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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何時完蛋？—— 30年的回憶與思考
（這一篇長文原在2020-10-19 在網上讀到，留存了下來，那時美國大選在競爭中，投票未開始。這是一位中國移民寫的文章，有真實感，雖較長，卻有可讀性。作者名字不詳。對於沒有在美國生活過或即使在美國生活卻缺乏觀察和思考的朋友，也許可以作一個參考。）
美國不行了，什麽時候完蛋？這是我二十幾年前就想過的問題。 記得剛來美國的那些日子裏我十分鬱悶。我一開始落腳的地方是德克薩斯州的拉伯克，一個產棉區的小town。 那裏除了一所大學啥都沒有了。 周末跟中國同學開車四處瞎逛路過一個更小的小town，只有幾十戶人家，馬路上的照明燈居然還是日光燈管，比當時的中國還要落後。 有時可以看到年輕牛仔身穿格子衣服騎馬趕牛，倒也挺新鮮，不過還是沒勁，原始的畜牧業。 美國跟我原來想像中的美國大相徑庭。 那時我想著趕緊畢業拿文憑，結束洋插隊，回國建設四個現代化去！

畢業後我沒敢如期回國建設四個現代化，因為我參加了那年六月（六四）的示威遊行，還接受了採訪，鐵證如山。 國內親友說回去怕要坐牢。 我只好硬著頭皮在美國找工作。 我學的專業不好，工程物理，沒啥工作機會。 好在我修過一些電腦課程，想碰碰運氣找個程序員飯碗。 我運氣還不算特別糟糕，第一次面試就被錄用了，而且人家答應幫我辦綠卡。 雇主是當年美國公立學校中最大款的堪薩斯城（密蘇里）學區 Kansas City, Missouri School District。 我被告知我是打小工的，幹的是建機房，拉網絡，調試軟件，碼工，安裝服務器這一類雜活，瞎忙。 新學年一開學我傻眼了，原來那是個黑人學區，所有學校裏都是清一色的黑孩子，有點吃驚。 美國的大中城市學區基本上都是黑人學區。 按理說黑人學區房價普遍偏低，稅收不會很充足，那個學區哪裏搞來的那麽多閑錢又是建新校舍又是購置昂貴的電腦中心又是添置鋼琴甚至建室內溫水遊泳池呢？ 原來那是趕上了“反種族隔離”的政治運動。 一場歷經十年的訴訟結果，法院判決整個密蘇里州都要為堪薩斯城學區出資雇傭好的教師，添置最好的設備，建蓋最好的校舍，讓窮學區一夜暴富，這樣一來就可以吸引白人的孩子去讀書，解決了種族隔離的問題。 想的很美哈。

雖然這麽美，但當年的一件事讓我開始看出美國快要完蛋了， 這就是那個學區的一所高中 —— Westport High School。 那是一所學生成績很糟糕的高中，坐落於市區正當中，白人和亞裔學生加起來不到10%，問題比較嚴重。 大樓很老舊但很堅固，硬件設施也很先進，每個教室裏都有好幾台電腦，大屏幕電視，學校還有跟電視台一樣先進的全套電視廣播節目製中心，這就是所謂的”magnet school”。 但大樓入口處設有飛機場那樣的金屬探測器，哈！ 明白了嗎？ 至於學生的學業，我就不說了，不好意思。 有一天我聽說有一位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就是那所高中畢業的，我激動了，特地找了個藉口去那裏找到檔案室老師，把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泛黃的year book統統調出來翻了一遍，果真找到了埃德加斯諾的高中照片，還挺帥。 我翻拍了十幾張照片，打算寫一個報道在國內發表，標題是《走訪埃德加斯諾的母校》。 為了這篇文章我採訪了那個學校的幾位老教師討教校史，結果讓我十分驚詫。 原來那所學校在上個世紀初期和中期一直是堪薩斯城最好的學校，每年都向常春藤輸送幾十名畢業生。 他們說埃德加斯諾並非知名校友，他們拿來一本本year book 告訴我某某是某個大公司的CEO，某某是派駐某國的大使，某某是世界冠軍，某某是大學校長。 我眼界大開，感慨萬千。 原來堪薩斯城這所名校也有過輝煌的歷史。 撫今追昔，這所學校就連畢業生也越來越少，快完蛋了，堪薩斯城快完蛋了。至於美國，有過輝煌的過去，有過非凡的經歷，但我看也快完蛋了。 我決定不寫那篇報道了，心太悶，寫不下去。

1991年克林頓和老布什爭搶總統寶座，互相抹黑。 我記得老布什屁股比較乾淨，但克林頓卻醜聞連連。 報紙上說他年輕的時候吸過毒，克林頓承認了，他那句“I did not inhale”成了歷史名句。 然後呢，克林頓跟一位名叫Jennifer Flowers的記者劈腿這件事在媒體上鬧的沸沸揚揚。 克林頓夫婦趕緊在媒體上秀恩愛，美國人民才放了他一馬。 撫今追昔，當年克林頓那點桃色新聞跟今天拜登家族的醜事相比，那算個屁啊！ 今天拜登家族的醜事，放在當年肯定是要被起訴的，還敢競選總統？ 監獄裏好好呆著吧。 現在這麽大的醜事媒體居然爭先恐後藏著掖著蒙著蓋著，唉！

在我當年那個環境中工作，最大的問題是人身安全。 警察去學校抓人是家常便飯。 幾乎每一所學校裏都雇傭專職的security guard，以防學生打架出人命。 雖然教師都是從全國各地高薪雇來的經驗教師，但學生成績實在哈哈。 高中畢業率如果能夠達到60% 就算冒尖了。

盡管如此，當年還是有不少亮點的。 還是那所斯諾母校，六十年代的一位校友名叫 Ewing Marion Kauffman，開製藥公司賺了大錢。 看到母校一天天衰敗，決定出資幫一把。 他設立了獎學金： 凡是那所學校的畢業生，他提供四年的大學學費。 盡管如此，那所高中每年畢業並能夠堅持讀完大學的還是寥寥。 而那寥寥的靠Kauffman Foundation Scholarship讀完四年大學的，大多是越南裔學生。 他們的家庭是靠難民身份留在美國的，住在政府提供的簡陋的公寓裏。

有一天我去那個學校的機房做網絡升級，看見一位黑人女生學習很認真努力，我誇她：你畢業後一定能夠拿到Kauffman Scholarship上大學。 她說她不靠那個，她老爸在GM上班，當車間主任，算管理人員，GM不但提供子女上大學的學費，就連生活費也給一些。

這就是當年的GM。 今天GM還敢有這樣的員工福利嗎？

克林頓當總統後開始吹互聯網泡沫，經濟很快就有了起色，我打工掙了幾個錢就買房了，在郊區平地建起的嶄新的四臥一廳一廚一車庫single house，院子很大。 那是我來美後的第六年。 搬進新屋那天我心潮澎湃，心裏不再犯疑“美國哪天完蛋”了，因為我實現了美國夢，嘿嘿。 回想起六年前我手提兩個行李兜揣兩百美元來美國闖天下，心裏翻江倒海。

那個學區當年為了反對種族隔離可以說是費盡心機。 為了吸引白人孩子前來上學，學區居然不惜使用出租車每天把白人學生從市郊送過來，可想這個成本是多麽昂貴。 當別的學區就連維修校舍的資金都不足的時候，那個學區居然有錢建造奧林匹克等級的室內溫水遊泳池，每個月光電費就是天價。 別的學校的學生field trip 不過就是去當地的工廠農村隨便轉轉，那個學區的學生field trip 是去歐洲亞洲隨便轉轉。當年密蘇里州整個州的中小學教育經費有44% 都花費在這一個並不算大的學區，每年平均每年每個學生的經費支出達到一萬一，這在當年是全美第一。 但這些瞎折騰並沒有解決種族隔離的問題，問題反而更嚴重。 我整天心裏犯嘀咕：這樣燒錢能長久嗎？ 果然，1995年，州政府忍無可忍了，當年的州檢察長 Jay Nixon （民主黨，此人後來擔任過兩屆州長）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控告堪薩斯城學區胡鬧。 最高法院判決這個學區違憲，叫停了那些荒唐事， 於是一夜之間那個學區被打回了原形。 好在那時互聯網熱的冒煙，我跳槽跑到一個互聯網公司去幹網管了。 那個學區後來每況愈下，那個斯諾母校早就散夥了。

今年民主黨的初選辯論中，Harris （賀錦麗）嚴厲指控拜登當年是反對bussing 的，種族歧視。 所謂bussing， 就是使用校車強行把郊區白人小孩拉到市區讀書或反過來把市區黑人小孩拉到郊區白人學校讀書，以結束種族隔離。 當年聖路易斯學區就是這樣做的。 那種做法也是扯淡，不過就是逼迫郊區的居民搬到更遠的鄉下去，並不解決問題，所以後來被各地廢止了。 拜登當年反對bussing沒啥錯。 而且並不是拜登一個人反對bussing， 民主黨很多政客都反對。賀錦麗調情很有一套，撒謊也很內行，問題是她把調情術濫用到煽情上去了，信口開河，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歷史她都不顧了。

當年克林頓上台後許多州發起了嚴打犯罪的各種措施，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進宮”法（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克林頓政府表示堅決支持。 當年那些嚴打州包括加州，科羅拉多州，馬里蘭州，康州，威斯康星州等若干藍州，也有紅州例如德州、北卡、堪薩斯州等。 今天在美國誰還敢提“嚴打犯罪”？

克林頓時期的經濟很好，以至於他跟萊文斯基小姐的那段橢圓形辦公室裏的不雅戀情都被美國選民忽略不計了。彈劾他是因為他撒謊。 雖然被彈劾，他的兩個任期還是做了一些可圈可點的事情的。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改革美國的福利，逼迫美國那些代代相傳的welfare mom去工作。 我對此特別贊成。 美國所有的大中城市的學區之所以很濫，既不是因為種族隔離也不是因為經費不足，更不是因為教師不好好教書，而是因為學生不好好學習。 黑人孩子很多是單親家庭， 母親為了拿政府福利就拚命生孩子，但孩子卻不能有父親，否則福利就會大打折扣。 一家七八個孩子沒有父親，母親根本管不過來，小孩子怎麽安心好好學習？ 克林頓的福利改革做對了！ 今天民主黨裏誰敢提改革福利？

有一年西雅圖有位退休的四星將軍，黑人，John Stanford, 當選了西雅圖學區教育局長。 他一不索取更多的教育經費，二不去反種族隔離，而是每天親自去各學校檢查出勤率。 有的學生不交作業不上學他甚至親自打電話催促家長並當面訓斥學生。 他去黑人社區督促家長監督孩子做作業。 他打破陳規，逼迫各個學校加大家庭作業量，提高學業要求，完成教學大綱的各項指標。 不到三年，教師叫苦連天，甚至有教師抱怨將軍不懂教育瞎指揮，但學生成績徹底改觀，畢業率大大提高，當地工商業興高采烈。 1996年民主黨召開全國大會，他前去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 不幸的是那位退休將軍於1998年病故。 今天民主黨內有誰還敢這樣的勇於打破陳規大刀闊斧改革？

9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跟一位老美同事嘮嗑，我問他： 美國今天還能造啥？ 他想了半天，十分認真地回答： we still make cookies （我們還能生產點心）。 我笑了，苦笑。那些年我看到了一個製造業衰微破敗，城市破舊老化，吸毒者越來越多，大公司一個個破產的衰敗落後的美國，我確實感覺過美國快要完蛋了。 但後來我又看到一個欣欣向榮不斷進取的美國。 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消失了，但波音崛起了。 希爾斯（Sears) 在享受了半個多世紀的零售鏈霸主地位後倒閉了，但沃爾瑪橫空出世了。 王安電腦在壟斷美國辦公室自動化的市場十年後被蘋果電腦和IBM PC取代了。 莫特羅拉衰敗了但英特爾後來居上。 IBM 的半個世紀獨霸地位被微軟和英特爾取代。AOL曾獨霸美國的上網服務但很快就被高速上網打得一敗塗地。 都說蘋果不行了，被微軟殲滅了，但蘋果公司鯉魚翻身，從iMac 到 iPOD 到iPhone，顛覆了世人的想像力，稱雄世界至今。 今天的亞馬遜、谷歌、臉書都是我來美國後橫空出世的。 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創造力和挑戰能力的SpaceX 在上個世紀甚至還沒有誕生。 這不像一個快要完蛋的美國哈。

美國就像一顆根深葉茂的大樹，有的樹枝枯萎了，但新的樹枝又長了出來。 你如果只看到枯枝落葉，會以為美國老矣。 你要是看遠點，就會發現美國仍然長青不老。 這是因為前人栽的這顆樹栽的好。 這棵樹的樹根就是美國憲法和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礎上的美國傳統價值觀。 這棵樹的樹幹就是美國的法治、民主、三權分立。 有很多人一直想推到這顆頂天立地的參天大樹，沒有成功。 但這棵樹確實被撼動了，就在今年，就在今天。

90年代末我宣誓入了公民。 那以後我可以投票了。 一直到2015年我多半是投民主黨，我自認為是民主黨員。 為什麽我投民主黨呢？ 因為那些年我對他們有好印象。 當年民主黨的州檢察長打官司結束了堪薩斯城的荒唐的反種族隔離燒錢運動。 當年堪薩斯城一個黑人市長 Emanuel Cleaver（民主黨，牧師）看見黑人因為一個毒販被打死而上街暴亂後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制止。 今天誰敢？ 克林頓打擊犯罪改革福利，有骨氣！奧巴馬競選總統的那一年我參加民主黨初選，投希拉莉的票，大選投的是奧巴馬的票。 2015年我還在為一位民主黨國會議員參選人拉票。 但在那之前我已經對民主黨開始抱怨了。 不知哪一年開始，過聖誕節不可以在同事之間說聖誕快樂了，電視新聞裏不再允許說“非法移民”了，大學招生要搞種族配額了，沒人再敢說打擊犯罪了，walfare mom 們又回家吃福利去了，後來就連高科技企業招程序員也要種族搭配了，最忍無可忍的是男廁所女廁所居然快要可以通用了。 這個民主黨跟我以前認識的民主黨不是一個黨了，完全變味了。

這些年讓我對民主黨感覺最不安的是他們總喜歡動不動指責別人種族歧視，什麽事情都跟種族掛鉤，打種族牌： 電視上某個族裔的臉面不夠多這是種族歧視，好萊塢發獎沒有某個族裔獲獎這也是種族歧視，董事會裏沒有某個族裔的董事這更算種族歧視。 好吧，俺認了，不敢吱聲。但大學招生也要搞種族平衡，這過分了吧？ 你敢乘坐一個靠種族平衡招聘的飛行員開的客機嗎？ 你敢讓一位靠膚色被招聘的外科醫生給你開刀嗎？ 你敢說這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的夢嗎？ 馬博士說的，根本就不是種族平衡，而是剛剛相反：color blind society!
前些日子我還看見有人說目前對美國危害最大的是白人至上，是3K黨。 這不是某一個人的看法。你要是去問問華人民主黨，他們多半也會拿出弗洛伊德的照片跟你這麽說。 而且他們會一口氣從陳果仁說到李文和說到陳霞芬，證明美國是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天堂是亞裔的地獄，然後還要提醒你：要不了多久華人就要被關集中營了，你趕緊去給楊安澤捐款，給拜登、賀錦麗投票吧！ 投拜登，得解放！ 但我就奇怪了，既然如此，為什麽亞洲人還一個勁沒命地要移民美國？ 我們都來捫心自問一下： 我們買房子的時候，到底更願意在哪些區買房？ 我們送小孩子上學，更願意把孩子送到哪些學區上學？我們到底是不是每天一上班就被白人老板沒完沒了地歧視？ 你真覺得3K黨，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危害嗎？ 那些東西早就有了，並非今天才冒出來。 那些東西跟美國的傳統價值觀並不相融。據我的觀察，過去幾十年中，那些東西從來沒有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 如果美國真的是個白人種族主義的天下，那奧巴馬怎麽可能當總統？ 如果華人在美國的一切成功都是平權運動的功勞，那麽如何解釋楊振寧丁肇中遠在平權運動之前就獲得諾貝爾獎？
我認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否認，對美國憲法和法律的肆意踐踏，以及對美國本身的詆毀。 現在住在市區的家庭，有幾戶人家還敢在家門口掛一面美國國旗？ 現在美國的警察看見罪犯危害老百姓的性命的時候有誰還敢開槍？ 現在有幾家中餐館的老板和員工可以毫無擔憂地每天去打工？ 現在大學的教授們誰還敢在課堂上無憂無慮地講真心話？ 三十年前我來美國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就連二十多年前克林頓當總統的時候也不是這樣的。 克林頓總統時期還嚴打罪犯，當時各地出台了“三進宮” 的嚴打政策，現在美國誰還敢嚴打犯罪? 奧巴馬第一個任期還大力驅趕非法移民，現在非法移民都可以光明正大領福利甚至可以投票可以當民選官員了。 賀錦麗當加州檢察長的時候還把1500個吸大麻的關進監獄，現在吸大麻的都成了光榮的消費者、守法的納稅人了。 如今在自己車上插一面美國國旗需要勇氣和冒險精神。 如今你要是去推特公司門口舉牌抗議刪帖先要擔心一下自己的大門牙會不會被安踢法打掉。 如今你租出去的房子要是收不到房租就先要好好想想房客會不會把你給趕出你自己的家。 如今你要是忍不住舉報了民主黨的黑官首先要想想自己怎樣才能不被滅口。 如今你去推特發帖你需要跟在微信裏發帖一樣小心翼翼，最好多多使用錯別字以防止被刪帖。 如今你看見一群暴徒在你家門口耀武揚威你要是持槍保護自己就要想一想你會不會進監獄。 美國的法治在哪裏？ 民主在哪裏？ 自由在哪裏？ 我們老百姓的安全在哪裏？ 憲法保障的一切又在哪裏？ 這還是美國嗎？這都是白人至上的錯嗎？ 這就是所謂的progressive movement嗎？

什麽是美國的傳統價值觀？ 多年前就有學者總結出來了，大致就是這些方面“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elf-Reliance

Equal Opportunity and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Dream and Hard Work

看了這幾條有何感想？ 如今Individual Freedom恐怕隻是留給極左派了，Self-Reliance 快要變成 Government-Reliance了，Equal Opportunity 在滑向 Equality of Income, Gain, and Outcome 了。Competition？？？ 你這是種族主義吧！ 現在就連學數學， STEM， 都是種族主義了，懂嗎？ American Dream？ 哼哼！ Hard Work? 這太原始了吧！ 政府大包大攬了，誰還想Hard Work？

美國有進有退不要緊，美國有平靜有騷亂也不要緊，美國有左派也有右派更不要緊。 如果美國丟失了傳統價值，那美國就真的完蛋了。 一個國家只許左派打砸搶燒，政府開始包攬人民的一切，平均主義大鍋飯，懶人成堆，這樣的國家還想繁榮？ 這樣的國家的人民還想過好日子？ 三年前我去遊覽過紐約、舊金山。 今天您去看看紐約和舊金山那些曾經繁華的大街吧！
今天美國的哪一個黨哪些人在竭力搗毀美國的憲法和法律，在拚命摧毀美國的傳統價值，這還不清楚嗎？
俺不會等閑視之，因為俺的後代都要生活在這個美好的國家。美國何時完蛋？ 估計那是一些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肯定是很久以後的事情，因為有很多人不想讓這個國家完蛋。 白人、黑人、拉丁裔、亞裔裏面，很多人在努力讓這個國家更加偉大！

上週五出爐的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定」，馬上就傳出說中國根本不簽，還要再談。週末的中國媒體，絕口不提協定成果，就是惡兆，現在敢直接打川普的臉，我們等著看有什麼下場。另一方面，騰訊又偷偷地開始播NBA的比賽，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兩個事情加起來看，我們可以認定，北京對國家的掌控力仍強，對愛國主義的控制仍然能收能放。而這也同時表示，共產黨的統治菁英，自信滿滿，自以為是不急不徐地「玩」著川普。

對香港的反抗運動來說，當然是不妙的。最後，還是只能靠川普，把共產黨凌遲處死了。

另外的新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了三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其中包含了第二個得獎的女性，同時也是史上最年輕的得獎人，Esther Duflo。來回顧一下我在2011年寫的報導。

杜芙蘿(上)
要做善事，我們想到的都是到非洲幫助難民，不管是到那一個國家，不管是去做什麼事，和一群黑黝黝的黑人照相，很可以是歐美白人和亞洲有錢人掛在牆上的戰利品。我是沒有資格去批評他們，因為我什麼也沒做，而且很多到非洲做好事的人，做的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看比爾‧蓋茲好了，誰能像他一樣，一出手就是幾億美金在做善事，這不是贖罪券那麼簡單的花錢買心安。

但是做善事，就像做事一樣，要講方法，要講目的，要檢討反省。要講人類社會的方法，當然是要靠我們無所不在的經濟學家了。最近在經濟學界裡的顯學，就是有關這方面的發展經濟學，顯學的證據之一，就是美國經濟學會在今年把號稱比諾貝爾獎還難得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頒給了麻省理工的杜芙蘿(Esther Duflo)。比諾貝爾獎還難得是因為，這個獎只頒給四十歲以下的經濟學家，在今年以前還兩年只頒一次，Paul Samuelson和Milton Friedman都是早期的得主。想想看，經濟學家平均在三十一歲拿到博士學位，在九年內得發展出自己的研究領域，還須得到人人都認為自己最厲害的經濟學家廣泛的認可才有可能得獎，多不容易。蘋果橘子經濟學的李維特Steven Levitt也是早慧的得主之一。

杜芙蘿做的事，和李維特還有一點關係，我們都稱之為應用個體經濟學。李維特之前還說過一個和杜芙蘿有關的八卦，他說杜芙蘿和去年克拉克獎章得主，也是法國人的Emmanuel Saez兩個是麻省同學，一起上就業市場的時候，還在談戀愛，還同時是學界注目的焦點，芝大搶在就業市場開始前，就請兩個一起先到芝大演講、面試。毫無疑問，兩個都拿到芝大高薪的合約，但是都被別人搶走，看有多受矚目。

和李維特不一樣的是，杜芙蘿沒有大量用幫助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來找因果關係，而是用準實驗(quasi-experiment)的方式確立因果關係。比如說，我們常講高師生比例對學童教育很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多花錢請老師，真能提高教育水準嗎?杜芙蘿和其它兩個大牌，就在肯亞，隨機選了一些學校，幫他們每個班級多聘用一個老師。在和其它對照組相比之下，發現多一個老師的班級，因為老師會偷懶，學生的成績並沒有變好。

類似這樣的研究，杜芙蘿還有很多，多半在教育和衛生健康這些我們一般認定和經濟發展有關的項目上。意義當然很大，你如果跟比爾‧蓋茲說，因為老師不足，而造成非洲經濟發展落後，所以要跟他要個一億美金請老師，結果後來發現沒有用，那不是就像我開頭說的，做善事沒用對方法嗎?那還不如不要做。

杜芙蘿的研究，其實直指人的自利本性。如果善事沒有針對人性誘因設計出一套可行的方法，那只是有錢人自我安慰而已，只要制度設計對，錢不用很多，就可以大幅幫助落後國家。比如說，在她這個研究裡，她和其他兩名教授發現，明明施肥可以增加農作物產量，而改善生活，為什麼肯亞的農民不願意施肥，就算政府大幅助肥料，也不見普遍施肥。他們發現，在剛收成後，給農民買肥料大幅折扣，會有很強的效果。就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變，不用多花錢，就解決人性偷懶的問題，這不是比找影視明星去慈善義演更有用嗎?TED的演講，有她自己對這些發展經濟學演進的看法。其實想一想，她做的事，和貝克說的學經濟的初衷，有相呼應的效果。但是像是對蘋果橘子經濟學的反彈一樣，一些大老，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也得過克拉克獎章)和普林斯頓的Christopher Sims(得諾貝爾獎的呼聲很高)，對類實驗經濟學的受歡迎，不以為然。到底怎麼回事?

杜芙蘿(下)
杜芙蘿在麻省理工的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
科學研究上，對照實驗是確認因果關係的最佳途徑，但是醫學或是經濟學的研究，還有另外一層考量，就是實驗對象沒有辦法是一模一樣的群體。比如說新葯的實驗，雖然對兩群人做了對照實驗，但我們不能直接判定，兩群人治療結果上的差距就是治療的成效，說不定其中一群人剛好有一種基因是另一群人所沒有的，而有這個基因，葯才會有效。所以我們得把實驗隨機化，確保兩群人在各種特性上，分佈是一樣的，沒有統計上的區別。

很多時候經濟學是無法做隨機實驗的，你能想像說柏南克為了想知道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而對美國經濟作實驗嗎?當然不可能，一來結果成敗影響太大，沒有人可以容許他亂搞，二來，沒有隨機的對照群體讓他比較，結果的判讀也一定不準確。

但是發展經濟學，尤其是個體範圍內的研究，非常適合隨機對照實驗。不但在落後國家有大量的群體供這些經濟學家實驗，因為這些地方比較貧窮，研究計劃不用花多少錢，就可以取得大量數據。所以在非洲，尤其是講英語的肯亞，還有在南亞的印度，各式各樣的計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不少美國的大型慈善機構、基金會等，也非常願意經濟學家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做善事，真的得像做事業一樣才行。幾個力量加下來，讓杜芙蘿及J-PAL不紅也不行。

但隨機實驗畢竟不是萬靈丹，照Christopher Sims的說法，這些「機巧」的方法，是在逃避計量技術進步上的挑戰。身為一個堪稱瘋狂的計量經濟學家，他當然有十足的立場罵這些後輩不長進。這個批評，尤其是在總體經濟學上，是非常有力的。就像我舉的柏南克的例子，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永遠沒辦法在這個議題上做有意義的對照實驗。建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s)，然後設法測出參數，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想辦法不斷地改進我們的模型和計量方法。不過傅利曼說，這個問題也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他說高等的天文物理，也是一樣沒辦法做對照實驗。

另一派質疑的代表是Daron Acemoglu，Acemoglu是土耳其人，也得過克拉克獎章，是有名的「牲畜」(animal)。說他牲畜不是罵人的話，郭凱說過他的一個故事(一時找不到原文連結)，他說在麻省拿課的時候，他們同學為了提早準備，向Acemoglu要下一堂的講義，結果Acemoglu說他沒辦法給，因為還在寫。還在寫不是在打混，而是近百頁的講義沒那快好。如果你看Acemoglu的文章數量，再看他備課認真的程度，不是牲畜，難道是人嗎?

言歸正傳，Acemoglu的批評是對於隨機實驗在政策意涵上有可能會下錯結論，主要的原因就是這種reduced-form研究，乎略了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比如說，要研究政府財政補助對教育的影響，我們可以直接隨機選一些地區發錢作實驗。發錢有很多種方法，比如說可以辦課後輔導。隨機取一些學校學童，免費讓他們上課後輔導，再看他們和對照學童的成績差異，就可以下結論說政府在這方面補助教育有沒有用。

但如果你知道一般均衡的概念，你大概可以想到，那會不會因為有了課後輔導，原先家長會指導小孩功課的，樂得輕鬆，反而不教了?那政府的課後輔導和家長的投入教育互相取代，得到的效果不是純粹的(小測驗:那真實的效果是比觀察到的效果更好還是更差?)。這還不是一般均衡，只是多一個市場均衡而已，真的一般均衡，還的把政府額外的財政支出對家計經濟的影響也要納入考慮，問題複雜得多了。這個絕對無法用實驗求出，而如果政治人物只聽這個研究的「片面之辭」，錢一亂花，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這些大老，不是只是看著杜芙蘿大出風頭而眼紅，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挑戰。我覺得李維特對這個趨勢的批評，最有意義，他說「因為這些實驗容易達成目標，讓經濟學家乎略了問好問題的重要性。換句話說，誰都可以來評估實驗的結果，為什麼要把一些全世界最好的腦袋花在這些容易的事上?」很諷刺的是，李維特自己的蘋果橘子經濟學也助長了這個趨勢。

杜芙蘿(續)
有讀者來信告訴我紐約客上剛好有一篇講杜芙蘿故事的長篇，看了以後，覺得我之前著墨杜芙蘿太少，講得比較是結構上的問題。如果從杜芙蘿這個人出發，角度會有些不一樣，但是一樣會發人深省。

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很多都是充滿理想性，因為父母已經讓你衣食無虞了，如果你沒有走上虛無漂渺的自我毀滅之道，多半會想幫助弱勢的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美國的年輕人，大學左右年紀的，不少會花個一、兩年到和平工作團當義工，就是這個道理。而每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多半也都還保有這樣「拯救世人」的高尚情懷，但因為理想祟高的人多半不能接受人家質疑，很容易就上火，所以看發展經濟學家討論起來也相當過癮，因為很容易就吵起來。

杜芙蘿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醫生。杜芙蘿說她的世界觀大概就是從「左派、基督教的主日學」裡來的，她媽媽從七0年代末期起，每年固定會花好幾個星期到非洲或是中、南美洲義診因戰爭受傷的小孩。在這樣的家庭成長，杜芙蘿會把消滅貧窮這樣的事情當成職志，一點也不意外。

但是杜芙蘿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是，她沒有特別的觀點，她相信數字，她相信剔除噪音後的數據資料，所以她說她從來沒有不喜歡她實驗出來的數據。因為拿數據說故事，而不是有了故事後才找數據，你當然永遠可以熱愛實驗結果。

但就是這樣，她和不少大牌，或是主流思想槓上了。她之前的一篇講微型信貸的研究論文，就捅了大馬蜂窩。因尤諾斯而走紅的微型信貸，近幾年被捧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之道，因為符合了很多人的想像，最重要的想像就是結合了「婦女掌控、市場經濟和切實可行性」等特點。但是杜芙蘿等人在印度的研究發現，微型信貸沒有用，不但沒有增加家戶的消費力，各種指標，像是教育支出，健康情況等，完全和沒有微型信貸的時候一樣。

因為微型信貸已經變成一個不小的產業了，很多人投入了心血，對於這樣的結果很多人不能接受，在各個方面攻擊她和J-PAL，但是數據還是太強了，反駁的人，找了一堆人寫了一個大報告，結果裡頭只能放進許多微型信貸成功的小故事，完全沒辦法在科學基礎上說服人。

杜芙蘿說，發展經濟學經常就是從一個潮流擺到另一個潮流，之前是建大壩，然後是提高教育水準，接著是微型信貸，現在又回到建大水壩。經年累月下來，落後國家的經濟還是沒發展起來，援助金額倒是越來越龐大。她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部份的計劃都沒有正確的評估方法，所以她弄J-PAL，目的是要弄成一個可以到處做隨機實驗的大型機構，把所有在落後國家做的計劃都好好衡量、評估一番。

紐約客的文章裡特別提到一個故事。搞發展經濟學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Jeffrey Sachs，靠著諾貝爾獎得主的名聲，Sachs有很多金主支持他在非洲的一些大計劃。比如說，他找了一些錢，打算在非洲發蚊帳，因為蚊子還是瘧疾在非洲肆虐的主要原因。計劃開始後幾年，Sachs主動問J-PAL怎麼評量他的蚊帳計劃效果，杜芙蘿說現在做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之後再發的蚊帳，她們可以參與。Sachs沒回應，結果不久後，在紐約時報的訪問裡Sachs說，隨機實驗裡的對照組不能拿到蚊帳，「讓他很痛心」，所以他不願意用杜芙蘿的方法評量。杜芙蘿的回應是「大便啦(crap)」。Sachs根本就是反科學，因為整個計劃代表的是他的心血，他的名聲，他根本沒辦法接受客觀評量下的任何結果。

在我看來，非洲國家要真正脫離落後的宿命，關鍵還是在良好的法治制度和市場經濟。Jeffrey Sachs這樣的人和事會一直存在，因為總是有富人願意花錢買良心，願意拱一些所謂的良心學者做這些事，而我前面說的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就會變成這些所謂良心事業的馬前卒。杜芙蘿和她的這些研究，在科學上的推進是漸進的(incremental)，但恰恰變成良心事業者的照妖鏡，到底你們在幫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還是你們自己?

(後記，Jefferey Sachs就是史上最舔共的經濟學家，不知道拿了共產黨多少錢，儘拍北京馬屁)

上週我跟一位台灣朋友去城裡很受歡迎的Holy Cow!吃漢堡。🍔這家快餐店提供多種好吃口味的肉堡，而且用餐環境很潮，會讓你以為吃漢堡是在進行一項超時尚的活動。我們就坐在戶外桌吃飯閒聊，但是一位男子的出現打破了原本輕鬆愉快的氣氛⋯。

這位歐洲面孔的男子蓄了一點鬍，身形削瘦。他穿著藍色T恤與五分卡其褲，腳踩運動鞋，乾乾淨淨的樣子看起來沒有特別之處。不過，他走向好幾桌用餐的客人，說了一些話，而每個人都搖頭拒絕他。

「他應該是在索取零錢吧？」我跟朋友說。因為好幾次我在路邊遇過有人要錢，所以我大膽做了推測。「我擔心他會拿錢買毒品。」朋友說道。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顧慮，因為我們不時耳聞愛心被濫用的故事。

這時候藍衣男子已經從隔壁桌移動至我們的位子。他以含糊不清的英文對我們說：「我肚子餓了⋯可不可以請你給我一點錢⋯⋯讓我去買個吃的（手指前方）。」我們露出尷尬的表情搖搖頭，他隨即向我們道謝，接著便去下一桌碰碰運氣。

「他剛剛到底說了什麼？」朋友問我。「他說話不是很清楚，但大意似乎是—他餓肚子，拜託我們資助他吃點東西。」我回答。我們都覺得奇怪，因為這是我們頭一次遇見有人以「肚子餓」的理由向我們乞求幫助。

藍衣男子已經離開餐廳的戶外座，開始跟每個路人問話。朋友不時把目光飄至他的方向，溫柔地說道：「我不會直接給錢。但是，如果他真的肚子餓，我很樂意幫他買點吃的。」然而，我們都很苦惱，怎麼樣才能確認他想吃的是食物，而不是毒品？

「哈囉～」坐在我視角內的一位男士突然向藍衣男揮手，招呼他回來。接著，這位好心男子把餐盤內剩餘的薯條都給了對方，而對方也全部接收。看見這樣的場景，我趕緊提醒朋友，他真的餓壞了。朋友二話不說便起身帶著藍衣男去餐廳，幫他買了一份套餐⋯。

這天的遭遇讓我不斷思考遇見路邊要錢到底給或不給的問題？如果因為擔憂愛心被濫用，而錯失幫忙真正需要援助的人士的機會，那不是很可惜嗎？😥如果路邊有人跟你要錢，你會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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