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的格局決定結局｜知史百家
安煥然
研究鄭和下西洋，學界常會有以下這樣的數字比對：即使是以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1433）來看，比1498年達伽馬到達印度卡利卡特（古里）要早了65年，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早了59年，比1519年麥哲倫開始環繞地球航行早了86年。在船隊人數方面，鄭和下西洋每次動輒2萬餘人，啟用40至60艘大型寶船，或謂百餘艘大小船隻，而哥倫布之遠航，第一次出發時只有3艘船，90個人。在歐洲人「地理大發現」之前，無論在航海技術及海洋事業的發展上，中國都是世界第一流，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確實，鄭和下西洋是偉大之盛事，中華民族為此感到驕傲、自豪。但是，為何像鄭和下西洋如此的壯舉，既沒有如歐洲人地理大發現那樣的，給全球造成巨大的結構性沖擊，也沒有在中國國內引起太大的政治經濟結構性的變革呢？
或許有人會辨解說，那些「改變」都是西方人用武力殖民侵略骯髒手段換來的，而中國人卻是愛好和平，強調友好的民族。不過，我想追問的是，「和平友好」就不能為這個世界抑或為中國本身帶來結構性的重大影響嗎？偉大的航海盛世，難道就不能和平友好的永續經營下去嗎？嘲諷的是，下西洋之壯舉，是在明朝政府正直官僚的反對聲浪中罷廢的。
鄭和下西洋的格局早已決定了其結局。身為宦官，鄭和的職責由始至終一直都是在為滿足帝王的私慾，為上層統治階層服務的。鄭和下西洋不僅不是以當時的民生經濟為主要考量，而且是在與海禁政策并行，禁壓民間海貿自由興販的格局中，進行的所謂「壯舉」，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
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論》認為：「鄭和下西洋同時是一齣悲劇。它再次說明，在專制主義的社會中這種聰明才智只有為帝王所用時才能發揮出來，偶爾閃現它的光輝。否則，它將被埋沒，被扼殺。你看，鄭和下西洋停止以後，那雄偉的海船，那精湛的航海技術都到哪裡去了？」
孫光圻《中國古代航術史》更直接指出：「一個國家的航海活動，必須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否則，即使是壯舉，也難以為繼。」「鄭和下西洋也終成千古絕唱。這不能不說是一場偉大的歷史悲劇。」
鄭和下西洋，它標志著中國古代航海事業臻入頂峰的階段；鄭和下西洋，它同時弔詭地標誌著中國航海史上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是格局問題，是本質問題，錯不在鄭和。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