時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這是由印度經西域陸上絲路傳入的。但,亦有如梁啟超之主張,佛教也有由海道傳入中國,當時的東南亞印度化國家,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莊國土在其《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一書中認為,中國魏晉六朝至唐朝,佛教海上東漸,雙方僧侶往來頻繁,成為這時期中外海上交通的奇葩。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度、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不斷有僧侶來中國講學,中土也有不少僧侶赴印度、東南亞求經講學,大大地促進了彼此間的文化交流。
魏晉六朝,政治紛亂,世道脫序,人心失落,兩漢以來的儒術宗經失去了其神聖的道德依據。本土民間道教崛起,玄談成風,而東漢時傳入的外來佛教也為之興盛,填補了中土不少時人內在的心靈空虛。
分裂的時代,也有其意外的契機。隨著中國南方政權的經略和地利之便,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佛法的傳揚多有經由海上絲路傳來。東晉的法顯是個明顯例子。為專研佛法,法顯最初雖是從長安循陸上絲路到達天竺(印度)取經,惟在15年後,亦即公元414年,法顯卻選擇了在印度西南外海的斯里蘭卡取海道,途經東南亞,回返中國。法顯以後,《高僧傳》裡也記載了至少有4位高僧是取海道返回中土的。由此可見,弘揚佛法,南海絲路貢獻亦是顯著。
此外,據考,從三國至唐代,往返南海弘法、求法的高僧共有30人。這30名中外高僧有停留在東南亞,或學經、研經、辦法事或出生於東南亞的,竟佔了一半。其中尤著者有天竺人(印度)拘那羅陀(真諦),他曾在扶南弘法,後來,南朝的梁武帝延聘這位高僧來中土傳經弘法。他帶了貝葉梵本240縛,譯經近300卷,專譯法相唯識宗經書。與鳩摩羅什、玄奘被譽為中國佛教史上「三大譯家」。當時,梁武帝還在南京專設扶南館譯經道場。可見佛教傳揚,與經由東南亞的海道有多麼密切的關係。
唐代,我們除了從明清小說《西遊記》中熟知唐玄奘行路漫漫,經火焰山至西天取經的神奇故事之外,其實,歷史上還有一位叫做義淨的高僧,他卻是循海道到印度取經的。他從廣州搭船,順風兩旬到達一個叫「佛逝」的國家。此國就是我們熟知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岸)。
義淨在佛逝停留6個月,學習梵文語音,並得到佛逝國王資助,北上末羅瑜,轉至羯荼,再趁冬12月,乘船順著季候風來到印度,潛心研讀佛經,十載不輟。公元685年,義淨攜帶了大批珍貴佛教經典,取海道舊路,經羯荼到佛逝,又在此居住了4、5年,整理翻譯經文,才返回中國。之後,義淨又二度往返東南亞。這時的中國已是武則天掌政的時期。這位曾靠佛教經典起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於公元695年,在洛陽城東門外,親自迎接了從佛逝搭商舶返唐的義淨。義淨在長安和洛陽主持譯場,數年之間,譯出200多卷佛經。其學佛弘法盛事,一時傳為美談。
在島嶼東南亞尚未伊斯蘭化以前,古代東南亞是一個印度化影響頗深的地區。除了婆羅門教,大概在公元最初的幾個世紀,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傳入東南亞,與婆羅門教共存相當長一段時間,在東南亞地區產生過相當的影響。至今,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蘇門答臘、爪哇和馬來半島北部(如吉打等地)都曾經發現過佛像和佛教遺跡。
考古和文獻都可以相互印證這個佛教的因緣。中國文獻記載,扶南在相當於中國魏晉六朝之時,是一個佛教興盛的大國。大約在3世紀40年代,三國鼎立的吳國派遣使臣康泰和朱應「南宣國化」,訪問扶南。康泰和朱應是中國姓名可考的最早海外使節。
魏晉六朝正史中記載與中國有往來,同時也是崇奉佛教的南海諸國,如盤盤、丹丹、狼牙修等國,一般考訂都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地方。有謂盤盤在克拉地峽東岸,丹丹即吉蘭丹,狼牙修有學者考證就在今天吉打一帶。
隋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派遣常駿和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國。這個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國家,也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此外,如前述唐代高僧義淨所經過之「羯荼」,有學者認為就是赤土國的同名異譯,在今吉打一帶。
歷史是不容被忽略,不應被遺忘的。早在1500年前,中國和印度,和東南亞,和馬來西亞,因為這個美麗的佛教因緣,彼此間的關係更為友好密切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