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文社與《台灣文學》略考》
發行日據時代代表性文學雜誌《台灣文學》的啟文社,是由張文環、陳逸松、王井泉以及中山侑等人於1941年5月共組的出版社。由於不滿日本皇民作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於是於1941年5月27日創辦了《台灣文學》。
舊址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的啟文社,比對之後,非常意外地發現竟然與蔣渭水大安醫院同址!當年的大安醫院一共同時有三個門面,舊址對應了延平北路二段上的義美延平門市(29號與31號)、行冊(33號)與廣隆進菁仔行(35號)。
《臺灣文學》為季刊形式的雜誌,共發行了10期10冊。發行資金由王井泉、陳逸松、張清港援助,主要主編為張文環,中部地區由《臺灣文藝》發行人張星建負責、南部地區由鹽分地帶詩人吳新榮負責;從創刊號至1942年7月11日的第2卷第3號由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代理,之後轉由現址約於延平北路一段62號,舊址位於上奎府町2丁目24番地的清水書店代理販售。隔年1943年7月31日第3卷第3號秋季特輯號,再改由台灣文學社發行。同年11月13日於現今中山堂的公會堂召開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後,呂赫若主編的《臺灣文學》終刊號第4卷第1號,於12月25日發行後停刊。
出版僅有短短兩年餘,《臺灣文學》卻囊括了日據時代最活躍的作家們作品,諸如賴和、楊逵、呂赫若、龍瑛宗與黃得時,當中也不乏日籍名家西川滿等。張文環的著名創作《閹雞》刊於1942年7月11日的《臺灣文學》第2卷第3號,王昶雄的代表作《奔流》則收錄於1943年7月31日的第3卷第3號,同期並收錄了張冬芳翻譯的老舍《離婚》。
除此之外,《臺灣文學》並力邀台灣最著名的畫家參與,包括林玉山、林之助、楊三郎、李石樵、李梅樹、陳春德與日本桑田喜好等等,創刊號封面為李石樵所繪。
曾經代理《臺灣文學》的日光堂書局與啟文社同樣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根據蔣渭水後人蔣朝根說法,蔣渭川的所在位於這個舊址三開間最北邊的一戶,比對現在地址,應為現今廣隆進菁仔行的位置,延平北路二段35號。
再對照《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當中可見蔣渭水文化書局的標示,而在蔣渭水於1931年8月5日離世後,蔣渭川於1934年於原址開設日光堂書局,隨後的《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與《1936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皆能見到日光堂書局的標示。
往後的古籍地圖雖然沒能覓得啟文社的標示,但是從地址能夠確認從前的所在與現行的對應位置——蔣渭水的大安醫院與義美食品延平門市。
至於啟文社會位於這個地址?按照邏輯推論,他們或者是商請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照應協助,畢竟《臺灣文學》最初的五期皆由日光堂書局代理發行,全部在同一地址編輯製作可能時效更加倍迅速;也或者,啟文社只是單純在這裡和他人共享了一個辦公空間?
真相還待後人嚴謹考證,可是一個地址竟然能夠囊括台灣的文學、醫學、民主以及美味,真是太讓人驚訝了呢。
楊逵代表作 在 台灣回憶探險團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歷史上的今天】
1985.3.12 文學家、社會改革者楊逵逝世
楊逵1906年出身臺南新化,為日本時代農運、工運、文藝等運動推動者,為臺灣新文學的代表作家,日本時代曾以《送報伕》(日文:新聞配達夫)一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是當時第一位成功進軍日本文壇的臺灣作家。同時他為了爭取臺人權益長期投身抗爭,多次遭拘捕。
戰後日本政權終於離開了,沒想到新來的中華民國卻更加惡劣。一年多之後的1947年,臺灣經歷了二二八大屠殺,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社會情勢緊繃。而對岸的國共內戰,局勢也逐漸明朗。
1949年1月,蔣介石政權兵敗已如山倒,隨時可能逃竄臺灣引來戰禍。就在這個敏感的時期,楊逵執筆寫下了《和平宣言》,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內戰、還政於民、保障言論以及集會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分配不均等等,避免戰禍波及臺灣,期待使臺灣成為「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這份宣言經由上海《大公報》的刊載,輾轉流傳到了臺灣省主席陳誠手上,使他大為震怒,隨後楊逵便在四六事件中被捕,1950年5月10日,楊逵被判刑12年,直到1961年才自綠島獲釋。
楊逵在《我的文學歷程中》回憶《和平宣言》,提到日本政府再嚴酷也必須依法辦罪,抗爭頂多也只坐牢二十幾天,回到「祖國懷抱」後,五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讓你坐牢12年,一字可換五天牢飯,這可能是「全世界優渥的稿費」。
1961年出獄後,定居臺中市郊持續寫作,1979於《美麗島》雜誌創刊時擔任社務委員,反對黨國威權體制,1983獲吳三連文藝獎和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
1985年3月12日,一代文學家、社會改革者楊逵辭世。
圖:楊逵戰後隔年感嘆臺灣在中華民國政權治下的悲慘,寫下「為此一年哭」一文,翻攝自臺灣歷史博物館「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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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
1985.3.12 文學家、社會改革者楊逵逝世
楊逵1906年出身臺南新化,為日本時代農運、工運、文藝等運動推動者,為臺灣新文學的代表作家,日本時代曾以《送報伕》(日文:新聞配達夫)一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是當時第一位成功進軍日本文壇的臺灣作家。同時他為了爭取臺人權益長期投身抗爭,多次遭拘捕。
戰後日本政權終於離開了,沒想到新來的中華民國卻更加惡劣。一年多之後的1947年,臺灣經歷了二二八大屠殺,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社會情勢緊繃。而對岸的國共內戰,局勢也逐漸明朗。
1949年1月,蔣介石政權兵敗已如山倒,隨時可能逃竄臺灣引來戰禍。就在這個敏感的時期,楊逵執筆寫下了《和平宣言》,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內戰、還政於民、保障言論以及集會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分配不均等等,避免戰禍波及臺灣,期待使臺灣成為「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這份宣言經由上海《大公報》的刊載,輾轉流傳到了臺灣省主席陳誠手上,使他大為震怒,隨後楊逵便在四六事件中被捕,1950年5月10日,楊逵被判刑12年,直到1961年才自綠島獲釋。
楊逵在《我的文學歷程中》回憶《和平宣言》,提到日本政府再嚴酷也必須依法辦罪,抗爭頂多也只坐牢二十幾天,回到「祖國懷抱」後,五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讓你坐牢12年,一字可換五天牢飯,這可能是「全世界優渥的稿費」。
1961年出獄後,定居臺中市郊持續寫作,1979於《美麗島》雜誌創刊時擔任社務委員,反對黨國威權體制,1983獲吳三連文藝獎和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
1985年3月12日,一代文學家、社會改革者楊逵辭世。
圖:楊逵戰後隔年感嘆臺灣在中華民國政權治下的悲慘,寫下「為此一年哭」一文,翻攝自臺灣歷史博物館「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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