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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by 物流老司機
[零:前言]
近一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航空客運幾近停擺。人流嘎然停止,四肢癱瘓,物流卻像顆不放棄的心臟,持續跳動朝四面八方輸液,替全世界的經濟保住一線生機。在油價走跌的加持之下,各家航空公司的貨運業務逆勢竄起,成為營收與獲利的重要支柱。全球30大航空公司裡,僅有四家業者有獲利,台灣的華航和長榮就佔了榜單上的兩個名額 ,貨運部門從深夜墊檔節目躍身成熱門八點檔,組員的生活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敝公司擁有18架747貨機,數量居全球之冠。這架經典的空中皇后,機艙胃納量大,也因為貨運的榮景,迎來遲暮之年的第二春。以下所提的貨機組員,皆是以747機隊飛行員為例。
貨機大部分是往美國飛的越洋長程航班,就算是偶爾穿插的區域短班,出發時間也多在半夜。組員晝伏夜出,活動範圍離不開貨機坪,也甚少進入旅客的視線。身處同一間公司,掛著同一個職稱,穿著同一件制服,客機組員也不見得了解貨機機隊的生態。
若要剖析貨機組員的生活,不外乎從這幾個關鍵字下手:[班表]、[外站]、[安克拉治],還有無可避免的[隔離]。組員背景天南地北,男女老少或有差異,但八九不離十,生活和話題都脫不了這幾個重心打轉。
[一:班表]
無論客貨機,無論長短程,每個月的一張班表,主宰了組員30天內的生活。生活兩個字筆畫不多,但鉅細靡遺,包山包海,充滿各種變數。
如果班表是一道料理,那麼熬夜和時差,就是長程機隊飛行員的主菜,無從替換,也往往是雙品招待。
同是吞著熬夜配時差,但客機和貨機組員吃的菜色不同,滋味更是南轅北轍。長程客機的派遣,多是單點來回,例如直飛紐約、法蘭克福、雪梨,在當地休息一到三天不等,然後飛回台北。貨機的派遣模式較為複雜,飛往美國內陸的停靠航點較多,天數也拉得較長。舉例來說,貨機組員出門派遣一趟的班表常常是這樣:從台北飛大阪,落地中停2小時,繼續從大阪飛安克拉治,在安克拉治休息40小時,飛去芝加哥中停2小時接著飛西雅圖,在西雅圖休息18小時,然後飛回台北。
離家飛個長班,以下例子是客貨機的差異,一目瞭然:
客機:台北-紐約-台北
貨機:台北-大阪-安克拉治-芝加哥-西雅圖-台北
疲勞很難量化,不同機隊之間的作息也無從比較,但貨機組員的班表較為複雜,航點也較多,起降比較頻繁,隨之而來的風險也較高。另外,貨機組員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在美國內陸各航點間的時差。以安克拉治為基準,西雅圖快了1小時,芝加哥快了3小時,紐約快了4小時。組員在多航段執勤後,在不同外站休息後,必然會面臨跨時區的副作用,就是日照時間與生理時鐘的紊亂。
[二:外站]
如何在外站調整作息,也算是組員工作的一部分。無論身處東西半球,在外站下班之後,得在或長或短的休息時間內,想方設法讓錯亂的生理時鐘重開機。如何實作,人人自有心得,各憑本事。文的武的方法不拘,只要在下一次上座時,在握住操縱桿之前,能夠撐起眼皮敲醒腦袋進入飛航模式,那就是好方法。
客機會停靠的外站,無非是觀光勝地,或是人聲鼎沸的都會區。疫情之前,組員在外站能抽空遊歷知名景點,跋山涉水尋幽訪勝,品嚐四方美食,體驗異地風情,這是辛勤工作之餘的福利,一點小小的犒賞。就算只是暫時離開旅館,在市區搭車或鄉間散步,讓風景流轉,也是種調劑與沈澱,好轉換心境迎接下一趟任務。
對貨機組員來說,常會頻繁飛往美國內陸各大貨運站。最具代表性的外站,就是安克拉治。無論搭配的是紐約、亞特蘭大、芝加哥或邁阿密,安克拉治都是必經的門戶。ANC三個字未曾缺席,按月換個日期烙印在班表上,有時候一個月還得造訪兩次三次。貨機組員的第二個家,就是安克拉治。
[三:安克拉治]
飛機航程越遠重量越大,飛行時耗油就越多。以747貨機為例,受限於最大起飛重,在油箱加滿的情況,可以飛到13小時左右,但只能裝進約七成滿的酬載(Payload,賺錢的貨物重量)。若要增加酬載,勢必要減少飛時,不能飛得太遠。簡言之,載得重就飛不遠,要飛遠就得減重。
因此位在阿拉斯加,離台灣約8個半小時的安克拉治,就是一個很好的中停點。安克拉治人口數和新店差不多,機場貨運量卻是全球排名第五大。Fedex和UPS是主場,華航、長榮、大韓、國泰都是常客,AN-124偶爾出沒,運氣好一點還能遇到全球最大運輸機AN-225。飛機從台北出發時可以裝滿酬載,在安克拉治落地補足油料後,接著往美國其他航點移動,例如6個小時外的紐約,7個小時外的邁阿密。除了位在美西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要飛往內陸或東岸的航點,飛機大多以安克拉治當作進出的中停點。
機坪內偶爾會出現三架自家貨機比鄰的景象,例如左邊的從大阪飛來要再戰芝加哥,中間的要先飛邁阿密再折返跑去西雅圖,右邊的打了一趟紐約來回終於要踏上歸途朝台北前進。此起彼落,你來我走,輪番上陣排隊卸甲,燒肝打拼都是為了把滿機腹的酬載平安送到目的地。
飛機地停加油,只消數十分鐘後即可再度升空,不曾聽過機器有過半句怨言,但人總得闔著眼伸直腿睡覺。飛機齊聚一堂有多熱鬧,就有為數不少的組員得在此落腳歇息,進出安克拉治皆然。至於能在旅館裡待多久,端看手機螢幕裡那一個小方塊,班表APP來決定。有時是三人派遣的底線,18個鐘的休時。有時則在房內欣賞了兩次晨曦晚霞,待了近48小時才往下一站前進。
人是動物,籠子關久了難免想伸展筋骨透透氣。由於造訪頻率高,留宿時間比其他外站來得長,若在安克拉治沒有些嗜好,時光肯定特別難消磨。除了日常的上街採買覓食,這裡地廣人稀,往深郊野外跑是再合理不過的。偶遇前輩分享安克拉治的外站生活,說道在這塊景緻優美的自然勝地,登山健行,騎馬滑雪,坐船看冰河,野溪釣鮭魚,戶外活動包羅萬象,聽者常心生嚮往。
但疫情爆發,世道丕變,一個四季都還沒輪完,這些軼聞趣事突然變得遙不可及,像是曾祖母的兒時照片一樣斑駁難辨。無論哪個外站,所有未曾探訪之勝地,未及體驗之樂趣,未能品嚐之珍饈,一夕之間都封印成旅遊書上的一行行墨漬和一幀幀相片插圖,只剩銅版紙的氣味飄著活著。
[四:隔離]
病毒橫空出世,是前所未見的兇猛對手。疫情初始,各國政府只能在節節敗退之際,盡快釐清病毒的底細。有的採取群體免疫想和病毒自然共存,有的端出各項封城管制的措施,期盼在經濟窒息之前能先把病毒悶死。效果不一,但大多數國家的醫療資源和經濟活動都受到病毒重擊。台灣在初期反應迅速,守下第一波攻勢,決戰邊境,把損害控制到最低程度。但若是每個執勤返台的飛行組員,入境後都要隔離14天,航空公司很快地就會面臨無人可調派的窘境。
幾經波折與轉彎之後,疾管署和航空業者協調出一套模式,在防疫和營運間取得平衡。
組員從公司勤務報到開始,全程配戴口罩,視客貨機需求著配護目鏡或隔離衣,抵達外站後專車接送,入住旅館期間不得外出,不與當地民眾接觸,僅透過外送或客房服務方式用餐,返台後自行駕車、專車接送返家,或是入住防疫旅館,不得搭乘大眾運輸。貨機組員三天內/客機組員五天內居家檢疫,不可外出或派飛。14天內自主健康管理,不出入人潮眾多景點或參加大型集會。
概念是這樣的,對疫情互信的國家之間有旅遊泡泡。組員在本站和外站之間,就是個執勤泡泡。若能落實各項防護措施,與疫區的生活圈隔絕,讓染疫的風險能被降到最低,那麼在三天/五天居家檢疫期間渡過之後,組員就能夠離開家門或檢疫旅館,回歸社區生活。
組員返台後手機沒有被追蹤定位,在外站時也沒有早晚點名確認是否擅自外出。這套模式從春季運行至今,除了公司各單位的後勤支援,仰仗的是客貨機無數班值勤組員的自律,以及對自身工作的責任感。大家有共同的目標,離開國門時保護自己,回到台灣保護我們的家。
海外各國動輒停班停課,關餐廳封城,確診數不斷攀升第二波第三波。 2020年的台灣,宛若世外桃源,馬照跑舞照跳,除了無法出國旅遊,沒什麼特別。為了保護家園不受侵擾,疾管署、各家業者、頻繁進出疫區的第一線組員,大家都在不同戰線和病毒長期對抗。與此相比,泰山與鴻毛之輕重,被關在外站旅館隔離,失去移動的自由,其實也不足掛齒。
[五:疫情之後的外站]
自此開始,組員的外站生活不再立體鮮明,只剩二維空間的兩點一線。機場一點、旅館一點,還有往返接駁的車程拉成一線。對貨機組員來講,就是從安克拉治繼續往外延伸的更多點和線
疫情嚴重的城市,例如紐約,也取消外站駐防,就改成從安克拉治派遣飛來回,但所需飛時較長,落地之後的休息時間也必須拉長。另外為了減少返台次數,貨機組員也會以安克拉治為出發點,派遣兩次內陸航班後再返台。
在旅館大廳偶遇時,問候語不外乎是:
「你是飛來還是回台北?」
「我接下來飛亞特蘭大,你從芝加哥回來嗎?」
「你還要在這裡待幾天?」
一個疫情後的班型如下:
台北-安克拉治(住)-芝加哥(住)-安克拉治(住)-紐約(中停)-安克拉治(住)-大阪(中停)-台北。
從台北派遣一趟,出門八天打了七腿,安克拉治住了三次。飛行里程足以繞地球一圈,但除了機場和旅館,哪裡也沒去,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不該去。
疫情之後的外站,除了熬夜和時差,還多了COVID-19這個隱形魔王,得矇著眼和他打擂台。從外站落地開始,接過的每一份文件、摸的每一扇門把、送到房間的每一份餐點、頭靠的每一顆枕頭,不用酒精噴霧伺候都覺得心虛,深怕一次疏漏就讓健康和職業生涯同時劃上句點。若聽到遠方傳來隱約的咳嗽聲,隔著口罩都想收著鼻翼抿著嘴。
自此,所有的外站糊成一個大麵團,形狀全都是一個模子印的,味道全都是一只雜燴鍋煮的。外站就是一個七坪大的房間,一張得噴酒精消毒的床,一扇晨昏顛倒的窗,一具上班前會鈴鈴作響催命符的電話。組員們自力更生,自樂自得,每個人斜槓再斜槓,文組追劇閱讀,武組瑜伽健身,學習與自己相處,學習面對被迫離群索居的孤獨。
計時結束,服刑期滿,走出這扇門遲早得回頭。往下一站或下兩站移監的車程,反倒是令人期待的旅途,一趟小確幸。
腳下踩的是安克拉治夾著樹葉的積雪,不是帶著污漬的陳年地毯。屁股坐的是芝加哥霓虹燈光加長禮車,不是硬邦邦的旋轉辦公椅。眼睛看的是高速公路旁的西雅圖楓紅,不是了無生趣的旅館停車場。耳朵聽的是機坪上貨盤車嘎拉作響,不是一片漆黑裡嗚噎整夜的旅館空調。
進到駕駛艙後就是小小的烏托邦,以金屬蒙皮築牆的理想國。艙門關上,油門一推,飛機離地後跟著把所有的顧忌和擔憂拋在腦後。腳下是病毒統治的塵世,三萬英呎的雲隙還是天空,曬得皮膚發痛的還是陽光,讓人昏昏欲睡的還是黑夜。和過往的2019、2018沒有兩樣,還是起降巡航,還是一桿兩舵,除了臉上多了張口罩,疫情沒有在這裡改變什麼。
直到,落地開了艙門,COVID-19說,歡迎回家。
向櫃檯領了鑰匙,房門哐啷一聲關上,換個外站,計時重新開始。熟練地將房間內消毒一遍,確認每個開關按鈕把手都鍍上了酒精,才能寬心摘下口罩呼吸,躺在陌生的又熟悉的床上休息。隔離週而復始,直到班表大人批准返台。如果運氣稍差,班表稍微凶險一點,可能會在返台三天檢疫期滿後,隔沒一天又被派遣安克拉治,然後繼續飛美國內陸班。那麼將會是有整整兩個禮拜,除了勤務派遣時間以外,組員都得在家裡或旅館內隔離。
一如傳世名言:「我不是在隔離,就是在往隔離的路上。」
離台灣七千公里外的安克拉治,冬天日照只有六小時,零下十度是家常便飯。旅館內隨時都有三四組貨機飛行員駐防,在客房內或睡或醒或彌留,靠著Ubereat和Line便當群組外送供應三餐。入住時來自四面八方,離去時目的地不一,退房兩天內又拖著行李箱掛著黑眼圈,鬼打牆一樣現身在旅館大廳迎接另一段隔離。
這就是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六:寫在案例765之後]
和歐美國家不同,17年前的我們經歷過SARS,對於病毒和口罩有著熟悉的共同記憶。戒慎恐懼,是全民防疫成功的關鍵。但蛋殼再密也有縫,身為全台灣唯一頻繁進出疫區的族群,機組員成為防疫的破口,彷彿是種宿命,早破晚破的問題而已。本土0確診的天數拉得越長,破蛋之後,輿論的後座力就越猛烈。
曾經被譽為天空國家隊,客貨機組員不分彼此,都持續肩負著運送防疫物資的重任。而在嚴峻的疫情之下,貨運同仁依然全年無休,倉庫24小時燈火不滅。機坪上永遠都鋪滿貨櫃,等著一趟趟貨機往返消化。這個海島國家能夠物暢其流,進出口轉運順暢,組員多少也透過操縱桿出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案例765-紐籍機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的機組員,猶如身處中世紀的歐洲,被視為滿街散疫的過街老鼠,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可以舉辦公投,組員返台後隔離14天的方案,應該會是毫無懸念地高票通過。
在被輿論的口水戰淹沒之前,必須先理解一個事實。在這253天內,無論是當天來回或是過夜班,無論是載客或送貨,敝公司就有一萬五千個航班飛回台北,全台灣加起來有超過兩萬個架次的組員,在這段期間接觸旅客,進入疫區過夜再返台。
這麼龐大的航班數量,這麼多的人員反覆進出疫區,返台後並沒有隔離14天,為什麼在過去的253天內,可以維持本土的0確診?
如果現階段的執勤泡泡,各項防護措施效果不佳,讓組員在執勤時避不了染疫,那麼在這兩萬多個航班內,應該會有一定比例的機組人員中鏢。不會人人都是無症狀感染者,也不會每個人居家檢疫期內就保證痊癒。經過九個多月後,疾管署應該會收到一堆居家檢疫通報有症狀,篩出一堆確診的組員。或是組員染疫而不自覺,經過三天/五天後無論是外出或執勤,再度傳染給其他人。台灣不會保持這麼久的本土0確診紀錄。
如果在案765之前,台灣的社區是乾淨的0,那麼也是間接證明,過去九個多月以來,這樣的執勤泡泡模式是有足夠的防護力。台灣並沒有來源不明的社區感染,也沒有一堆機組員在居家檢疫時發病確診。組員最有可能染疫的源頭就在國外,與當地生活圈隔絕是最直接的方式。源頭不防堵,就算延長回台後的隔離天數,再補上執勤前的篩檢,也是治標不治本。
重點是組員執勤時,有沒有確實配戴口罩,落實自我健康管理,以及在外站時各項防護措施是否嚴格執行。
眾家媒體披露,該位紐籍機師執勤時不願意配戴口罩,也不配合疫調,甚至不是第一次在外站擅自離開旅館,同事通報公司也沒得到積極處理,那為什麼要為了個案改變通則,連坐處罰過去253天戰戰兢兢執勤的無數組員?若是又有組員7天檢疫後確診,是否要上調到14天?若是有旅客檢疫14天後才發病確診,疾管署需不需把旅客入境隔離上調到20天呢?
現在應該關注的是事件的調查結果,若是紐籍機師在外站沒有離開旅館,執勤時一切合規,結果還是不幸染疫,那麼現行的執勤泡泡得通盤檢討,確認在外站的哪個環節是防護的弱點,接車司機生病、旅館消毒不周、外送餐食人員疏失、病毒變種後傳染力變強,都是可能的原因。找出造成感染的根本原因,才能據此改進。若沒有從源頭防堵漏洞,過一段時間後累積足夠的航班量後,還是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的組員染疫案例。
輿論看到的是253天的0,我們看到的是兩萬多個航班的0。
沒有人希望看到0變成1,因為我們很清楚,若是疏於防備,幾週之內,1就能變成難以置信的數字。這麼多架次之後維持的0,隱藏的是無數客貨機組員的心理壓力。進入疫區小心翼翼,返台後就算檢疫期滿仍不得鬆懈,時刻注意自己是否有流鼻水、腹瀉、肌肉痠痛等症狀。鎮日精神緊繃,深怕自己已成病毒溫床,不慎將病毒帶進社區造成大規模傳染。居家檢疫期對家庭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反覆陷於隔離的處境,對組員的身心狀況,難免都會有負面且長期的影響。
熬夜、時差、隔離,就是這一年來組員生活的三元素,在全球航空業如此困難的時刻,能夠換上制服領著班表出勤,已是萬幸。
檢疫規定也隨著國際國內疫情調整,昔寬鬆今嚴峻。待疾管署一聲令下,公司頒佈細則,組員只有逐條遵循,以免自己成為防疫破口,賠上健康也壞了名聲。但案765的事件,帶來了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風行草偃,組員動彈不得,無力辯駁。明明執勤時很謹慎,返台後都很自律,在規定的檢疫期滿才離開家門用餐採買,卻還是有種莫名的罪惡感,覺得自己是個通緝犯,只是還不曉得犯了什麼罪。一旦確診染疫,馬上回溯14天丟石判刑。
天下大亂的2020年還沒過完,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已在2021年埋伏,超前部署蓄勢待發。這是一場寒夜裡的越野馬拉松,疫苗的成功研發,還沒完全帶來曙光,在病毒追擊前,我們得摸黑找到終點存活下來。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只差沒刺在背上,提醒自己沒有退路。在世界恢復平靜之前,能再走多久的0就交給老天爺了。
松野千冬名言 在 Dung Kai-cheung 董啟章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明周專欄:我死,故我在
說起笛卡兒,人人都知道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此語第一次出現在他以法文寫成的《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原文為”je pense, donc je suis”。後來在《哲學原理》(Prinicipia Philosphiæ)(1644)中再以拉丁文表述為”ego cogito, ergo sum”,簡稱為”cogito, ergo sum”,英文譯作”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個句式往後成為了哲學史上最常被惡搞的對象。「我X,故我在」的玩笑層出不窮,大家不妨自行創作。
至於真的讀過笛卡兒的人,可能不多。甚至把他批判得體無完膚的人,也很可能沒有細心讀過他的著作,最多是翻翻《談談方法》和《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大家感興趣,又或者是集中攻擊的,是他的形而上學。但是,笛卡兒從一開始,研究重點其實在自然哲學或物理學(即後來廣義的科學),而他到了命終之時,最重視的也是自己在這方面的成果。
笛卡兒在一五九六年生於法國中產家庭,家族多從事法律職務,可以說是國王的法務執行官。此類職位可以用錢購買,之後收入終身無憂,屬於「第三等級」中之高層。(法國舊王朝社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為貴族,第二等級為神職人員,餘為第三等級。)笛卡兒大學畢業後,也曾多次考慮走這條路。在猶豫不決之際,他決定離開法國,見識這個世界。他加入過軍隊,當過紳士士兵,但似乎未曾參與實戰,只是乘機四處遊歷,有點像今天的工作假期。期間結交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數學,以至光學等。
他一六二九年移居聯合省份(即以荷蘭為首的七省聯合共和國),一住便是二十年。他的所有哲學和科學成果,也是在這二十年間產生。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不停更換居住地。在荷蘭便住過七、八個城鎮,地址也很不確定。他的理由是逃避社交的打擾,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同時維持着一個有效的通訊網絡,讓他跟當代學界保持聯繫,獲知最新動向。他的一個主要通信人,是巴黎的梅森神父(Marin Mersenne)。此人亦是博學家,交遊廣闊,有「歐洲郵箱」的稱號。笛卡兒給人一個避世的隱居者的形象,連對梅森也不告知對方自己的地址,信件往往要經過多番的轉遞。
從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三年,笛卡兒潛心寫作一部自然哲學巨著,名叫《世界》(Le Monde)。《世界》的第一部分為〈論光〉,是通過對光的性質的探討,去推出他的物理學,即物質的構成、物理運作的規律,以至整個宇宙的生成過程。那是極具野心的一部著作,提出的是嶄新的宇宙機械論。此書第二部為〈論人〉,以第一部分的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人體機械論,以及靈魂和身體的二元論。後者所說的是,人的生理部分是機械性的,跟動物或自動人偶(automaton)沒有分別,但人具有理性,而此理性即人的靈魂。所以,「人」的定義是機械肉體和理性靈魂的結合。笛卡兒認為,兩者的接合點在腦部的松果體。
一六三三年中從羅馬傳來了壞消息。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即教會認可的托勒密地心說和哥白尼的日心說)被宗教裁判所查禁,伽利略被控以「違反教義和道德」及「高度懷疑為異端」被囚禁。笛卡兒立即終止了《世界》的寫作,甚至一度考慮把手稿燒毀,後來決定把它藏起來。往後無論朋友如何勸誘他,他也拒絕把它公開。他不願意成為真理的殉道者。但是,他還是忍不住把當中的一些不觸及教義的部分,以分拆形式發表。他的第一部出版的著作《談談方法》,主角其實是當中的〈屈光學〉、〈流星〉和〈幾何學〉三篇科學論文,而行文鬆散的〈談談方法〉只是前言。但是,後世幾乎都把三篇論文刪除,把序言當作獨立著作出版。
笛卡兒明知自己的物理學是不容於教義的,所以他千方百計去說服教會,自己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搞起形而上學來。於是便出現了一個科學家不應該染指的神學辯解《第一哲學沉思集》。他試圖以理性證明靈魂的存在和不滅(「我思故我在」,所以靈魂可以獨立於身體感官),以及神的存在。很可惜他在一開始便採用了懷疑論的方法,然後才一一把懷疑破除。這令一些批評者認為,他反而給予懷疑論者太強的火力,削弱了讀者對信仰的信心。他的論敵甚至認為,他根本就是個偽裝的無神論者。
可以說,笛卡兒在世時既嘗試討好教會,但又希望以偷龍轉鳳的方法,以他的一套新式學說取代過時的經院哲學。這做法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惹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爭議,令他為自辯而疲於奔命。而他最在意的科學研究,卻沒有完整發表的機會,已發表的也沒有得到很高的評價。到了他生命的後期,一直驕傲自信的他的確變得有點心灰意冷。可能是因為這樣,他在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的多番邀請下,終於答允了那趟「致命」的旅程。
一六四九年九月,笛卡兒從阿姆斯特丹上船,前往斯德哥爾摩。能成為一個女皇的私人哲學導師,無異於找到一個強大的贊助者,是以後發表著作的堅固後盾。但是,在出發前笛卡兒已有不好的預兆。他把重要的書信和手稿託付友人,並交代了自己的後事。克里斯蒂娜把哲學課的時間定在清晨五點,這對於懼怕北國嚴冬的笛卡兒來說是極大的折磨。一六五零年二月十一日,笛卡兒在瑞典因肺炎病逝。
《世界》於笛卡兒死後由追隨者整理,於一六六四年出版。隨後便開始了崇尚理性的啟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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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跑步生活 12 #專欄
不愛喬丹 I can't love Jordan
在我20年前國中屁孩時期,很喜歡打籃球,還曾經夢想成為籃球員,看見同學穿喬丹鞋也都莫名的羨慕,如果能穿上喬丹11代在學校走路都能像艋舺裡的太子。但至從跑步後,足部腳底的感覺變得越來越敏銳,才發現原來籃球鞋又重又硬,除了能吸引正妹目光要電話比較方便之外,可能連拿來走路都不太適合。
喬丹一直以來是世間人們心目中的神,但很抱歉,在跑步的世界Steve Prefontaine才是神,Prefontaine熱愛長跑、在酒吧打工、住在拖車裡,在大家還在夜唱、夜衝、打麻將的時候,他21歲便參加奧運田徑五千公尺,但卻在24歲車禍意外中往生,要不然他可以再去一次奧運。而他所創下的長跑紀錄早就被打破,但大家依然愛他、無法忘記他,連GinOy 歐陽靖(Official)都把Prefontaine的名言:「The best pace is a suicide pace, and today looks like a good day to die.」刺在手臂上,就如同喬丹很多紀錄也早被突破,但籃球迷就是無法忘記喬丹,連Kobe也無法取代他。
Prefontaine是第一位穿Nike跑鞋的運動員,而Nike的第一雙鞋就是跑鞋。在眾多跑鞋中,我最喜愛的公路跑鞋是NikeZoomStreak系列,很多初學跑者會覺得厚底的跑鞋雖然避震較好,但重量相對也比較重,而選高階的超輕量馬拉松鞋LunarSpider系列,跑完又覺得小腿肌肉很痛,而其實LunarSpider LT+與ZoomStreak兼具了輕量與避震,對於肌肉、韌帶、軟組織還不夠強壯的初階跑者是相當適合的。年初我選擇在清境農場嘗試冬季移地訓練,就是穿著ZoomStreak5從翠峰一路上坡11公里跑到昆陽,在服務站偷喝了兩杓關東煮的熱湯後,踏著雪、淋著雨,再連續下坡21km回到清境農場旅遊服務中心,總共32公里的上下陡坡長跑。
但是,ZoomStreak賣的價格與銷售量始終敵不過Flyknit,因為Flyknit輕量又穿搭有型,而同為Zoom氣墊的Pegasus也價格較高、買氣旺盛,所以Streak總是先被犧牲為特價促銷鞋,但也是因為大眾市場的關係,例如在日本已經出了好幾個月的Lunarspider6台灣就買不到,像我這類追求跑快又要帥的競技型跑者,買專業裝備其實很困難的。
這次Pegasus32Review與Streak5在鞋舌上都印上了Nike XC的標誌(其他的Pegasus32是沒有印的),XC就是越野賽Cross Country的縮寫,台灣雖有Nike女子路跑,但從未辦過Nike XC(十年前還辦過Nike公路接力賽),因台灣多屬高山地形,越野賽都是Trails的山徑越野跑,所以光是鞋舌上印有Nike XC的LOGO,簡直就像是抽中Max95復刻版的興奮。
很抱歉喬丹,我真的無法愛你。
#張嘉哲