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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錄音室] Richard Clayderman：「鋼琴Kenny G」在中國

近年不少國際音樂家走紅中國，但在本身業界卻不太受認同，本欄談及的「薩克士風王子」Kenny G是一例，法國鋼琴家「浪漫王子」Richard Clayderman也許是另一例。

相信不少學習鋼琴的朋友，都對Clayderman記憶猶新，因為他的曲譜往往是一個關卡：先是通過其簡單編曲接觸到音樂的優美，但慢慢就不再滿足於千篇一律的風格，認為自己應有能力超越之，起碼筆者就有這樣的經歷。然而，畢竟在《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上， Clayderman保持着「全球最成功鋼琴家」的稱號。據其個人網站記載，截至2006年，他在全球已經賣出一億五千萬張唱片，其中267張專輯達金唱片銷量，70張達白金唱片，記錄十分誇張。

Clayderman能成為全球最多產鋼琴家，似乎有兩個法門。其一是將古典音樂重新編寫、簡化，並加入流行元素，亦不時為電影、廣告演奏配樂，讓鋼琴音樂在普羅大眾間更「入耳」（西方媒體通常以「easy to listen」來形容）。但這亦令他不被西方古典音樂界接納，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其二，每當Clayderman進軍海外市場，慣於將當地傳統歌曲、民謠重新編寫演繹，令他的專輯、表演更為當地人接受，「入耳」編曲亦成功將鋼琴音樂帶到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前者其實是文化研究關於高檔與普及文化的經典論爭，後者則甚具「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色彩。

2013年，Clayderman接受英國《每日郵報》（Mail Online）專訪，坦言已慣於古典音樂評論界對他的批評，指自己「令樂評人不安，因為他們往往無法將自己歸類到某個音樂類型」，因直指自己「並非古典鋼琴家，也不配這個稱號，但從來都享受自己的音樂風格」。

那「Clayderman音樂風格」又是什麼？似乎它象徵着古典音樂轉向現代流行音樂，而下放至普羅大眾的時代。早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以批判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經典文化的影響見稱，而他年輕時擔任樂評，音樂社會學也是他的專項之一。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概念，其中指服膺於資本主義邏輯而誕生的大眾文化，純粹取決於市場需求，形成文化商品單一標準化；置於音樂範疇，流行音樂的標準化即不斷複製在市場上能夠大賣的旋律，樂迷只能「被動地聆聽」。相反，戰後英國興起的「伯明翰學派」當中，則不乏捍衞大眾文化的意見。牙買加裔英國學者霍爾（Stuart Hall）即有「加碼／解碼」（encoding / decoding）的概念，認為即使文化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被商人、媒體加入單一意義，例如消費主義（加碼過程），大眾接收文化時，並非全盤被動地接受，而懂得自行詮釋（解碼過程），形成大眾文化仍然有值得思考的意義，能引領社會進步。

按法蘭克福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音樂風格，自然是將古典音樂化約為文化商品，透過向全球傾銷從中獲利的代表，無助大眾領略古典音樂的美學。相反，按伯明翰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入耳」音樂，反而更有效地讓大眾認識古典音樂。

雖然Clayderman在西方音樂界毀譽參半，但他在亞洲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甚具影響力。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那一代人之間，更堪稱家喻戶曉，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軍中國音樂市場的「外國勢力」。諷刺的是，Clayderman借文化大革命的終結，而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但他最為內地聽眾歡迎的歌曲，正是改編演繹1976年由付林作詞、王錫仁譜曲，悼念剛去世的毛澤東的「紅歌」《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自1992年Clayderman首次在中國表演至今，已舉行超過30次中國巡迴之旅，超過200場現場演出，遍及70個中國城市，賺到第一桶金至今，恐怕累積已是天文數字。

Clayderman在中國成功，其實特顯了中國文革後的文化生態。新馬克思主義提出「文化工業」，就是對歐洲戰後為西方文化帶來一面倒資本主義傾向的文化生態作出批判。中國文革後，流行文化得以迅速在大眾間普及，某程度正是拜「文化工業」、例如Clayderman所代表的「入耳」古典音樂所賜。不過西方對古典音樂有一定的基礎，足以就Clayderman一類古典音樂的流行變體作出討論和批評；相反，中國大眾經過文革杜絕外來文化的斷層，一下子接受的就是西方流行文化，以致如Clayderman一類音樂人流行十數年以後，仍然被奉若神明。正面點看，這反映各國文化融匯貫通的自然過程；負面點看，這是在中國龐大市場下人為扭曲的文化融合，並非音樂風格的自然拓展，終會被歷史淘汰。究竟Clayderman屬於哪種，大概也心裏有數了。

沈旭暉 梁振嶽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15年6月

延伸閱讀：Kenny G 與中國市場
https://www.facebook.com/…/a.9636111103397…/963463463687804/

新世代古典音樂之都 柏林領導風騷
2013年10月14日
張凱耀／專題報導

德國首都柏林，一個在1990年才從分裂復歸完璧的城市，傳統上被認定為政治的重鎮，但其實柏林的文化底蘊也非常深厚。據《紐約時報》報導，近年來柏林吸引大批年輕的古典音樂作曲家、演奏家進駐，儼然成為新世代的古典音樂之都。

柏林在藝術城市的光譜上，原本以視覺藝術著稱，也在電影與流行文化產業上也頗具影響力。近年來，柏林開闊、多元、包容的氣氛，加上低廉的房價，讓許多年輕一輩的古典音樂專業人士，捨棄生活費高昂的紐約，前進柏林發展音樂事業。許多指標性的音樂廠商也紛紛進駐柏林，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

法國唱片公司Harmonia Mundi的德國分公司2013年10月從海德堡遷移至柏林。索尼音樂（Sony Music）及DG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4年前便在柏林設點。此外，許多音樂界的公關與經紀公司，例如Opus 3 Artists、英國Albion Media與德國Konzertdirektion Schmid，皆已悉數到位。

柏林的新住民也不乏樂壇當紅人物。發跡於英國的法籍作曲家安崔爾（Mark Andre）、奧地利作曲家紐瓦琪（Olga Neuwirth）與狄安（Brett Dean）、電影《我為琴狂》（Pianomania）鋼琴家主角艾馬爾（Pierre-Laurent Aimard）都定居於柏林。

號稱有153座博物館、420個藝廊的柏林，文化深度相當可觀，而且自18世紀以來，就是音樂理論家及樂評人的薈萃之地。然而1933年納粹黨上台，猶太音樂家被迫離開德國，相關作品被禁，讓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

戰後的德國文化界，無論是哲學家或音樂家，政治立場時常糾葛於納粹陰影。但是這個歷史的幽靈，似乎在新柏林人的反思及辯證下逐漸消融和解，反倒成為吸引新住民的能量。

艾馬爾說：「居住在這個不斷變化的城市，很是有趣……柏林以一種靈巧、反思與正義感來看待歷史，極具正面意義，值得世人借鏡。」

20多年前，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剛完成統一的時候，柏林的藝術能量完全無法與紐約、倫敦或巴黎相比擬。但是隨著德國在經濟、文化上對歐盟的影響力水漲船高，加上無數的藝術家參與柏林的文化復興工作，終於讓柏林成為極具吸引力的藝術之都。

柏林甚至吸引了許多以色列青年前來「聚義」。德國與以色列，亞利安與猶太，柏林開闊的文化氛圍可見一斑。知名的以色列曼陀林演奏家艾維塔（Avi Avital）則宣稱：「我們嚮往的不再是史坦與帕爾曼的紐約，而是拉圖與巴倫波因的柏林。」

美國大提琴家維樂絲坦（Alisa Weilerstein）說：「現在的柏林正如30年前的紐約，而且是紐約最好的一面。柏林擁有紐約的優點，沒有紐約的瘋狂。生活物價合理，文化上更是兼容並蓄，可以讓人盡情去開拓、去發現。」

柏林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絕非偶然。柏林愛樂的終身首席指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起了重要的作用。卡拉揚熱衷錄製音像作品，一生影音作品超過1,000種，在全球創造近2億張的銷售數字。

卡拉揚對於錄音技術非常在意，甚至親身參與唱片工業發展。80年代錄音工業進入CD時代，卡拉揚大力推廣。這位重視音樂媒體科技、領導柏林愛樂34年係的大指揮家，留給柏林音樂產業一絲不苟的工藝精神。

座落於柏林西南方的Teldex Studio Berlin，薇勒絲坦稱之為「全世界最棒的錄音室」，高傳真的直刻技術（Direct Metal Mastering）以及廣為流行的DVD-Audio都是發源於此。柏林的基督耶穌教堂（Jesus-Christus-Kirche）也是以優異的錄音效果著稱，在此地錄製的CD常常會在封面上標誌出這座教堂，當作賣點。

過去，德國政府對於古典樂團的支持一向著力甚深，德國是全世界職業樂團數最多的國家，在音樂教育上也投注了相當的資源。然而過多的樂團也為政府造成了沈重的財政壓力。

1992年以來，德國政府開始有計劃地縮減補助，全國共有37個職業樂團遭到整併或取消。面對政府經費緊縮，今年10月1日，100多個德國職業樂團參與了一場24小時罷工抗議。

柏林是否能持續引領古典音樂界的風潮，政經環境一大關鍵。但無論如何，柏林還是不斷向世界放送文化吸引力。文化聚落的生成、自由的思辨以及完整的產業鏈，始終是文創產業的根基。只要根基還在，文化的柏林仍然讓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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