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與檢察總長黃世銘共犯洩密等案，馬在台北地院法官唐玥及高院法官曾德水等審判程序，紛以憲法第44條或總統制等憲法理由，護馬判無罪，形同認證總統有權介入偵查中個案，踐踏民主憲法最基本的權力分立原則，嚴重戕害民主憲政。
台北地院唐玥「大」法官認定馬雖有洩密犯行，但「獨創」憲法第44條屬「依法令行為」之阻卻違法事由，認為總統有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判馬無罪。顯然，法官為了判馬無罪，恣意解釋憲法第44條，不惜僭越大法官「解釋憲法」的專屬權責，更重傷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若照馬的無罪邏輯，蔡英文總統可就檢察官偵辦各機關首長的偵查中案件，聲稱依據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聽取檢察長報告？尤其是馬前總統無罪、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共犯卻有罪，為避免機關權限爭議，蔡總統可召集北檢檢察長邢泰釗與幕僚一起開會，處理馬與黃世銘的其他偵查中案件？
馬案無罪樹立的標準是，總統在機關首長涉案時，可踐踏權力分立原則，介入偵查中個案。那麼，蔡總統可要求顏大和總長或邢泰釗檢察長，就目前馬英九與不同機關首長涉案之偵查中資料，向林全報告？未來歷任總統都可比照辦理？
正常理解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總統有權就院際間爭議為調解，但絕無法推論出總統有權介入偵查中個案、干預司法，這是憲法權力分立的基本常識。查我國大法官釋字第1號至目前最新釋字第752號解釋，從未解釋憲法第44條「院際調解權」之適用主體、範圍與內涵，但唐法官卻為馬脫罪，搖身一變成為「大法官」，恣意解釋憲法第44條，嚴重傷害人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無獨有偶，高等法院判決柯建銘自訴馬英九教唆洩密案的無罪判決中，引用「總統制」等憲政論證，作為馬英九洩密無罪的藉口，形同認證總統有權介入偵查中個案，這種毫無權力分立及民主法治觀念的判決，簡直是國際笑話。
高院判決稱，「我國總統非虛位元首，雖社會大眾與法政學者，常稱我國憲政為雙首長制，但實際運作上，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即可，而中央部會首長，常見由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共同會商後決定，坊間稱行政院院長為幕僚長，實不為過…馬英九出面瞭解本案有無關說情事，併同行政院院長處理，以解決政治風暴、維持政局安定、維護國家利益，合於台灣近年來政治現象，與憲政體制不相違悖。」，推論出馬總統職權涵蓋偵查中個案，讓總統行政權可以擴及至司法個案，這在民主國家難以想像。
縱然，世界指標性的「總統制」國家--美國，美國總統也無權以「解決政治風暴、維持政局安定、維護國家利益」當藉口，介入司法個案，舉例來說：川普限制六國國民入境美國的「旅行禁令」，就曾經法院裁定撤銷，而總統在司法程序中無權介入；通俄門事件更是嚴重困擾川普，但總統無權找偵查中的檢警調來「報告」個案，更無權併同國務卿或司法部長處理，來解決政治風暴。
可議的是，高院為了幫馬英九脫罪，自創比美國總統權力還高的「超級大總統」，讓總統有權介入司法個案，聽取檢察總長尚在偵查所監聽國會議長的譯文，無須理會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則同樣的邏輯，蔡英文總統及未來每一任總統，都可比照馬英九模式，凡是機關首長涉案的偵查案件，即可聽取或要求檢察長報告個案？
台北地院唐「大」法官為幫馬脫罪，全球首創總統院際調解權為阻卻違法事由，更荒唐的是，高院「大」法官們亦為馬脫罪的判決，拿總統制當馬無罪的藉口，如此恣意解釋憲法的判決不只背棄普世民主憲政價值，更重傷人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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