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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西蒙波娃：所謂「女人的處境」與特色》

* 女人必須承認，這個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統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

至於她，她並不認為對社會整體負有責任；她是第二等的、依附的。她沒有上過暴力課，也很少有機會作為主體昂首挺胸地站在群體其他成員的面前。

她被封閉於自己的肉體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諸神面前，認為自己是被動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她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實的。

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稱為長不大的孩子——：這意味著他們要無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為她們制定的真理和法律。

女人的命運是：體面的服從。

她甚至在思想中，也不可以把握自己周圍的現實。

現實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她必須透過男人的眼睛。

* 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了，為什麼從古希臘到當代，對女人的指控有那麼多的共同特徵。

她的社會地位也同樣一直在經歷著表面變化，而這種地位決定了女人的所謂「社會特性」：她「沈迷於內在性」，她乖張，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對事實或精確度缺乏判斷力，她沒有道德意識，她是可鄙的功利主義者，她虛偽、做作、她貪圖私利，等等。

*我們唯一必須提到的是，這裡所說的各種行為，沒有一種是雌性荷爾蒙或女性大腦的先天結構強加給女人的：它們是由她的處境如社會模子一般塑造出來的。我將根據這一觀點，努力對女人的處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這會有某種程度的重復，但也會讓我認識到處在她的經濟、社會和歷史的整體制約下的「永恆女性氣質」。

有時「女性世界」被用來和男性世界相對照，但我們必須再次堅持，女人從未構成過一個封閉的、獨立的社會；她們是人類群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群體受男性支配，她們在群體中處於從屬地位。

她們的聯合只是基於她們相似這一單純事實的機械團結，但她們缺乏那種成為每個統一共同體之基礎的有機團結；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時代和今天在俱樂部、沙龍、社會服務機構一樣，她們總是被迫聯合在一起，以建立一個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終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內去建立。由此產生了她們處境的矛盾性：她們在同一時間既屬於男性世界，又屬於向其挑戰的領域；她們被關在這個世界，又被另一個世界包圍著，所以她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

她們的溫順必須永遠和拒絕相伴，她們的拒絕又必須永遠和接受相伴。她們在這方面的態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難堅持，因為對於中老年女人，它不僅是一個通過象徵夢想她的生活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在現實中把生活如何過到最後的問題。

* 女人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術訓練是事實。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對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來控制：人們只能服從它的神秘法則。

在女人看來，世界並不像海德格規定的那樣，是介於她的意志和目標之間的「工具集合體」；相反，它是進行頑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於天命，充滿了神秘的反復無常。這種把母親變成一個人的、如血紅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種任何數學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機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緩的神秘；她感到了連最精巧的機器也不能將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種連續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體里感到它受太陰節律的支配，隨著歲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後是腐敗。廚房每天也使她學會了忍耐與被動；這裡有煉金術；一個人必須服從火與水，必須等待糖的溶解，面的發酵，還要等待所洗的東西晾乾，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務活動近似於技術操作，但它們太初級、太單調，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證實機械的因果律；此外，連這裡的事情也是反復無常的；有些東西等著洗，有些東西則不等著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則除不掉；有些東西自己壞了，而灰塵則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長。

由於女人的意識，崇拜土地魔力的農業文明意識才得以長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於她的性愛是被動的，在她看來慾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擊性，而是類似令魔棒下沈的一種吸引力；單是她的肉體之出現就可以讓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隱藏的液體為什麼不應當讓這淡褐色的小棒顫動？

她覺得她被波浪、輻射物、神秘的流體包圍著；她相信心靈感應、占星術、放射療法、催眠術、見神論、靈動術、千里眼和信仰療法；她的宗教充滿了原始迷信：蠟燭，得到回答的祈禱；她相信聖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這個保護了遊客，那個又保護了臨產的女人，還有一個找到了丟失的東西；而且，當然什麼怪事也不能讓她感到吃驚。她採取的是懇求和祈禱的態度；為了取得某種結果，她將會去舉行某些十分靈驗的禮儀。

*所以你很容易發現為什麼女人會墨守成規；時間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新鮮的成分，它不是一種創造性的流動；由於她注定要重復，她認為未來只不過是過去的一種複製。如果一個人懂得這個詞和這種程式，持續的時間就會把自身和生育力聯繫起來——但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節節律的支配；每次懷孕的週期，每次開花的週期，都精確地再現了以前的週期。在週期性現象的這種表演中，時間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緩緩的衰敗：它使傢具和衣服破舊，它也毀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漸被流逝的歲月所摧殘。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這種旨在破壞的無情力量。

她不但對什麼是能改變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動一無所知，而且迷失於世界中間，徬彿處在浩瀚而模糊的星雲的中心。她對使用黨性邏輯不熟悉。司湯達認為，如為需要所迫，她能夠和男人一樣熟練地掌握它。但這是一種她幾乎沒有機會運用的工具。三段論對做好蛋黃醬或哄好哭鬧的孩子沒有一點兒幫助；邏輯推理對她所要應付的現實是完全不適宜的。由於她在男人世界上一無所為，她的思想沒有流入任何設計，和做白日夢差不多。她缺乏觀察能力，對事實真相沒有判斷力；除了空話和痴想，她什麼事都不能認真對待，這就是為什麼甚至極其矛盾的主張也不會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費力地解釋天體的奧秘，雖然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滿足於使用極其含混的概念，把政黨、主張、地點、人物和事件攪成一鍋粥；她的頭腦里充滿了奇怪的混亂。

但是，洞達事理畢竟不是她的事，因為她一直被教導要接受男性的權威。於是她放棄了獨立的批評、調查和判斷，把一切留給了那個優越的等級。她因而覺得男性世界徬彿是一種超越的現實，一種絕對。弗雷澤說：「男人造出眾神，女人則崇拜眾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悅誠服地跪在他們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邊矗立的這些偉大塑像時，則會認為它們不是用手捏造出來的，於是順從地低下了頭。她們尤其喜歡讓秩序和權利體現在領袖身上。

在每一座奧林匹斯山都有一個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質必定濃縮在一個原型中，而父親、丈夫、情人只不過是它的微弱反映。說她們對這個偉大圖騰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質，未免有點太刻薄了；但通過這種崇拜，她們將充分滿足童年時對順從地屈膝跪拜的夢想，這卻是真的。

* 在女人的心目中，強權即公理，因為她在男人那裡所看到的公理，有賴於他們的權力。因此，當社會崩潰時，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腳下。總之，她們接受現存事物。聽天由命是她們的顯著特徵之一。龐貝城的廢墟被發掘出來時，人們注意到，那些燒焦的男人遺體保持著反抗的姿勢，蔑視著諸神或在試圖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遺體卻給曲成一團，臉朝著地，一副屈服的樣子。女人覺得她們無力反抗事物，無法反抗火山、警察、保護人、男人。她們說，「女人生來就是受罪的；這就是生活——能有什麼辦法！」

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使女人產生了常被人羨慕的忍耐。

她們比男人更能忍受肉體上的痛苦；當環境需要時，她們能夠鼓起勇氣禁慾；儘管缺乏男性的有攻擊性的魯莽，許多女人仍以她們在被動反抗中表現出的頑強鎮靜而聞名。她們在面臨危機、貧困和不幸時，表現得比她們的丈夫更積極；她們尊重時間的持續性，它是倉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們在做事時不限定自己的時間。當她們把沈著堅韌用於一項事業時，有時會取得驚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聽天由命在寬厚女人的身上表現為克制：她容忍一切，從不譴責任何人，因為她認為人或物都只能是現在這個樣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聽天由命變成一種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種無益的謹慎；女人總是想去保持、適應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壞和重建；她們寧肯妥協和調整，也不願意去革命。

在19世紀，女人是爭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爾，有多少膽小的主婦在乞求著她們的丈夫別去冒險啊！她們不僅害怕罷工、失業和貧困，她們還擔心反抗也許是錯的。可想而知，如果她們非得受苦，那麼她們寧願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願意去冒險，因為呆在家裡尚可得到點微薄福利，在馬路上要得到這些卻不那麼容易。

女人的命運同脆弱東西的命運有著密切的聯繫；她們失去了這些東西就等於失去了一切。

〈不割蓆的神學反省〉

作者：陳韋安

#五千字長文慎入

「不割蓆」，乃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口號。

汲取了2014年佔領運動「和理非」與「勇武」之間內鬥的慘痛教訓，香港人明白同盟合作對整體運動的重要性。因此，反送中運動出現「不割蓆」的口號。或者，我們當中不少人也曾經歷過香港人團結的力量：一百萬人大遊行、二百萬人大遊行、圍城人鏈等等。

本文不是要為「不割蓆」寫上任何神學根據。相反，我嘗試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分析「不割蓆」這概念，從而反思它的政治效能，並提出一個更值得推崇的神學政治社會學概念。

I. 「盟友」與「不割蓆」

先從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說起。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一文定義「政治」一詞：「政治的特殊區分，就是政治行動與動機指向的，是一種「明辨敵友」的過程」（Die spezifisch politisch Unterscheidung, auf welche sich die politischen Handlungen und Motive zurückführen lassen, ist 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這政治概念清楚明顯反映在過去半年香港的政治運動之中——無論是警察或抗爭者、政府與羣衆、藍店與黃店，敵人與盟友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在這「明辨敵友」的過程中，「不割蓆」成了政治運動的重要基礎。因為它有助穩固政治陣營的力量，也是政治過程（die Politische）的根本。不過，隨着抗爭運動的發展，意見分歧是無可避免的——分歧可以是對暴力的認受程度、可以是抗爭路線的不同、可以是對黃色經濟圈的理解。任何議題都可以出現分歧。雖然有人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多元說法，但隨着抗爭運動失去了它的動力（momentum），起初的團結力量開始逐漸減退，再而衰，三而竭——政治盟友之間也開始出現分歧。「割，還是不割？」This is the question。

誠然，「盟友」與「不割蓆」似乎是雞與蛋的問題。在政治過程中，究竟兩個人是基於「盟友」而「不割蓆」，還是因着「不割蓆」而成為「盟友」呢？我的看法是前者。「不割蓆」從來都是一個盟友間的政治共識。假若施米特的看法正確——政治就是「反對敵人」與「支持盟友」的過程的話，「不割蓆」其實是「支持盟友」的取向。「不割蓆」成為了政治共同體的嚴守原則：無條件，也無需理據，總之就是不割。「核爆都唔割」正是這道理：因為我們是「手足」，因此「核爆都唔割」。

不過，我認為，這種建基於政治盟友的「不割蓆」仍然是脆弱的——因為它完全建基於「盟友」的概念。當「不割蓆」建基於盟友身份，它的成效也完全建基於盟友身份。一旦彼此不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再是必然的政治選項：「黃絲」與「熱狗」之間就是如此。只要辨清彼此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存在。借用新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結黨」。派系分裂重新定義「敵人」與「盟友」的身份，黨爭更催化「反對敵人」與「黨友團結」的力量。

寫到這裏，心裡有點感嘆——記起「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句話。我想，假若香港人不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我們就需要在「團結」這事情上，不太像中國人。在此，我認為，香港人的政治團結，只靠「不割蓆」是撐不住的。

為甚麼？「不割蓆」是一個否定概念。 不割蓆是「無為」。沒有行動。然而，基督教倫理從來都不是沒有行動。好比孔子《論語》與耶穌登山寶訓之間的差距。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無為倫理。無為倫理最好的結果只是沒有任何（不好的）行動。不過，耶穌的教導卻不只如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7:12）。耶穌教導門徒要主動的締造善行。因此，前者是被動的否定，後者卻是主動的愛。

II. Solidarity

所以，基督教倫理要求的團結超越被動的「不割蓆」，而是擁有更深層次的 Solidarity（容讓我先不給予中文翻譯）。從字義的角度來看，solidarity 源於法文 solidarité，以及拉丁語的 solidum 或 solidus，有堅固之意。不過，solidarity 卻比較難找到中文的對應詞彙，雖然大部分人將 solidarity 翻譯為「團結」。

不過，中國人的「團結」概念與 solidarity 所描述的不太一樣。中國人的團結是怎樣的意思？或許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比喻給予我們暗示：一雙筷子易折，十雙筷子就不易斷。這是中國人對「團結」的理解。筷子的比喻告訴我們怎樣的團結觀呢？它強調羣衆的聚集、羣衆的總和、羣衆的巨大。不過，這比喻卻似乎忽略了羣體的內在關係，也沒有闡明羣體內在的相互行動。事實上，無論是中文詞彙的「團」或「結」，它都只強調一種比較靜態的羣體狀況，彼此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實質瓜葛——極其量只是「不割蓆」的無為，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分工。

西方社會所提倡的 solidarity 卻不僅如此。事實上，solidarit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用詞，solidarity 的團結精神可以翻譯為「社會連帶」、「社會團結」、或「休戚相關」。它強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守望與幫助。或者，我們可以從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說起。涂爾幹於十九世紀末寫了一部社會學的經典《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solidarité 在他的論述中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描述社會不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精神——機械團結（Solidarité mécanique）與有機團結（Solidarité organique）：

A. 機械團結是基於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ity）。機械團結傾向出現於古代社會或小型社會。由於傳統社會中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社會上的個體離不開社會的整體，導致個人的宗教、生活方式、思維都比較一致，因此比較容易導致「機械連帶」。

B. 有機團結卻描述較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集體意識。涂爾幹認為，當社會發展到某個規模，機械團結就會被有機團結所取代，人在社會上不可能獨自生存，社會上的人需要藉着社會上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來，從而發展出像人體器官一般的團結性。

因此，西方社會的團結觀非常強調社會羣體內的互動與互助。不過，正如先前所說，涂爾幹對社會團結的概念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問題是：如何促使社會導致如此美好的團結精神呢？這卻是問題的核心。回看過去香港的抗爭運動，甚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究竟社會如何孕育出一種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連帶精神？正如前文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從來都不是被動、無為的。因此，如何能夠超越被動、空泛、無為的「不割蓆」，從而實踐出一套有力、有效、主動的社會團結——這正是基督教倫理必要思考的政治神學課題。

III. 羣體的自私

承上文，西方社會學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強調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的羣體力量。這團結精神在政治上往往產生巨大的力量——它可以叫某政治選舉候選人獲勝、柏林圍牆倒下、二百萬人上街、促成黃色經濟圈等等；不過，它也可以醞釀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滅絕猶太人、或者 721事件。

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成為了威權政治首要操控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推翻政權，也能維護政權。因此，無論是政治個人崇拜還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政權通過各種不同手段，操控人民的力量成為一種維護政權的團結力量。誠然，人民力量（power of people）一直都在，只需要政治團結把它釋放出來——能夠被操控的政治團結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最大支持；相反，被釋放的政治團結卻能導致革命！

其中，最能夠促進政治團結的手段，乃是共同的敵人（common enemy）。這是不變的政治格言：「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所以，俗世的政治團結，往往是一種內聚性的團結力量——與其說是「團結」，倒不如說是「共敵」。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族主義本來強調民族內在的團結精神，不過，當它成為仇恨其他民族的排外力量時，它的團結就成為了可怕、無處不在的毀滅勢力。因此，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威權政治不斷在社會製造敵人（無論是外國勢力抑或批鬥對象），或者建立羣體的民族或國家榮耀與自豪感。

正如開首所提及，政治（die Politische）乃分辨友敵的過程。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無論是不割蓆精神、黃色經濟圈、罷買國產貨等等——其實都是不斷鞏固內在政治團結，不斷製造政治敵人的過程。兩者不斷循環。

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中文和合本所翻譯的「結黨」（ἐριθεία），原文其實解作「自私」。譬如說，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勸勉腓立比羣體「凡事不可結黨」，經文本來應譯作「不可自私自利」。不過，和合本的翻譯卻巧妙地強調了整個羣體的自私現象。因此，無論是結黨、黨爭、派系鬥爭抑或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治團結，其實都成為了保羅批判的對象——我稱之為「羣體的自私」（ἐριθεία）。

「羣體的自私」也是「羣體的團結」。

任何俗世的政治團結，假如它的力量只是基於對外敵的仇恨，抑或建基於羣體某種內在的同一性，這種團結精神最終只會導致出兩個後果：一、要麼這團結力量因羣體內成員間的意見不一遭到瓦解；二、要麼它演變成為一種極度可怕的排外力量——羣體團結所產生的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最後成為基於羣體利益的「羣體自私」。 我強調，羣體自私乃人類最可怕的自私！因它不只是欠缺愛心的無為，它更可造成極具破壞力的毀滅力量——卻以「團結互助」的虛假外貌來造成極度可怕的惡果。

IV.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

其實，與其說西方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是社會學概念，倒不如說它源自植根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精神。或者，我們可以先從「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說起。所謂「天主教社會訓導」，就是天主教會在這一百年來，從1891年歷任教宗針對各時代社會問題而頒佈的通諭及公函的統稱（例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世界大戰、軍備競賽等等）。

簡單來說，天主教社會訓導有四大原則：人權原則、公益原則、團結原則以及互補原則。其中「團結原則」就是我們所講的社會團結。不過，有時候天主教的 Solidarity 被翻譯做「共濟」。但是，共濟的「濟」會讓我們產生錯覺，讓人以為它只是與賙濟或慈善有關。其實，天主教的社會團結不只強調對貧窮人的幫助，它更深層次地表達出基督信仰最重要的社會觀念——人人皆兄弟。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7年頒佈《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如此寫道：「當每個社會中的社會成員視對方為真正的人時，『團結』才能有效的實現。」因此，基督教團結的起始點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共同點——人的價值。作為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另一人的價值。這是基督教團結精神的核心。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人的本質已經包含了人類的一體性以及人類的「共人性」（Mitmenschlichkeit）。所謂「共人性」，就是人作為受造物最根本的狀態——人從來都不是獨自一人，而是互相合作、互相補足的「人們」。作為「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人類成為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主體，但主體性卻不導致個人主義，而是相反，它暗示了人類在社會多元處境下互相合作、互相補足、互相連結的狀態。正如《社會事務關懷》通諭寫道：「全球『團結』的基本條件是自主和自由的自我抉擇......但是，『團結』同時也要求隨時準備接受為整個世界的團體的益處而作的必要犧牲。」

這正點出了基督教團結精神與世俗政治團結的不同之處。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不是建基於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黃絲、藍絲、共同假想敵，甚至基督教本身，都不是人與人連結的基礎。不過，無疑，以上所列舉的意識形態都容易地把人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是「黃絲」，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我們有共同敵人，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要團結。但是，這其實是世俗的團結精神。它雖然是團結，卻同時破壞了人類整體的一體性，破壞人類最根本、基礎的團結。正如我在前文章所說，俗世意識形態下的團結精神只會生出仇恨的排他主義——民族的排他主義、政見的排他主義、宗教的排他主義等。

相反，基督教團結精神回到人類最普遍的共同點——人類本身。「人人皆兄弟」。作為上帝的創造，我們，人類，在社會上必需與另一個人連結，彼此補足、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生活、休慼相關。明顯地，如此的團結精神與俗世政治的團結非常不同，甚至，它遠超我們對「團結」的理解，因它提倡社會羣體的仁愛（love）、手足情（brotherhood）、寬容（Tolerenz）、階級消除等等。它是一種動態、主動的團結精神。它沒有被世上任何意識形態所支配，相反，卻是世上任何社會美善的基礎。

因此，沒有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任何團結只會淪為另一種政治鬥爭。

民進黨台中市長黨內初選將於12月30日進行電話民調，今（14）天晚間立委林佳龍在海線沙鹿成立「海線龍友會」，現場湧入上千位民眾參與造勢活動，除了民進黨海線兩位市議員楊典忠、吳敏濟到場站台外，此次造勢大會還有一亮點，台聯立院黨團總召許忠信與黨部主委議員高基讚也跨黨派支持林佳龍參選台中市長，許忠信等人表示，明年台中市長選舉要贏，泛綠一定要團結，要支持最能打敗胡志強的林佳龍。林佳龍表示，台中要改變，海線要建設，一定要換掉胡志強，台中市長要換人換黨做，是台中市民的期待，他有信心一定能代表民進黨贏得明年台中市長這關鍵的一役，讓台中市民看得見台中的希望。

林佳龍表示，2010年台中縣市合併，應是台中縣重新翻轉的良機，但是胡志強執政十幾年來，不緊是造成原市區的空洞化，也加速原縣區的邊緣化，為解決原縣區邊緣化問題，讓縣區能與市區均衡發展，解決之道首重「交通」，以鐵道交通運輸串連山海屯與市區，促進周邊區域人才與資源的流通，現在的「大台中鐵路環線高架捷運化」工程，就是他2005年所提出的大台中山手線，現在山線豐原大慶段即將完成，未來他擔任台中市長，會加速推動海線雙軌高架化以及東西向的大甲后里線和清水潭子線!台中山海線鐵路早日高架化、環狀化，讓縣區能與市區均衡發展。

林佳龍說，台中同時有海港跟空港存在優勢，但過去台中雙港與台中的產業發展關連性相當低，大台中有精密機械工具機等優勢產業，如果讓他當上市長，他會努力讓台中港成為「前店後廠 」、「海空聯運」、「境內關外」 的國際港。他指出，大台中雙港應該要定位為「大台中產業連結國際」的門戶，透過雙港與大台中山手線及其他運輸建設的整合，港區深層加工腹地及機場周邊設施的擴充，達到「台中產業從台中出口、國際商旅從台中進入」的功能，台中才能發展，海線也才能真正繁榮。

林佳龍指出，「團結」是這次市長選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目前各方民調都顯示，他是最有機會打贏胡志強的人選，所以不只是民進黨同志，連台聯立院黨團總召許忠信與議員高基讚，都希望他能代表打贏初選，並在大選中能夠勝出，綠營要大團結；近日媒體報導的民調，不是任何人可以操弄，任何有公信力的調查或對手提出民調，都值得參考，因為這次的選戰，最重要的是找出能贏過國民黨的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